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覆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救藥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著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四、忽到龐公棲隱處
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仙逝。我跟友人們在一陣慌亂之後，終於證實了噩耗。我往余府打電話，未能接通，無聲仿佛就是告別。掐指已三十年，只覺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風，享受的豐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盡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難中得到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堅實慷慨的扶助，恩德重於山。這一番普林斯頓的際遇，一位大師級學人賜予我們的，不止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運。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簽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里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里。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饑似渴，驚嘆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蹟；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知"天蠻地荒"，也看慣了"衰翁變奼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