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偃旗息鼓的末期；我呢，也早已不是什麼都不懂的曲魯海農村孩子；因而，對父親的警告，我根本不以為意，對父親警示的災難性後果，也是右耳進、左耳出。
小區里另一家維吾爾人孩子，和我一樣，也是從農村到哈密鐵路地區來上漢語學校的。他作為我在這個鐵路小區里唯一的維吾爾朋友，我們倆無話不談；他告訴我，他們家也經常偷聽「解放電台」的維吾爾語節目。
再後來，毛澤東死亡。伴隨整個中國政治形勢的鬆動，東突厥斯坦各民族也開始慢慢地、謹小慎微地復甦自己的文化。當時，那些被禁的維吾爾民歌，開始在各種私人聚會場合出現。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帕夏·伊夏還在東突厥斯坦，她是因為她演唱的一些歌曲，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歌曲被禁唱、禁聽。而聰明的阿布都熱伊穆·阿赫默迪，則早早地就逃離了東突厥斯坦。
再往後，伴隨所謂「四人幫「的打倒；和中共其他統治區一樣，在哈密鐵路地區，隨著錄音機的傳入，各種香港、台灣流行歌曲的錄音帶也開始偷偷傳播，我們這些處於青春萌動的少年，開始了偷聽鄧麗君、張帝等港台「靡靡之音」的時代。伴隨這些被禁歌曲的優美旋律和飽含深意的歌詞，我這個維吾爾民考漢，開始探索個人的人生之路，維吾爾民族的復興、自由之路。
現在回頭看，在那個充滿了虛假希望和承諾的年代，處於少年氣盛的我以為，維吾爾人偷聽敵台的時代永遠結束了，偷聽被禁歌曲的時代永遠不會再來了。
然而，現實很冷酷，維吾爾人在享受了一段短暫寬鬆時代之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突厥斯坦又慢慢地被中共一步一步地強行拽返不能讀被禁書籍、不能偷聽敵台、不能偷聽被禁歌曲的，處處是禁忌之恐怖時代。
有意思的是，90年代中期，石河子開辦經濟廣播電台，公開考試招聘廣播員，我以優異成績過五關、斬六將獲選。為了培訓我們，石河子電台把我們送到烏魯木齊經濟廣播電台學習一周。
在培訓期間，我得知坐落於烏魯木齊南昌路的烏魯木齊經濟廣播電台，以前是中國政府用以干擾蘇聯「解放電台」的干擾中心。也就是說我爺爺、奶奶和叔叔們，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維吾爾人，冒著生命危險，為了聽那些哀婉悠揚的維吾爾民歌而收聽敵台時，那些煩人的電波呼嘯、吱吱呀呀的干擾聲，就是來自這裡。
出師未捷身先死！東突厥斯坦的政治形勢，維吾爾人的命運，就如我在石河子電台夭折的廣播員生涯，好戲還未拉開序幕，就進入了悲哀的尾聲。
我又和大多數維吾爾人一起，又開始了偷聽敵台的時代。這時候的敵台，不再是蘇聯的「解放電台「，而是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半個小時的維吾爾語廣播。
我先是買了一個香港產的90多元人民幣的「德聲」收音機，因為有人告訴我，收聽自由亞洲維吾爾語廣播，「德聲」收音機功率最好。然而，一段時間後，中國政府對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語部新聞的干擾越來越強，越來越頻繁；經常是節目聽到一半，噪音就將播音員的聲音淹沒了。
為了能及時得到有關維吾爾人的真實信息，我又咬咬牙，買了一個200多元人民幣的「德聲」收音機；該收音機能儲存不同的短波波段。當正在收聽的短波波段被干擾淹沒時，可以立即轉換到另一個短波波段收聽；當時，不僅是我身邊漢人同事覺得我花200多元買個收音機太不值得，甚至家人也覺得我亂花錢。
但我覺得值得，我需要知道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兒，需要知道真相；當時，我對歌曲沒有了那麼大的興趣，只是偶爾聽聽而已。
再往後，逃離家鄉流亡，到美國；新聞自由了，但失去了家園。在異國他鄉，維吾爾語、維吾爾書籍和維吾爾歌曲，成了不可失去的鄉音，和連結維吾爾根的經典。好在，我們在國外的維吾爾人，至少可以聽任何一首想聽的維吾爾語歌曲，而不必擔心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滅頂之災。
但家鄉的維吾爾人就沒有我們那麼幸運了，他們可能會因為下載一首被禁歌曲而被抓捕，甚至判刑入獄；可能會因演唱被禁的歌曲而被重判，如年輕的維吾爾歌唱家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ali Ayup），和麥麥提江·阿不都卡德爾（Memetjan Abdukadir），倆人都因為其演唱的歌曲而被判重刑。
而且，更不幸的是，維吾爾聽歌者也好，演唱者也好，都不知道什麼時間，那一首歌就會被中共當局定性為禁歌。
漫長的寒冬暗夜裡，在沒有維吾爾歌聲、沒有維吾爾民歌的漆黑、死寂暗夜裡，在中共無處不在的層層網絡監控下的東突厥斯坦，不知到是否還有維吾爾人在偷聽被禁維吾爾歌星演唱的維吾爾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