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當我們驅車馳騁在寬敞的高速公路上，驚嘆於城市天際線的日新月異，享用著超市裡琳琅滿目的商品時，是否曾想過：是誰用布滿老繭的雙手，托舉起了這片繁華？又是誰，在貢獻了一生之後，卻在晚年陷入「勤勞一生，悲慘一世」的荒誕境遇？
這個群體，便是占中國人口近半數的農民或農民工。
他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者，是城市高樓的建設者，是「中國製造」的奠基者。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7億，他們占據了加工製造業的68%、建築業的80%、第三產業的52%，是名副其實的產業大軍主力。
從建國初期的「以農補工」到改革開放後的城鎮化浪潮，這個群體用最樸素的勤勞，為國家積累了原始資本，推動了工業化進程。可弔詭的是，這個創造了巨大財富的群體，卻長期游離在財富分配的邊緣；這個支撐起國家發展的脊樑，晚年生活竟成了時代的隱痛。
為什麼勤勞沒能致富？為什麼奉獻沒能換來保障？這不是簡單的個體命運使然，而有深層的制度根源。當我們談論「勤勞致富」這一美好品質時，是否忽略了一個前提：公平的分配機制與完善的保障體系，才是勤勞變現的土壤。而中國農民群體，恰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擋在了這片土壤之外。
歷史的虧欠：被「剪刀差」剪去的積累
要理解農民群體的境遇，就不能迴避那段「以農補工」的歷史。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中國急需啟動工業化，而資金的主要來源，便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村抽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曾直言：「發展重工業的資金從哪兒來呢？只好農業來做貢獻。農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低於實際價值，購買工業產品時價格卻遠高於價值，這就是『剪刀差』的來歷。」
這種制度性的財富轉移，持續了整整二十年。從1957年到1977年，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僅增加兩元，到七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個農民從集體經濟中獲得的年收入不超過60元。而同期，國家通過「剪刀差」累計從農村抽取的資金，按現價計算高達數萬億元。有學者測算，僅1952年至1997年，工農業「剪刀差」就為國家工業化積累了約9494億元的資金，相當於同期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的42%。
這意味著農民用自己的犧牲，滋養了工業的成長；用自己的節衣縮食，換來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就像一位農民在訪談中說的：「我們種的糧食，自己捨不得吃最好的；我們織的棉布，自己穿的是打補丁的。」這種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犧牲，並不僅僅是自願的奉獻，更是時代強加的責任。當城市在計劃經濟的庇護下享受著低價的農產品和補貼的工業產品時，農村卻在「票證經濟」的困局中掙扎。在那個年代，農民買一塊肥皂要票，買一尺布要票，甚至買個燈泡都要票。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農民是財富的創造者，卻不是財富的享有者；他們是國家的建設者，卻被排除在城市的發展成果之外。這種長期的制度性剝奪，讓農民群體失去了原始積累的機會，也為他們晚年的保障困境埋下了伏筆。正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言：「中國的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的安定來自於『長老權力』，而當現代化浪潮衝擊而來時，最脆弱的恰恰是這些固守土地的人。」
數億農民工的保障困境：去不掉的二元烙印
改革開放打破了城鄉壁壘，卻沒能徹底消除二元結構的烙印。當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湧入城市，成為「進廠又進城，離土又離鄉」的新群體時，他們以為找到了改變命運的路徑，卻沒想到陷入了另一種矛盾：城市需要他們的血汗，卻不願接納他們的安居訴求；需要他們創造財富，卻不願為他們的晚年負責。
農民工的貢獻是巨大的。據測算，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 GDP約2.5萬元，2.25億農民工創造的 GDP總量高達5.4萬億元，中國經濟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農民工功不可沒。他們幹著最累、最苦、最髒、最險的工作：礦山井下第一線80%-90%是農民工，建築工地80%-90%是農民工，城鎮清潔環衛、家政服務基本都是農民工。我們今天看到的1.9億噸石油、6億噸鋼鐵、14億噸水泥、27億噸煤炭，以及城市裡林立的高樓、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都凝聚著他們的汗水和智慧。
可他們得到的回報是什麼？是僅為城鎮工人一半的平均工資（每年約8000元），是難以落實的社會保障，是「融不進城市，回不去農村」的尷尬處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僅為21.3%，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為30.6%，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參保率更是不足20%。大多數農民工只能選擇退保，或者參加保障水平極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這種保障差距有多懸殊？2019年，全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平均支付水平為每人每月近3000元，替代率約為46%；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平均每月僅161.86元，替代率僅13.3%。這意味著，一位農民辛苦了一輩子，晚年每月能拿到的養老金，甚至不夠城市居民一周的生活費。
更令人揪心的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和速度均高於城鎮，「城鄉倒置」特徵明顯。農村人口僅占全國總人口的40%，而農村老年人口占全國的比重接近一半。當這些辛勞一生的老人，面對疾病和衰老時，他們能依靠的，只有日漸薄弱的家庭養老和杯水車薪的養老金。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癥結還在制度障礙。農民工多為跨地域流動，社保轉移只能帶走個人帳戶部分，占比更高的社會統籌份額留在了參保地，這讓他們參保積極性大打折扣。同時，靈活用工模式的興起，讓很多農民工淪為「合作者」而非「勞動者」，用人單位只需購買商業意外險即可規避責任，社保則由農民工自行繳納，而他們的收入水平往往無力承擔。這種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讓農民工的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也讓他們的晚年保障成了鏡花水月。
看似有理的論調，實質源自製度性不公
有人說，農民窮是因為「不努力」「思想保守」；有人說，農民工保障不足是因為「流動性強」「不願參保」。這些看似有理的論調，實則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當我們深入剖析就會發現，農民群體的困境，根本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性不公的必然結果。
首先，土地制度的束縛讓農民難以實現財富積累。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卻也是他們的枷鎖。在現行土地制度下，農民只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沒有所有權，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被政府和開發商拿走。有研究顯示，土地徵收過程中，農民獲得的補償僅占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而政府和開發商獲得了90%~95%。這種「土地剪刀差」，讓農民失去了最寶貴的資產增值機會。當城市居民通過房產增值實現財富翻倍時，農民卻只能守著土地，靠天吃飯。
其次，戶籍制度的壁壘讓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儘管戶籍制度改革已經推進多年，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隱性差別依然存在。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依然面臨著諸多限制。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卻不能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他們為城市創造了財富，卻不能共享城市的發展成果。這種「半城市化」狀態，讓農民工始終處於「邊緣人」的地位，晚年自然難以獲得有效的保障。
再者，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讓農民成了「二等公民」。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分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兩者在籌資模式、保障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由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政府給予補貼，保障水平較高；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府補貼有限，保障水平極低。這種制度設計，本質上是延續了「以農補工」的思路，讓農民群體在社會保障方面再次被邊緣化。
難道農民不渴望保障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83.7%的農民工願意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但由於繳費門檻高、轉移接續難等問題，他們往往難以實現。上海市探索的「雙低」參保模式（降低繳費基數和比例），參保率顯著提高，這充分說明，只要制度設計合理，農民群體的參保積極性是很高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農民「不願參保」，而在於制度「不讓參保」或「難以參保」。
文明的訴求：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在於少數人的奢華，而在於多數人的尊嚴。農民群體作為中國最勤勞的群體，他們的晚年保障，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幸福安康，更關係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城鄉基本養老保障均等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那麼，我們該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首先，要正視歷史欠帳，建立農民養老補償機制。對於建國以來通過「剪刀差」等制度性安排從農村抽取的資金，應該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給予農民群體合理的補償。可以探索建立普惠式的國民基礎養老金制度，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讓農民晚年能夠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其次，要深化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區別，實現城鄉居民身份平等。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城鄉養老保險制度並軌，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統籌層次。要健全土地流轉制度，保障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讓農民能夠通過土地獲得更多的財富積累。
再者，要強化政府責任，加大對農村養老的投入。政府要切實履行公共服務職責，加大對農村養老事業的財政投入，完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要建立健全農村醫療保險制度，提高報銷比例，擴大報銷範圍，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村養老事業，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家庭盡責的農村養老格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農民群體是中國的根基，他們的勤勞和奉獻，支撐起了國家的發展和進步。讓他們在晚年能夠安享天倫之樂，不僅是對他們一生奉獻的回報，更是彰顯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只有每一位農民都能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每一位農民工都能在生活的土地上找到歸屬感，我們才能真正說，我們建成了一個公平正義、文明和諧的社會。
願國家給予這個勤勞而悲慘的群體以切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