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與泰國提前舉行國會大選，同樣面對地緣政治壓力的兩國，不約而同地由安全化外部議題的政黨勝出。 日本的自民黨與泰國的泰自豪黨（Bhumjaithai Party），同樣面對當下的安全壓力，展現對主權和安全的強烈主張，成功地以鮮明的論述凝聚民心，。
相對於日本的自民黨和泰國的泰自豪黨獲得空前勝利，未來將穩定擴充防務開支的鮮明主張，台灣的政局卻面臨國防特別預算的延宕，甚至受到美國的關切。 眼下台美關稅好不容易獲得階段性成果，本應進一步致力於強化防務，台灣卻有可能因為國防預算遭阻擋，使得大好情勢功虧一簣。
川普政府最新發布的《美國優先武器轉移策略》（America First Arms Transfer Strategy），有利於國防預算較高的國家優先取得軍售，但是台灣卻面臨被其他國家「插單」超車的危機。 在此現象背後，牽涉的是地緣政治與島內政治的張力，台日泰三國都有著安全化議題與實際的威脅，台灣面臨的情勢為最兇險，卻是受到他者干預最深，島內意見最為破碎者。
外部威脅的安全化幫助勝選
從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來看，安全威脅並非絕對客觀，國家藉由安全化（Securitization）形塑認同與來自他者的恐懼，進而為自身政策尋求正當性。 當外部的壓力越為顯著，他者的形象越為明確，更容易形成超越常態的成果。 近期的日本即是一例，面對中國軍力崛起與區域緊張，日本政府加快重塑其戰後的安全論述。
2022年，岸田文雄內閣將國防支出自GDP約1%提升至2%，並且導入長程反擊能力以遏制中朝威脅，安倍的路線不只被延續，甚至是進一步擴大規模。 持續至今，自民黨內已無懸念的推進此一議題，面對中國的「斬首論」，以及聯合俄國侵擾日本領進海空域的灰色地帶行動，公眾也以已逐漸感受到壓力，認同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
2026年2月，自民黨舉行看似冒險的國會改選，反而成功地透過安全化，獲得破天荒高票，自民黨單獨獲得316席，已衝破眾議院的三分之二席次的修憲門檻。 去年的「存立事態」與中國的稀土壓力並沒有讓自民黨慌亂，「中國威脅」反而讓選情更為順利，並且幫助日本凝聚民氣，不再質疑防務擴張政策。
泰國則是面臨作為中國代理人的柬埔寨，持續在邊境發起騷擾。 柬埔寨的洪森政權不單是針對塔克辛家族放話，並且不顧軍力差距，持續在泰柬邊境發起攻勢。 眼見中國的武器源源不絕進入柬埔寨，泰國的泰自豪黨基於戰略避險（Strategic Hedging）的安全論述，不能明白指向中國，因此轉以主權與內部穩定為訴求。
泰國並未將中國定位為公然敵手，反倒是以維繫「國家—宗教—國王」的傳統秩序為名，來凝聚社會對王室與保守勢力的支持。 2026年2月的泰國大選，與日本同樣提前舉行，人民黨看似在民調領先，但是最後仍由泰自豪黨勝出。
泰自豪黨對柬埔寨展現極為強硬且民族主義的態度，將捍衛國家主權作為核心選戰策略，在這次大選後席次大幅增至194席，並且穩住王室和軍方的影響力。 泰國的政情同樣顯示，安全化議題成功的以穩定為名動員群眾，與自民黨同樣以強硬對外的態度，成功地凝聚民氣。
泰自豪黨對柬埔寨展現極為強硬且民族主義的態度，將捍衛國家主權作為核心選戰策略，在這次大選後席次大幅增至194席，並且穩住王室和軍方的影響力。 （美聯社）
台灣面對安全化的反向作
反觀當前的台灣，卻渲染「安全化」被反向作，執政黨提出的《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特別條例》草案，不敵中國的壓力和國共論壇的議題，遭到在野黨九度封殺，甚至連委員會審查門檻都跨不過。 他者的威脅已實在的影響政府的治理性，並且導致運轉危機，原先應服務於國家生存安全的技術性政策，甚至被認知作戰，模糊原先的正當性。
根據哥本哈根學派的理論，安全化是一種將原本非政治或常規政治的議題，安全化成功與否，取決於受眾是否接受此一非常論述，並同意賦予決策者非常權力。 台灣正面對與戴維斯窗口的時間賽跑，即使中國出現張又俠失勢導致的大規模軍方人事動盪，為台灣稍稍爭取寶貴的時間。
但是中國的壓力已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脅，說服國會和人民接受高於以往的軍備採購這一非常措施，實為面對生存的不得已之舉。 由於中國的反向作，使得台灣面臨比日本和泰國更嚴峻的情勢。 國共論壇結束後，在野黨甚至直白的質疑美國的立場，以及政府代表的正當性，這些都是日本和泰國所沒有的反治理性困境。
「反制行為」淪為「政治反制」
傅柯的「反制行為」（Counter-conduct）概念，可幫助我們理解台灣社會如何被反向作，對抗尋求安全的正當性。 「反制行為」是被統治者的能動抗拒，拒絕被規訓，否定既定主體身份，並尋求創造自身主體性的行為，亦即「不甘被如此統治」的意志表現。
受到他者作的反制行為，體現在作為政治反制，利用民主體制內既有程序，來阻撓執政者的安全政策施行。 由此展現至少有相當比例的代議士和選民，並不願接受民進黨當局的治理術，包括其透過特別預算呈現的抗中敘事，使得安全議題反而被利用和分化，作為裂解主體的議題。
由於日本和泰國的國家認同相對單一，政治上不存在統獨爭議，面對他者的威脅時較易形成共識。 日本的自我定位和安全政策的討論集中於如何防衛本的手段，而非是否要以武力自保; 泰國的安全政策更是強固地與王室綁定，幾乎成為一種公民信仰。 台灣未定; 國族想像的割離，使得民主治理與安全議題相互掣肘。 也許可以說，台灣同時面對未完成的民族的內聚工程，並且還要受到生存的外部挑戰。
相對於日本的自民黨獲得空前勝利，未來將穩定擴充防務開支的鮮明主張，台灣的政局卻面臨國防特別預算的延宕，甚至受到美國的關切。 （圖片擷取自Youtube）
民主、安全化與治理的權衡
從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一國能否有效因應威脅，不單取決於軍事實力或敵情強度，更繫於島內政治對威脅的想像與認同。 日本與泰國各自以不同方式看待威脅，前者將中國的陰影投射成全民需要共同面對的危機，後者則將邊境的衝突描述為需要強力面對的亂源。
兩國的執政黨皆相對成功地構築特定的安全知識版圖（geopolitical knowledge），並且說服大多數民眾接受相應的非常措施。 唯有台灣，陷於「民主性」與「安全性」兩難拉鋸。 台灣沒有日本那樣清晰的外部他者共識，也不像泰國的政治環境，王室和軍方能介入安全議題。
當我們的政府試圖調動管理技術應對危機時，反而被他者塑造「我們不要被如此統治」的疑懼與敘事。 這份疑懼可能來自對戰爭的恐懼、對執政者的不信任，甚至是對大國介入的排斥，亦或對自身認同的不安。 面對極化的政治惡鬥與「疑美論」的認知作戰，安全議題被異化為癱瘓國家防衛神經的毒藥，成為中國作的反治理性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