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劉燕子（左）與唯色在北京。唯色在劉燕子書中被稱為國內流亡者。圖片來源：劉燕子
2.中國流亡者的生命史，及其世界性的意義
本書包括序章與終章，共為九章。前半部分由序章至第三章構成，集中展開理論性分析框架的建構與論證；後半部分對中國流亡者進行「列傳」式書寫，可視為一種「生命史（life history）」的敘述形式。
序章闡明了本書的問題意識所在，以及探討「流亡」議題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在威權主義體制之下，對現存體制提出異議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無法被容納，其可選擇的道路僅剩「海外流亡」或「國內流亡」（包括隱喻性的流亡）兩種。然而，作者指出，正是這些流亡者，成為中國文化與思想精髓的保存者，並滋養其根脈。回顧中國歷史，作為流亡者的文人之所以能留下照亮後世中國人的作品，正因他們為捍衛人的尊嚴而不懈奮鬥。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代的流亡者，亦可被視為中國文明所孕育之歷代知識分子不屈精神的繼承者。
在本書中，作者不僅對流亡知識分子的存在給予積極評價，亦致力於闡明其存在的歷史與思想意義。書中除運用文字史料之外，大量採用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通過多重證言彼此交織、共鳴與沉澱（多聲性，polyphony），一種屬於時代的「集體記憶」得以被建構出來。
第一章聚焦於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業餘者」、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追求的「真實而磊落的生活」，以及作為異議者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三位思想家皆曾在極權之下被迫進行內部或外部流亡，卻仍持續展開深刻的思想探索。作者通過他們與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比較，指出其中的共通性，進而探討「流亡」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亦即，新的視角往往正是從「邊緣性」中滋生並孕育出來的。
第二章中，作者嘗試對流亡知識分子的類型進行理論化。流亡者通過對故鄉與現居地之現實加以比較，使自身的視角呈現多層化，並得以重新審視與相對化既有的位置關係，甚至加以反轉。然而，因追求「真實而磊落的生活」而被中國排除於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即便在享有言論自由的流亡之地，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多重困境，包括失去故鄉、生計維艱的生存挑戰、語言的溝壑，以及無根狀態下的母語危機與鄉愁，承受文化的斷裂與身份認同的再確認。在異鄉重建知識價值、喪失直接讀者與現實關聯；被無名化與污名化、成為「他者」與「他鄉人」；以及在抗拒歷史記憶被消解或重寫的背景下，堅持批判立場、保持精神上的不馴與獨立等。
對此，作者援引哈維爾所言的「真實的生活（living in truth）」，以及薩義德提出的「書寫即是生存之地（writing as a place to live）」，指出流亡知識分子即便在精神上遭受撕裂，仍試圖通過書寫與思考，使自身文化得以復甦與延續。
第三章則系統性地整理了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流亡的社會歷史背景，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包括接納流亡者的西方國家與地區的立場、接受甚至拒絕流亡者的態度，以及支撐流亡知識分子言論與創作活動的各類救援與支援組織。如果沒有有識者以及廣大無名者的無私援助，中國政府所界定的政治犯不可能成功地逃到海外，更遑論在流亡地安頓下來並重新展開創作與研究活動。
從這一層意義而言，流亡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仰賴於重視普遍價值的國家與地區之政策，以及理解並珍視自由價值的支援者所提供的有形與無形之力量。其中，美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尤為關鍵，成為流亡知識分子學術活動的重要中心。
此外，本章亦聚焦作為民主化運動言論中樞的民間雜誌群，即所謂的「民刊」，特別是從中國地下走向海外的《北京之春》與《傾向》的創刊、停刊，及其後在海外的重生歷程。參與其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最終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第二次復刊的《北京之春》以及《傾向》，皆是在海外出版，並逐步成為能夠包容中國內外不同知識人思想、確保多元性的公共媒體平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傾向》雜誌中，曾系統性地介紹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作品。哈維爾其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而其《無權者的權力》之漢語譯本，自「六四」事件之後，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秘密傳閱。哈維爾所提出的「活在真實中」這一理念，對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影響。
此外，哈維爾所倡導的《七七憲章》，亦對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起草《零八憲章》產生了重大影響。
本書第四、五章，從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類型化出發，結合其個人生命史，並將之置於社會變動的大歷史脈絡之中加以考察。本章所討論的對象包括：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試圖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人文社會科學者嚴家祺；作為黨員與體制內作家起步，最終以異議者身份流亡美國並客死他鄉的劉賓雁，以及他們所留下的精神與思考。還有流亡法國，歷經多重困難最後精神失序，回國後孤獨辭世的後朦朧詩派詩人老木。透過這些生命軌跡的描寫，作者呈現了流亡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張力關係。
第五章聚焦於以中國為題材，卻觸及人類普遍價值的作家與詩人，包括鄭義、高行健、楊煉與哈金。流亡巴黎的高行健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提出所謂的「沒有主義」，即拒絕依附任何「主義」。旅居德國的詩人楊煉則「追尋作為流亡原型的詩」。楊煉明確指出：「流亡者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移民。」在他看來，流亡者是拒絕精神之死、並具備超越現實困境之能力的存在。楊煉將「流亡」視為詩人的宿命，並將自身詩作安置於中國歷代詩人之精神譜系之中。
此外，以英語寫作的哈金認為，「最高的背叛是選擇另一種語言寫作」，因為國家背叛了個人，大多數國家已經習慣性地成為其公民的叛徒；國家犯下的最大罪行，是不允許其作家用誠實和藝術準則來寫作，因此選擇以另一種語言創作，便成為對不容許自由表達之國家的「最高形式的背叛」。
本章所討論的諸位表達者，皆透過擴展母語的外延，豐富表達內容，並在作為生而為「人」的根基持續生長的過程中，創造出具有普遍性、並能跨越疆界的文學形式。
第六章聚焦於多次被阻止出境、2011年流亡德國的廖亦武。廖亦武長期致力於書寫社會「底層」人群，以及蒙受「冤罪」者的口述歷史。他所記錄的敘述，充滿了對荒謬社會現實的悲嘆、痛苦、憤怒、怨懟、絕望、認命、悔恨，乃至幽默。這些話語，乃是從未登上社會舞台、被遺忘並遭到拋棄之人們的真實心聲，同時也是未曾被記錄下來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