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譯者：馬鈴薯
本文原文為日語。
《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一書，於2024年5月31日在日本出版，是為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而推出。
仿佛逆歲月流逝，本書內容之沉重、體量之厚重，都令人震撼。正文710頁，附錄40頁，總計750頁，整書重量達1364克。這是一部相當於四卷普通書籍容量、有紀念碑意義的鴻篇巨著。
本書論述了沉重、厚重且充滿苦難的當代中國現實，以及流亡海內外的知識分子的處境與思想，力圖對他們的實踐活動及生存意義給予積極的評價。書中涉及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約有50人。僅僅將這些人物的姓名逐一列出，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另一部歷史便會浮現出來——一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史。
所謂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始終對政權保持異議，對社會現實問題持批判性思考、獨立研究和反思的一群稀有之人。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日本的知識分子之間究竟有何差異？在進入本書介紹之前，筆者先記錄一些自身的觀察。
2007年3月北京萬聖書店，從左至右依次為廖亦武、劉燕子、劉曉波。圖片來源：劉燕子
1.中、日知識分子之比較
筆者於1962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東洋史專業學習，1966年畢業。
2024年5月下旬，恰逢畢業58年後的同學會，筆者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參加了聚會。出生於1941年至1944年之間的這些日本人，如今皆已年逾八旬，但他們幾乎沒有戰爭的直接記憶，屬於典型的「戰後民主主義世代」。
20世紀60年代初，這些十八、九歲的青年在入學之初，幾乎無一例外地決定學習以中國史為核心的「東洋史」。在當時中日尚未建交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充滿憧憬，收聽北京放送（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入學後學習簡體中文（下稱漢語），其中許多人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亦有人在研究生階段親赴文革時期的中國訪問。
在四年制大學升學率僅約10%的時代，對工業資本主義體制持批判態度，是日本精英大學生中的一種主流傾向。許多人是中國或蘇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正處未來「知識分子／知識精英」的孕育階段。
近六十年時光飛逝。大學畢業之後，這一代人雖然仍有少數人繼續在工會或華文書店從事社運活動，但多數人進入高中或大學任教，亦有一部分人升任管理職位。他們高舉反戰旗幟，倡導日中友好，作為自由派的一員承擔和平運動的主角，但大多未遭重大挫折，順利迎來退休，過著平穩安逸的年金生活。
筆者靜坐在同學會的一隅側耳傾聽，卻幾乎未聽到任何關於中國的評論——那個曾經承載著他們青春激情的對象。這種沉默，或許可與當前中國對少數民族、宗教與思想的壓制，以及「資本主義化」的現實密切相關。幻滅感導致了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停滯。曾幾何時，他們的連帶對象是中國人民，而如今，「連帶」一詞本身似乎也已成為死語。
日本戰後八十年間，既未經歷戰爭，也未出現內亂、戒嚴體制或政治犯；除極少數特例，幾乎不曾出現流亡者。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之下，他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平穩安定。
他們與本書所討論的流亡知識分子，例如高行健（1940年—）、嚴家祺（1942年—）大致同屬一代人，比鄭義（1948年—）年長數歲。而筆者本人，則與劉曉波（1955—2017）、廖亦武（1958年—），以及雜誌《傾向》主編貝嶺（1959年—）屬於同代人。
往昔的日本左派知識精英學生，如今大多迎來了平穩無波的晚年；而與此同時，同代人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在循環的艱難處境中邁向老年。
面對日中兩國知識分子在「兩種晚年」之間所呈現出的巨大落差，筆者不禁為之失語。
中國流亡知識分子，被迫流亡異鄉，面臨深重的身心困境：既要應對居無定所、無根漂泊、生計維艱的生存挑戰，又要在邊緣化的境地中，承受文化的斷裂與身份認同、母語危機的痛苦，更要承受異鄉智識價值、歷史與記憶被消解、話語權與受眾喪失等多重困境。儘管如此，流亡者仍然持續以一個「人」的身份，不屈地流亡，發出真實而不妥協的聲音。從本書所描繪的中國流亡者群像中，可以清楚看出，中日兩國在歷史時間的推移上是何等地不對稱。
若借用他們自身的語言來說，日本「インテリ」左派的人生軌跡，毋寧可稱為一種「機會主義（オポチュニズム）」，既和平又安穩。正因如此，筆者不禁自我反省自戒：日本（以及日本人）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與研究，是否一直停留在地表，猶如隔著望遠鏡觀看月亮一般，始終未能觸及其真實的深層部分？
這種表層性的根源之一，或在於日本研究者過度依賴文字史料，尤其是官方文字史料，因而在不知不覺中在 中共當局的宣傳話語攻勢前顯得相當脆弱。此外，中國的一手史料，特別是檔案資料，本身也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門檻。
近年來，除了官方史料之外，結合文學與藝術作品、口述史料以及訪談內容來重構歷史的研究方法，逐漸得到推廣與普及。然而，即便如此，來自中國國內、與中共觀點產生齟齬的言說，仍然難以被公開發出。其結果是，在中國社會中承受苦難、掙扎求生的人們的聲音，長期以來始終難以被外界充分聽見。
本書正是由同時身為詩人與表達者的劉燕子，為了傾聽這些被遮蔽、被沉默的聲音，歷時二十餘年傾注心血，持續記錄、描繪與分析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半生經歷，並最終將其凝結為學術論文。書中所描寫的流亡者之中，唯一的例外藏人漢語作家茨仁唯色，作者將其界定為以統治者的語言反抗殖民統治的「國內流亡者」；其餘皆屬於「海外流亡者」。
作者在世界各地訪談流亡知識分子，不僅面對面地傾聽，並透過反覆閱讀、譯介其作品的方式，建立起一種長年持續往返的多層面關係。這種深入而長期的研究實踐，唯有作為同時代者、同行者、研究者，且本身亦是流亡者的劉燕子，憑藉其人格特質與敏銳的問題意識，贏得受訪者的信任，方能得以實現。
作者所記錄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之言說，與世界史軸上流亡者的聲音彼此呼應。他們包括來自納粹德國、前蘇聯與東歐諸國，以及巴勒斯坦的流亡者，皆是過去現代史事件中被迫流亡者。他們曾被排斥在民族歷史記憶與主流聲音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不僅是一部中國流亡者的證言集，同時也是一部卓越的理論性學術著作，深入探討了「何謂近現代」、「何謂暴政」、「何謂權力」、「何謂自由」、「何謂人權」以及「何謂人」等根本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