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則討論以漢語寫作的「國內流亡」藏人作家茨仁唯色。本書前幾章論述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皆為漢人，且以漢語為母語；然而，茨仁唯色的母語雖為藏語，但她接受的學校教育皆為漢語，只能以漢語進行表達。正因如此，她將統治者所使用的漢語，轉化為一種「非暴力不服從的武器」。以漢語揭示西藏的現實真相、被掩蓋的歷史與記憶、民族信仰，解構官方話語敘事，刻畫藏人真實的恐懼與生存境況、焦慮與身份的執著。
劉燕子（左）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採訪流亡藏人。中間為達賴喇嘛。圖片來源：劉燕子
3.一部理解當代中國體制「究竟為何」的指南之作
以下，筆者將列舉本書在同類著作之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幾個關鍵特徵。
第一，在於作者成功地將「流亡」這一概念加以普世化，並同時使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實踐呈現出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在日本，對薩義德與阿倫特的研究與介紹並不罕見：前者多半是為了理解巴勒斯坦問題或「東方主義」，後者則是藉由認識納粹主義，探討人類在極限狀態下的韌性，以及「不思考而行動」所導致的「平庸之惡」。
然而，在一個長期安穩無事的日本社會中，那些在流亡之地所孕育出的思想，是否真正被消化與內化，實在令人懷疑。由於日本的研究者與翻譯者並非流亡的當事者，其研究往往止步於分析層次，或僅停留在著作的「介紹」與讀者的「教養」之上，流亡知識分子的言說真正對日本社會產生實質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
更遑論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將當代中國的流亡知識分子思想加以連結與對話的構想，幾乎未曾出現在日本的研究視野之中。
第二，本書在俯瞰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系統性地涵蓋了關鍵性的歷史事實與重要人物，使讀者得以深入理解其來龍去脈，以及政府介入與壓制的具體樣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民主化運動興起以來，其間經歷了持續不斷的鎮壓，並爆發天安門事件與西藏相關事件，直至延續至今日。
然而，凡是以鎮壓與暴政為起點的歷史進程，亦必然蘊含著終結的可能。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存在於真正的知識分子之中，也如泉水般潛藏於一般市民的意識深層，隨時可能間歇性湧現而出。正因如此，本書所揭示的歷史與思想，不僅是分析中國現狀的重要資源，也構成了期盼中國民主化的公民——無論是作為地球公民，抑或作為中國人的——共同希望之所在。
第三，本書採取高度互動性的研究方法，作者幾乎與所有流亡當事者進行了深入的對話，並試圖從中揭示其思想的核心。作者奔走世界各地，與歷史的親歷者進行多輪訪談，其真摯而持續的研究姿態，正體現了她作為同時代證言者、記錄者，與流亡知識分子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並試圖以連帶的方式共同建構一個更為理想社會的明確意志。與此同時，作者本人亦身處於一種特殊意義上的「流亡」狀態之中——在日本這一異文化環境下，其文學表達與經濟生活皆面臨嚴峻挑戰；而正因其長期聚焦於流亡知識分子這一「敏感」主題，作者亦不得不承受來自當局的壓力。
從這一意義而言，作者本身正是流亡知識分子的同志。這樣一項橫跨學術、文學與生命實踐的成就，唯有同時身為作家與詩人的作者，方能完成。
第四，本書同時也構成了一部對流亡知識分子之作品與人格風貌的極為出色的導讀。筆者正是受到本書中對流亡知識分子作品介紹的強烈啟發，一度中斷了對本書的閱讀，轉而深入閱讀劉曉波、鄭義、廖亦武以及茨仁唯色等人的作品。這種來回往返、層層深化的閱讀過程，構成了極為罕見而濃烈的閱讀體驗。
第五，本書同時也是對不斷產生流亡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體制所提出的嚴厲批判。從被邊緣化的人群、思想、地域與族群的視角出發，往往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質——中國的狀況正是如此。透過流亡知識分子的言說，以及作者的分析，本書有效地動搖並重新定位了讀者對中國所抱持的各種主觀的想像與期待，並使之作為另一面對照的鏡子而顯現其真相。
正因如此，本書亦構成了對那種將中國人一概斷言為「早已被馴服於歷代中華思想與威權體制因而不可能改變」的簡化暴論之有力反駁。透過對流亡知識分子思想與實踐的細緻考察，作者清楚揭示了中國社會內部所潛藏的多樣性與變革動能。
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成為理解當代中國體制之本質「究竟為何」的最佳入門與指南之作。
2017年3月印度北部，劉燕子採訪藏墮胎亡詩人丹增真智（帶紅頭巾者），後出版他的詩集《一個人一支游擊隊》。圖片來源：劉燕子
4.總有一天，流亡將成為「過去的事物」
在完成本書書評的最後階段，筆者接到一位無名的回族女性知識人暨表演者的來訊。她自中國移居馬來西亞已二十五年，如今又決意再次遷往澳洲。她說，原以為能安身立命的馬來西亞，已不再是安全之地。她在給我的訊息中問道：「我們這些被剝奪自我表達方式、在歷史上屢遭迫害、被迫流亡的人們的心情，您，真的能理解嗎？」
面對這樣的提問，筆者一時語塞。出生並成長於民主國家日本的評者，所能回應的，僅是「我正努力去理解」。對於遭受壓迫的他者，唯有不斷發揮想像力，與他們深層共感，並通過分享痛苦來建立強韌的道義紐帶，持續向日本社會提出問題，或許才是唯一能做之事，共同面對現實困境的一種承諾。
說到這裡，我無法忘記一位六十多歲知識分子在2024年6月訪問波蘭時的體驗。
「年輕一代即使在知識與教養的層面上得知曾經社會主義時代的存在，卻並不了解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現實。思想僵化、互相告密、秘密警察、生活窒息感以及自由的匱乏。如今，要將這些真實的體驗傳達給年輕人，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
正如蘇聯解體所揭示的那樣，筆者透過本書所傳達的中國流亡者的一字一句，深信，總有一天，流亡也必然會成為「過去的事物」。而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本書將成為告誡後人不可忘記威權獨裁體制之恐怖、不可讓其再次降臨的重要見證。
順帶一提，本書最大的問題點在於其物理上的厚度與重量。出版此書的果斷決定值得高度評價，然而書籍終究應被更多人閱讀與傳播——再版應考慮如何縮減物理的厚重程度，以吸引更多讀者。
第二，由於本書將焦點主要放在著名知識人身上，相對而言，那些雖然無名、卻背負著沉重人生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們，反而變得不可見。在威權體制之下，人們並非只有因為拿起筆、進行書寫而遭受迫害。非漢族的各族群亦然，宗教信仰者亦然。
另外，茨仁唯色雖為藏族，但除此之外，還有維吾爾人、蒙古人、回民（回族）、基督徒、藏傳佛教徒、法輪功修煉者等，數量之多，難以一一列舉；他們或被迫流亡海外，或陷入國內流亡的處境。筆者原本亦期待，能夠對他們／她們的鄉愁之情、對出生故土與自身文化的深切眷戀、文化保存的實踐，以及其中所伴隨的痛苦，給予更多關注。然而，這或許正是應當交接力棒給後續研究者去承擔的課題。
作者松本ますみ（Masumi Matsumoto），為大阪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招聘研究員，中國近現代伊斯蘭問題研究者。
本文原作為日語，刊於2026年元月出版的日本《現代中國研究》雜誌第55期，原題為：「一里冢」的紀念碑式的研究——評劉燕子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因篇幅原因，民間檔案館刊發時有部分刪減。
【本文為中國民間檔案館首發https://minjian-danganguan.org/zh/archive/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