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9日下幹校前，連隊集合走到天安門宣誓。我們出版社一個連隊一百多人。上火車後我坐在韋君宜旁邊。她木呆呆的，雪峰等都在同一列火車上。
到咸寧下車後，馮雪峰赤腳自己挑自己的行李。地十分泥濘，我問雪峰行嗎？他說「行，行」，他說從小走慣泥濘的路。馮雪峰農村長大的，走路很穩。後來，他在一個水塘邊看水泵，為菜地澆水，我天天挑糞，澆菜地。我在水泵房前看見雪峰，悲苦、堅忍、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樹。1972年我寫的短詩《半棵樹》就是寫當時的感受。
在王家灣（紅旗大隊第一生產隊），我們住原地主的房子，兩層，門前有水池子。雪峰在水池那一邊。一人一床，幾個人一間房。後來自己脫坯準備蓋房子，蓋好了就搬到自己蓋的干打壘房子住。最近在美國逝世的原外文編輯部的高駿千，大家喊他「高架子」，他是蓋房時的架子工。我和泥、脫坯，干最重的活兒。幹活我不含糊，很積極。蓋的房子是個四合院，幾百號人住了兩三個年頭。四合院外邊，有兩排平房，住過幾家中國作協的人，其中有張天翼和侯金鏡兩家。
接著圍湖造田。沼澤里很多螞蟥，不少人被咬了。
由於圍湖造田，到1970年的夏天向陽湖已經成為沒有水的湖，像一口燒乾了的熱鍋。湖底白天熱到攝氏五十多度，室內溫度也達到了42℃以上。最熱的那一陣子，我多在「湖」里水田乾重活：挑秧、送飯。每周至少還去咸寧縣城用平板車拉一趟菜。我如一頭牲口，雙手把著車把駕轅，有兩個同類（五類分子）拉捎，每車負重不下千斤。烈日當頭，弓著赤裸的背，還得昂起頭看路。遇到瓢潑大雨也得拉。拉一趟光路上來回就須跋涉六個鐘頭。
有一個管伙食的革命群眾負責採購，他（我不願亮他的名）可是個真正的甩手大爺，空著雙手押著我們，從來不幫著扶一下，這就是當時深入人心的「階級關係」，是絕不可模糊的。但苦難使我也懂得了其中的虛偽和奧妙。押著我們的這位大爺，由於始終獨行，悶得慌，想跟我們說說話。我絕不搭腔。有一回，他無理呵斥我們，我差點揮拳揍了他。但拉菜也有個好處，去時是空車，可觀山望景，有時故意放慢步子，回返時可以挨近黃昏，天氣涼爽些。人畢竟比牲口有點頭腦。
有一天下午，從城裡拉肉回到連隊宿舍，聽說社裡古典文學編輯室的劉敏儒死了。當天早上，我打早飯時還碰見他，他端著一瓷盆粥。我見他兩隻眼血紅血紅，跟他說：「你得到醫務室看看，不要大意。」
他說：「我的眼睛過去就老出血，不礙事。」他說話時直發喘，當時我就覺得他病得不輕。可是他仍然挺著，不敢開口請假。記得他是分到菜地幹活，在山坡上開荒，活兒並不輕鬆，需到山坡下的水塘里上上下下地挑水，我幹過幾天。劉敏儒是腦溢血，在菜地里暈倒的，抬到工寮里，只一會兒就死了。死得很慘，眼睛、鼻子、嘴巴里都流著血。
下幹校前，劉敏儒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的秘書，為人厚道，工作謹慎，很稱職。他的毛筆字寫得很規矩。聽說，他曾在冀東解放區當過小學校長，後來，到了國統區。文革時，被誣為兩面村長。這個歷史包袱，嚴重影響了他的精神狀態。在幹校跟我不是一個排，沒有一塊兒勞動過。他的體態偏胖，面色白裡透紅，著實像個有福氣的「老村長」。
在幹校，他遠不如老鬼孟超活得開心。孟超，當過人文社副總編，人雖精瘦精瘦，可成天咧著大嘴巴，笑嘻嘻的，叼著菸捲兒，嘴角拖著長長的口水，既可憐，又可笑。軍宣隊的人說他幹活偷懶，一個鐘頭大小便三五回。孟超說，他有病，天天尿褲子！「不信，來摸摸褲襠！」他叉開腿，「誰來摸？」我見過他這樣表演過幾回。我真的去摸了一下，對軍宣隊的人說：「是濕嘟嘟的。」孟超後來很感謝我為他作證。劉敏儒幹活肯定認真，從不敢偷奸耍滑，他遠不如孟超鬼。那幾天，天氣酷熱，屍體不能久留，得趕緊埋掉。連隊為他趕製了棺木。當時蓋房時搭鷹架用的木板，有的是從北京故宮運來的，板子又厚又沉，是蓋金鑾殿用過的。都說劉敏儒的冥福不淺，壽木規格可真夠高的。一吃完午飯，連領導指派我和丁玉坤幾個人去挖墓穴。
墳地的風水很好：清靜的小山窩，五六株亭亭如蓋的松樹，還面臨一個清幽幽的水塘。丁玉坤在故宮幹過事，比知識分子懂事些，說一定得把老劉的地宮挖得講究些，多深多長多寬都有規矩，挖了起碼兩三個鐘頭。在劉敏儒之前，已經有一位「五七戰士」在這裡入土為安了。這位死者，可不是一般的小輩，他叫石寶常，是出版口的資深編輯，民國初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與瞿秋白同學過。巧的是，他和劉敏儒都是冀東人。我們幾個在挖坑之前，先把這位石老前輩的墓冢修整了一番，填了幾個耗子洞。老丁說：「填了也不行，窩在裡面。」
晚飯後，接到命令，還是我們幾個「分子」為劉敏儒抬棺安葬。連隊的大部分人默默地為老劉送行。蓋棺前，大家一一向老劉告別，有人在嗚咽，記得是潘漪。劉敏儒滿臉斑斑血跡，我用手帕為他擦掉，血尚未凝固。他的近視眼鏡掉在身下，我拾起來端端正正地給他戴好。他的身軀下面墊著一條綠毛軍氈，是社裡當代文學編輯室、曾在青年軍幹過的朱叔和的。我對朱說：「一塊埋了？」老朱點點頭，說：「讓老劉在地下溫暖點。」聲音很悲痛。老朱也可能是抬棺者之一，記不清了，他也是造反派死揪活揪的一個什麼分子。蓋好棺，我們就抬起上路，很沉很沉。有不少人跟著送葬。劉敏儒和石寶常並排地安葬在一起了。
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為死者抬棺安葬。那種沉重感，不僅壓在肩頭，還沉沉地壓在心上。
對於各種勞動，包括重體力勞動，我從不叫苦，什麼活兒我全能幹。才到時自己沒有種菜，起碼我們一周要到縣城兩次，拉菜、肉、油等生活必需品。還到四五里外公社的糧庫拉過糧食，總是我駕轅。乾重活時我到縣城吃一頓餃子。有一次同去的還有蕭乾。他年老體弱走不動。去時是空車，可以慢悠悠地走，回來車裝滿了東西，很沉，足有千斤重。冬天身上毛衣都濕透了。
有一年夏天，我的前胸和後背被烈日烤爆了皮。一個聰明的好事者竟從我的脊背上癢酥酥地撕下一大片死皮，有五寸見方，色澤赤紅赤紅，天天被汗水浸透的毛孔歷歷可見，舉在陽光下照照，還清楚地看見幾道發暗的條紋，那是拉平板車時被繩索勒的痕跡。我把這張發著汗血味的自己的皮，夾在心愛的《洛爾迦詩鈔》裡。詩集本子太小，洛爾迦和他的詩都救護不了我的皮，沒幾天就折碎了。如果我的這張皮能上能下後來還在，我一定要在上面寫一首詩，裝在鏡框裡，懸掛在我居室的牆上。那的確是一幅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命運的圖像。
1970年下半年，一批老弱病殘，包括馮雪峰、金人、林辰等等，連家屬二三十人到丹江口去了。金人還不願走，直流淚，儘管到那邊勞動較少。
日子過得比在北京時簡單。每個人的內心都有想法，但不交流。《人民日報》幹部壽孝鶴因我的牽連弄到西藏去了。（文革中，《人民日報》造反派把他當做審查對象。）寫了兩次壽孝鶴的材料。頭一回比較嚴厲，第二回比較平和一些。我證明1944年冬天他在西安幫助過我，他也是真理衛隊創始人之一，1946年7月在開封我介紹他入黨。
我們和五連中國作協的連隊挨著。蓋好房子，我拉車進城時張天翼托我買奶粉之類的東西。一次見他在屋外頭站著吃飯，高個，瘦，老婆跟他關係不好。看他一臉苦相，很可憐。不知為什麼站在外面泥地里吃飯。還為另外三四個人代買過東西，悄悄地買，不能讓看見。
五連（中國作協）侯金鏡光膀子餵豬，活活累死了！躺在一個小棺材裡，在朱家灣一間民房裡放了一天。我平時跟他沒有說過話，但還是去向他告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聽見有人唱戰爭年代的歌，唱歌的就是侯金鏡的老婆，聽了讓人心裡慘痛不已。後來我悄悄寫了一首詩：《我去的那個地方》。詩中有這樣兩句：「我去的那個地方／有人在星光下正唱戰爭年代的歌。」
全連還有一百多人，每班十多個人。大約是70年代初，文潔若與蕭乾去廬山一個星期，她家養的貓餓得喵喵叫，我可憐它，每天都去餵它一盆吃的。文潔若回來後感激我，吃早飯時就給了我半勺肉鬆。
在幹校，我養了一隻狗，叫小白。那幾年，我與小白的那種同屬生物的情誼，真可以說勝過了人。它的媽媽，我們喊做「老白」，被我們連的一個老幹部偷偷地殺了，不為吃肉，為的是一張狗皮。死去的老狗留下一窩狗崽，我挑了一個養起來。我把它從小養大，取名「小白」。後來，連隊撤銷，我們「一小撮」分子集中到452高地，我把小白帶去了。它已長成，十分壯大，毛色雪白雪白。它白天到處玩，晚上必定回到我這裡，臥在門口。
我每次到武漢去探親，小白都會送我，一直送到西河渡口。我上了渡船，它靜靜地蹲在河對岸，目送我遠去。三五日後，我深夜歸來，它一望到我的身影，就會吼叫著，迎上來。它怎麼曉得我正好在那個時辰回來？真是一個謎。有一回我夢遊，半夜出走，在湖邊走到天亮，小白也一直陪著我。
一日，我從城裡挑魚回來，有人告訴我：「趕緊去救你的小白。」我問：「怎麼啦？」他說：「毛毛他爹正在宰它。」我火冒三丈，趕緊去救小白。毛毛是另外一個連的小青年。他爹是50年代初從東南亞回國的華僑，為人很誠懇，我不明白他怎麼竟敢下此毒手。我找到小白時，毛毛他爹正往小白鼻子裡灌水。殺狗，血流盡了，肉便不嫩。就在這一瞬間，我趕到了，大吼一聲：「住手！」
毛毛爹知道我的脾氣，趕緊過來向我解釋：「聽說咱們不久要回去，咱們走了，當地人肯定要把它宰了，還不如由我們享受好。」我聽不入耳，趕忙操起一把鐮刀，把繩子割斷。小白咚地一聲掉在地上，它已氣息奄奄。我再晚來一步，它就會被活活憋死了。小白睜開眼睛，茫然地對我看看，似乎並不認識我這個親人。幾秒鐘後，它清醒過來，並沒有撲過來向我感恩，而是瘋狂一般蹦起來，一溜煙朝山下面跑掉了。小白在生死關頭明白過來：對於人，可不能輕易相信。
小白離開「452」後，又回到了四合院，也就是我們到幹校後修建起來的幾百號人住了兩三個年頭的地方。一天，我回四合院時突然見一隻狗撲過來。它並沒有撲到我的身上，而是蹲在我的面前，兩隻前爪死勁地撓著地，兩眼盯著我。我一下子認出來了，這不是我養過兩三年的小白嗎？我流出了眼淚，真想不到小白一下子認出了我。我一直為它的命運擔憂，看見它，了卻了一樁心事。
在幹校，政治批判活動並沒有停止。揪「五一六」之前，有一天批馮雪峰，時間是晚上，在露天空場上。社裡外文編輯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沒完沒了，說得很長。具體說什麼忘了，記得的是雪峰本來在前面坐著，他斷喝一聲：「站起來！」雪峰就站了起來。
舒蕪寫大字報，很長，貼在院牆上，揭發批判胡風。綠原寫了檢討。我沒有寫。我在幹校一篇大字報都沒有寫過。
從1970年春天開始，揪「五一六」成了運動重點。何啟治從連部秘書變成被審查對象。他原來寫過《韶山的路》（詩），我還悄悄鼓勵過他幾句。現在要在全連大會上交代了。他被迫承認參加所謂「五一六」的檢討，一聽就是胡說八道，他亂編，卻說得跟真的一樣。全是假的，我們老傢伙知道。
下來之前，在出版社兩派辯論時，程代熙為團長的「革命造反團」說你們（按：指何啟治所在群眾組織）包庇牛鬼蛇神，包庇牛漢這些「胡風反革命分子」。社裡現代文學編輯室的王一之（王向彤）就大聲說：「『胡風分子』也有好的，牛漢就是好的『胡風分子』。」他好幼稚呵！
從1972年起，陸續有大學等單位來挑人。武漢、廣西都來挑人，王一之就是這時走的，但後來回到北京的還是多數。1973年之後，幹校大部分人都回原單位，或調往別處，只剩下「一小撮」仍滯留在452高地——幹校校部所在地。
大批人走後，文化部幹校的人馬全部集中到校部——452高地。此時應是1973年秋冬。所有滯留文化部幹校的也就剩百把十來人。因林彪問題，郭小川第二次被迫來幹校，那已是深秋，他還穿著邋遢的襯衫，瑟縮發抖，流著清鼻涕，挺可憐的樣子。我心想，「活該！」都知道林彪老婆葉群日記里有「文藝問題找郭小川」的話。我們都不敢與他接近說話。
郭小川跟我一個班勞動，每天上午干一個多小時，很輕鬆。他頭腦昏昏，因為夜裡喝酒，吃過安眠藥。開小組會時，《文藝報》的有些人故意引他說些昏話，引得大家發笑。他常常平伸開手掌向我討要荼葉，我有新的「麻綠」（湖北麻城產的綠茶）。我與他漸漸談得親近了些。他一再向我說：「我不懂政治！」我理解他，經過這些年的教訓，他醒悟了，對人生，對政治，對自己，有了新的較清醒的認識。
1973年6月，我們沒有大的勞動任務，只種點菜，沒人管，幾個幹部，還有張天翼老婆，綠原……
我們，我和舒蕪，還有纏著要我們帶她走的十三四歲的盧小冰（人民出版社的盧敏、人民文學出版社辦公室前主任陸耿聖之女）。放一周假，我們三個人，打著到韶山瞻仰的名義，實際上坐火從武漢一路到了桂林，遊了兩三天灕江。《華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陽朔還待了一天。回來說韶山好，深受教育。瞎說呵！
陽朔倒影真漂亮。在灕江船上，舒蕪詠了一首古詩。他的解釋太書生氣。我說那是寫山的倒影，當然會晃動。
舒蕪家學淵源很深。他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蕪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東字寫得很好，在河北當過縣太爺。他離任走時雇書童挑書，一擔書，怎麼會這麼沉？原來書頁中夾了一片片金葉子。（這個桐城流傳的故事是我老伴吳平說的，他們方家的孩子在吳家的私塾寄讀。）
1974年，一個牧童來找我，說：「你們的那兩個墳墓塌陷了，趕緊去整一整吧，不然，棺材板就被人拿走了。」這牧童是王六嘴的。有一回，他偷掰我們連隊的玉米棒子，讓我碰見了，我沒有罵他，只對著他傻笑。我想起小時，我也不知偷過多少回財主家的玉米。
我見他生吃，說：「燒著吃更香。」於是我倆在地上攏起一堆火，烤得噴噴香地吃。我對他說：「咱們只吃這一回。」後來，我跟這個牧童建立了感情！他送過我一回鱖魚，做熟的。
我跟同連隊的馬毅民當下扛著鍬去修墳。劉敏儒和石寶常的墳果然已經被雨水沖得慘不忍睹了。
不幸的是，這一年王六嘴的那個牧童，突然得急病離開了人世。他只活了十幾歲，是村裡的一個孤兒。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給過我友情的少年。
在幹校的後期，有時候會去洗溫泉。離咸寧縣城二十多里確實有溫泉。坐公共汽車去，在那兒吃飯。躺在流動的溫泉中。冬天，溫熱的流水，在赤裸的身體下咕嘟咕嘟響，真是享受。
1974年12月末，我總算結束了幹校的生涯。先在武漢住了兩天，然後回到北京，歷時五年零三個月。我們走之前，郭小川被押送到天津團泊窪。負責押送的是《詩刊》的丁力和尹一之。他倆都不搭理郭小川。郭小川喝很多酒，又吃安眠藥。他的行李捆得太松，難以上路。我重新幫他打好行李包，幫他扛著裝上車。臨走我說：「北京見面！」他說「不行」，就被押送到團泊窪，經過北京都不讓下車。
吳雪也是最後走的。現在聽說吳雪老年痴呆了。我們曾在幹校附近的大水坑裡一塊游泳。大水坑裡的水很清，不臭，在離大湖不遠的地方。
臧克家說湖北向陽湖五七幹校是小天堂，是聖地。我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選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牛漢口述，何啟治，李晉西編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