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擁有的優勢，是老人幫和鄧小平的恐懼心態，但他缺少一個時機，來把生米做成熟飯。我們可以斷定，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痛恨「紅衛兵」、將文革與東歐變色一鍋煮、恐懼民心浮動、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還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的應對方案，鄧小平和全黨只有照單全收。
在策略上，李鵬使用「袁木談判模式」，持續地激怒學生，有一石三鳥之效：令趙紫陽疏導學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為烏有；令學運從靜坐向絕食逐步升級，其領袖「理性受冷落、激進得擁戴」；令鄧小平越來越陷入一種「鎮壓衝動」。
何東昌也配合李鵬，在北師大說趙紫陽的態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怒責此說，李鵬則保護何東昌，反唇相譏：「要李鵬下台，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此後「對話破裂，絕食開始」，沒幾天趙就對戈氏撂出了鄧「掌舵」。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發現，趙紫陽步步落空，李鵬招招得逞。
4、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
歷史是個多面體，每個當事人只能映射某個單面，李鵬說「六四」，其價值也在於此。從他的記錄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當事人的某種側面，有時候竟是令人詫異的。
楊尚昆就不必說他了。李鵬筆下的萬里，也叫人「跌破眼鏡」。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八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照李鵬的說法，他那個先發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頭會」，竟是萬里起的頭！趙紫陽錄音回憶中的說法則是，「萬里上了陳希同、李錫銘的當」——其實，京津兩地的首腦，陳希同、李錫銘，包括李瑞環（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個宗派，大佬就是萬里，這個宗派八九年力主鎮壓學潮。另據宗鳳鳴引李樹橋談，趙赴朝後，李先念要李鵬通知北京市委強硬對付學潮。
萬里被趙紫陽反反覆覆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並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贊成「反自由化」、學潮初期不贊成北京天津兩市委的「階級鬥爭意識」、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從法制軌道解決學潮，等等。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傳世佳話，後來被「六四」陰影所蒙晦，象徵著一個時代的死去。時光不能挽留，人格卻永存歷史，趙紫陽不玩陰謀，沒有私黨，對後果承擔到底，且毫不畏懼，堂堂正正地做個現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二、八九學運偉大嗎——「廣場激進派」犯了個大傻
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網絡螢幕紀念大會』，上去聽大家都在老調重彈，我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還有下一回？這種網絡會議更是易碎品，隨風而逝。
不，它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來要贏的，最後卻輸掉了，
好像，屠殺發生以後，人們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國人是可以不必付出這個代價的，而且也連帶全世界不必掉進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
1、你們一定會輸嗎？
2、你們為什麼輸了？
四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
許多人的說詞，還是四十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
先說這個失敗的後果非常嚴重：
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說說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眾社會遺忘了：
1、廣場絕食總指揮——
柴玲：逃出中國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拿到學位，又經商致富，然後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沒有對當年堅持在廣場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反省；
李錄：據稱是「不撤退」主張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國後，也在美國拿學位並致富，然後又回頭去幫助中共；
張伯笠：當年絕食指揮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後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後信基督教，再成為傳道人，在獲得信仰之後同樣未見其反省。
2、知識精英——
鄭義：八九年最早介入學潮的知識精英，自稱是「絕食傳授人」（這個簡單的事實，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後來只寫為學運辯護的文字，還說「我是來打架的」，那麼他「跟鄧小平打了一架」，對長安街無辜被殺的民眾，鄧不會交代，他怎麼交待？
王軍濤，當年在廣場直接操作學運，據說是為了幫助政府平息學潮，他在出獄後到美國讀了政治學博士之後，並未見到他對自己當年的「政治學行為」及其失敗，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3、改革派——
趙紫陽：八九當年他拒絕執行戒嚴而被罷免，其後被軟禁整個後半生，並絕不檢討，光明磊落，然而，他對當年戈趙會「拋鄧」而導致情勢失控，令鄧小平大開殺戒，卻致死沒有說明真相和原委，他也絲毫沒有對民眾的歉疚，反而在自傳中流露對鄧小平的歉意。趙紫陽系統的人們，至今也只歌頌他或為他洗刷。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國，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三、八九驚天一炸——趙紫陽最後犯傻
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四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雪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巴契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發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衝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1；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咨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咨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朴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咨在北大落難，跟鄧朴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咨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2、「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藉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麼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麼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麼？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巴契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麼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巴契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麼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3、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裡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隻手有節奏地拍著沙發扶手，打起腹稿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