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在手術室行子宮肌瘤摘除術
雖然毛澤東沒有帝王之名，卻握有比任何時朝代帝王都至高無上的掌控力、動員力、獨裁力、享受力。建國之初歷次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肅清反革命、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受牽連致死的人數上千萬。在中國實行封關鎖國，任何人不准離開國土。他一人說了算數，聽不進半點反對意見，使人們敢怒不敢言。反右派鬥爭之後，興起了說假話，空口說白話的風氣；他要將看不順眼的千萬人之心掠奪而去。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詐騙成風、浮誇、不講真話、報喜不報憂、愚弄廣大民眾，奪得政權。不單浮誇成風、許多地方弄虛作假，高產高得沒邊沒緣，造成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每人、每戶、每個地區都深受其害，成千上萬的人餓死。
一、我第一次吃病人送來的東西
在這個飢餓成災的年代裡，每個中國人都難以避免災難。醫院的病人相對增多，頭痛低血壓、胃腸疾病、肝炎、浮腫，特別是許多婦女因飢餓出現「停經」，因勞動過重出現「子宮脫垂」等病，造成醫院的病人大量增加：
1、婦產門診病人，以婦女停經的病人最多，老百姓不了解飢餓會引起停經，她們認為是大病，四處求醫，因政府忌談飢餓引發疾病，我們醫生也不敢告知她們真實情況，只得用安慰療法。
方法：用「安宮黃體酮」（孕激素）10毫克（針劑），每日注射一次，共用5～7天；或用片劑「安宮黃體酮」10毫克，每日內服兩次，共用5～7天。造成子宮沏退性出血，病人見紅了，以為月經恢復了，很高興。幾個月後繼續停經，她又來求醫生，這是門診病人增多的主要原因，那時這種病人占門診病人一半以上。
2、病房不是忙於接生嬰兒，因飢餓婦女失去生育能力。相對而來的是「子宮脫垂」病人增多，子宮一度、二度脫垂的病人，可用中成藥「補中益氣丸」讓病人長期服用，叮囑她多休息不要乾重活。但病情可以復發，子宮三度脫垂，必須手術治療。這種手術雖不是甲級手術，但前後陰道壁修補、膀胱回縮術（手術操作要求比較細緻），同時還要作子宮固定術，這樣才能保證病人的子宮不再脫垂。因病人多、婦科手術日（每周只有兩天）不夠用，不能讓病人增加住醫院的時間，故經常加班加點，或借用其他科室的手術時間。
3、1960年秋季的一天，病房住進一位「子宮肌瘤」病人，她月經量大、失血過多，面色蒼白，呈貧血和營養不良病容。大夫在采問病歷時發現病人是《河南日報》的家屬。婦科檢查發現子宮肌瘤是多發性的，體積如孕三個月大小，因為那個時期沒有B超（全名超聲波診斷儀）更沒有CT（全名電腦斷層掃描），全靠醫生的婦科內診檢查作病症的結論，次日做了各種有關化驗檢查，又做其他手術前準備，第三天各種檢查完畢，病人身體可以勝任子宮肌瘤摘除手術。
手術前一天我約病人家屬談話，告訴他術中可能出現的意外，因病人貧血，故特別強調傷口癒合問題。在談話中我發現病人丈夫言淡很有水平，估計非一般幹部，這件事並不需要多問，按常規辦事安排手術。
手術前日，我一天吃了兩天的糧票，還是有飢餓的感覺。那時我因飢餓己出現浮腫，下肢較重，終日全身乏力。我顧慮因無力，術中能否提出腫瘤，更怕我暈倒在手術台上……帶著許多顧慮走進手術室。手術大夫們、護士們剛走進手術室作準備，正遇上病人家屬—個小青年送上一大托盤燒餅，內加紅燒牛肉（燒餅、牛肉各四兩重）12份。家屬說：「今天請參加手術的諸位每人先吃一個燒餅吧，吃完再工作，這是我的心意……」我有些擔心，便問共產黨員護士長，我們敢吃嗎？吃了是否會惹出受病人家屬的賄賂等指責，護士長說：吃吧，送食物的不是—般人，出問題大家一起負責。於是我們每人吃了一個加紅燒牛肉的燒餅，還剩餘—個給清潔工老喬吃了。這是我當大夫七年來第一次吃病人送來的東西。在那個時期，一般人誰會有能力弄到這些食品呢？在病人治癒出醫院時，我才知道這位病人的丈夫是《河南日報》社的總編輯。
上述情況，說明飢餓時期在政府上層任職的幹部生活優於眾人。群眾挨餓，因飢餓引發疾病以至死亡。有人甚至餓死、病死，面積之廣，人數之多，古今中外罕見，但沒聽說餓死幾個高級幹部。
二、我在饑荒時期的遭遇
在大災荒年代飢餓是人人難以避免，我的家庭是不幸中之大幸的人家，沒有人員因飢餓而發生傷亡。
1、三年大饑荒時期，我任職婦產科醫生，因手術每月有31斤糧票。我丈夫在門診部是內科醫生，他只有29斤糧票，每人每月會給四兩油，糖、肉、菜我記不清了。我丈夫的飯量又大，吃得又多；他天天餓著肚子，他身上的浮腫比我嚴重。好在他的工作輕，會種地。1960年，他在金水河岸上種了一季麥子，收了30多斤，取回來以後把麥子輾成片做糊糊吃。他還在金水河岸上種了兩季紅薯，雖然被人偷走一些，但還收了幾百斤；這些紅薯都堆在他門診部的住室里。紅薯成了我們全家的補助食物。
那時我第一胎男孩，第二胎女兒，都在河南省委幼兒園，全托。每周，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六晚上接回來。他們每人每月有6斤糧票，歸幼兒園領取。對外說，省委幼兒園生活很好，不會讓小孩餓肚子，其實真實情況也只是維持生命。
有一個周日，他爸爸買了一碗高價排骨肉，吃完了以後兩個孩子爭著撿骨頭，撿到以後放在衣兜里，我問兒子你撿它幹什麼。他說：晚上睡覺前很餓，把骨頭放到嘴裡，第二天再拿出來放到衣兜里，以後再用……我聽到之後嚇了一跳，若不幸，骨頭吸入氣管，會有生命危險，太可怕了，幼兒園老師、阿姨們為什麼沒有發現呢？
一天我領兩個孩子上街，給他們各買了一個高價饅頭，兒子剛把饅頭拿到手裡，還沒有來及吃，過來一個乞丐，馬上就搶走了。兒子張嘴大哭，我一看那個乞丐約50多歲、骨瘦如柴，衣服又髒又爛……我說，兒子你不要哭，我再給你買一個，於是我又給他買了一個饅頭，我們趕快離開了那裡。我不怪這個搶我們饅頭的乞丐，因為他太餓了，我認為這是個社會問題，罪過應歸於政府官員。
1961年暑假，屋裡堆了一大堆紅薯，每周日先用大砂鍋煮一鍋紅薯，能吃一天。紅薯剛煮好，我二弟高世正來了，看到紅薯很高興，坐那兒吃了一個又一個，一直到吃飽。兩個孩子四隻眼瞪著他很不高興，孩子沒說話，他只管吃紅薯，下午他走了。我女兒說，咱二舅在清華大學沒吃過紅薯啊，我們家煮的紅薯他都吃完了，下次他再來我就不搭理他了。現在回想起來此情此景，是一個很可笑而又很可憐的事情，實際上是每個人都缺少食物。
我家不但靠吃紅薯救命，連紅薯葉、紅薯梗也捨不得扔掉，現在我看到紅薯就反胃、噁心想吐。一次我三弟從開封來找我要食物，我自顧不暇，還養有兩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思索再三，我給他一紙箱紅薯葉、紅薯梗、小紅薯，當然我還要付路費。當他背著紙箱走出時，我心如刀絞，時過50多年了，這種情景仍在我夢中多次出現，每次哭醒……
三、我最傷心的一件事
在這個災荒年代裡人人都不好過。7月15日，我二妹高明瑜，第一胎生了男孩；7月24日，我第三胎生了一個女孩，我產後第三天，我小妹妹從開封來照顧我。8月1日，上午9時許，突然接到開封來的一個電報，說我二妹病重，我托著產後七天的身體，和我小妹一起抱著小女兒到鄭州火車站乘11點的火車赴開封。途中經過兩個小時到達開封火車站，約下午3點到家。我沒有見到二妹，她已經去世被埋葬了。我問小兒子呢？
我母親說送河南大學幼兒園了。我想，他才15天大，在幼兒園怎麼生存呢？趕快抱回來。我看到孩子，是一個七斤多重的嬰兒，哇哇地哭，他趴在我懷裡，把兩個乳房的奶汁都吃干後他睡了。我的小女兒餓哭了餵點水，此時我淚如雨下，二妹暴死太可憐了！留下嗷嗷待哺才半個月大的嬰兒。她突然死亡，連屍體都沒讓我見最後一面，迄今我仍然感到這是一個謎！今天我寫著哭著……次日我和小妹帶著兩個孩子，回到鄭州我家。因產後7天長途行走，造成子宮一度脫垂、膀胱膨出，咳嗽或用力時即出現遺尿，年老了遺尿的次數更多。不但經常不自主的尿褲，還尿床，誰也不知道我一天會換幾次短褲。
在那個飢餓年代，我的奶少不夠兩個嬰兒吃。為兩個孩子的餵養問題，四處求援。我照顧不了兩個孩子，又雇了個保姆，幸好找來一個滎陽40多歲的婦女，我們叫她王嫂，說妥每月給她20塊錢。那時我每月工資59元，怎麼辦呢。讓我妹夫（他是河南大學黨委的一般幹部）每月付保姆20元工資，他還不太情願。一次我收到20元的稿費，就付了那月保姆的工資，同時我給我妹夫寫了一封信。幾天後我妹夫來看孩子，我就告訴他這月保姆費你不用管了，在談話中我才知道那封信他沒看。
王嫂來了以後，對兩個孩子很好。我每天弄一些高幹粉（米粉加點葡萄糖）做成稀糊糊餵孩子。特別是小兒驚嚇啼哭時，王嫂也願語（土語即禱告）說：「你二姨別再來看孩子了，孩子害怕，我和她大姨照顧得很好，你放心吧！你來了小孩嚇得直哭……」每逢王嫂願語的時候，我和她同時流淚，有時候若有人來我家，她們也陪著我們一起哭。
高幹粉的來源是非常困難的，幸有在一年前我治癒了一個不孕的病人，是商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她生了一個男孩，本來她的奶夠吃，她虛報不夠吃，每月領兩包高幹粉（每包可能有1到2斤）。每次我要去找她取高幹粉，無論颳風、下雨、下雪，我總需要每月按時在路上等著她，她把兩包高幹粉給我，我給她2斤糧票，她也不要錢。有一天，老天下著大雪，我被雪花落成了雪人，身體凍得直哆嗦，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但還是懷裡抱著兩包高幹粉走回了家，這時兩個孩子每人每月只有5斤糧票，用來換食物吃。
另有一個餵養孩子的來源，鄭州郊區徐莊二剛他媽，她是一個習慣性流產病人，連續流產十次。她懷二剛時，是我保胎成功的，她很感謝我。送我一個老母雞，這個母雞會在病人食堂周圍找東西吃，不用我餵食，每周能下5～6個雞蛋，成了兩個孩子的救命食物。嬰兒時期本應該用人奶或牛奶餵養，可是在那個饑荒年代，誰能得到這些東西呢？
孩子吃這些東西消化不好，經常腹瀉，換尿布都來不及。王嫂忙不過來，有時我丈夫回來就幫她洗尿布。次數多了他不高興，發牢騷說「孩子他媽（高明瑜）活著時對他姥姥最孝順，說一不二，百依百順，現在她死了，姥姥才50多歲，她對這孩子不管不問，成了我們家的負擔……」
一年後小兒子已經會說話也會走路了，他隨著我的孩子叫我媽，我給他說我不是你媽，他回答說你是。我妹夫再婚後把孩子接走時，小兒年齡己22個月了，其實他只付出20個月的保姆費，共計400元人民幣，孩子最困難的時期我承擔了。
時過50多年，那個小兒己是共產黨員、教授，我救他活命是很不容易的，誰能知曉我為他流了多少眼淚，作了多少難，我絲毫沒有要求他的回報，但是他不應該做出對不起我的事情。他挑撥我小女兒的家庭關係，讓我有口難張，我不能忍耐他的違法行為，故堅決反對，所以他們沒達到目的。近十年我都不見他們了，我認為他們太缺德了，品質太惡劣了。天呀！好心救人也會造不可思議的遺憾！他給我晚年造成很大的痛苦回憶！這是我一生最傷心的一件事。
20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