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哲學家Agnes Callard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單一情境」。它試圖解釋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為什麼今天的新聞總在強調世界有多糟，為什麼人們越來越難專心，為什麼我們不斷和別人比較，連藝術、設計和生活方式也越來越相似。
過去，人生活在許多不同情境裡。家裡、學校、教堂、酒吧，各有不同規則。一個人在老闆面前謹慎，在父母面前像孩子，在朋友面前可以隨意。網際網路卻把這些場景壓進同一個公開空間。你的老闆、家人、前任和陌生人，可能同時看到你說的話。於是，原本依賴場合的行為規範被逐漸抹平。
「單一情境」不只是社交媒體造成的。廣播、電視和智慧型手機之所以流行，也因為人類一直渴望擺脫狹小的本地世界，知道更遠的事情，接觸更多的人。技術迎合了這種衝動，讓我們仿佛同時生活在所有地方。
但在一個面對所有人的空間裡，什麼內容最容易被理解？往往不是好事，而是壞事。幸福、美食、詩歌和幽默，都依賴語言、文化和個人經歷。痛苦、疾病、死亡、暴力卻幾乎人人都懂。因此，譴責和災難更容易跨越不同人群傳播，網絡也自然形成強烈的負面偏向。
它還解釋了為什麼「身份」變得比「品格」更重要。品格要在長期相處中才能看出來，一個人是否勇敢、慷慨或易怒，要觀察他在不同處境中的反應。身份則不同，無論身處何地，一個人的性別、國籍或族群標籤都不會消失。身份更適合被放進統一規則中討論，也更適合遠距離快速判斷。
當所有事物進入同一個評價場，人們便開始瘋狂比較。學校比較升學率，運動員比較數據，內容創作者比較點擊量，普通人比較收入、外貌和生活方式。比較又會推動同質化。兩所原本各有特點的學校，一旦被同一套指標排名，就可能開設相同課程。棒球隊使用同一套數據分析，也會採用越來越相似的戰術。
這種變化並非剛剛出現。Agnes Callard認為，轉折大約發生在1910年前後。Georg Simmel、Max Weber和Martin Heidegger都感到現代世界正在碎裂。表面看是碎片化，實際卻是原本互不相干的價值突然被放進同一個體系，人們還沒學會如何比較，於是先感到混亂，後來才發明金錢、排名、評分和數據，把一切變成可計算的抽象價值。
注意力危機也來自這裡。過去，人主要根據眼前環境決定關注什麼。今天，屏幕隨時把整個世界送到面前。我們知道還有無數新聞、知識和痛苦值得關注，於是開始把注意力當作一種需要嚴格管理的資源。我們購買手機，又購買幫助自己少看手機的工具，仿佛一直在和自己作戰。
「單一情境」很難簡單判斷好壞。它削弱了地方規則，讓人更焦慮、更愛比較，也讓世界更容易陷入道德審判。但它同樣來自人類對封閉世界的反抗。人們不願只因為出生地點和傳統習慣，就永遠按照同一種方式生活。我們追求的，是一個更開放、更自由，也更混亂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