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終於一切停當開了車。車一開，我們就都覺得冷了。從北京西行千里，沒有想到兩地氣溫的差別，那是內蒙古的九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駛的敞篷卡車上。很冷！
我聽見身邊的郝志軍凍得牙齒咯咯響。她那個人很逗，笑著捅了捅我，讓我聽。我好像比她能抗凍。我書包里有一條卡其的褲子，我就拿出來，把褲子給她圍在身上。
十五團十連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簡陋的木橋，帶拖斗的卡車過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們在敞篷卡車上兩個多小時，每個人都憋了尿，一下車，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顧不上迴避都趕緊尿尿。只聽見嘩嘩的聲音。我在尿濕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髒了。
我們兩人搭檔，自己把箱子抬過了河，抬到了駐地。十六個女生被臨時安置在離五加河不遠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裡。屋裡是面對面兩排大炕。我們十六個人中十四個是六九屆的，在沒有人管理的情況下，人就會本能地聽個子大、年齡大的。
我們學校六八屆的同學王玉華是個大個子，我們就看她怎麼做。我看見她從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斷了包裝箱子的草繩子，然後打開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們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樣，拆了行李趕緊睡覺。忘了是從哪裡弄了點水，洗了洗臉。記得六九屆的同學董雙巧當時口渴得要命，她問，我想喝點臉盆里的水，你們說行不行啊？沒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點自己的洗臉水，第二天竟沒有生病。
回想在內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澀。慶幸我們當年那麼勇敢，並能迅速適應。沒有不能承受者，因為我們儘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沒有退路。
口述二：雜事瑣議
初到十五團十連時，除了河邊兩座土屋，營區幾乎沒有已經建好的房子。由於知青人數驟增，這個十連是從河北邊的一連分出來的新建連隊。新兵結束集訓，我們住進了當年建的新房。入住時新房還沒有安好門窗，泥抹的牆壁、炕磚也還沒有干，所以入冬後滿牆結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們班裡外兩間共住十五個人，裡間住十一個人，外間住四個，我在外間。我的鋪位挨著五中的孟艷君，她挨著我們學校的劉桂雲，劉桂雲挨著五中的馬興安。我們都是六九屆的。
馬興安的爸爸是位將軍，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參了軍。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學很快就能離開兵團，在我心裡重重地擊了一下。虛偽的宣傳與現實發生了矛盾，可是我沒有獨立思考的勇氣和能力。我、艷君和桂雲三個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後「病退」回到北京。
當時，夜晚常常沒有電，就寢前我們在漆黑一團的宿舍里喜歡躺著聊天、講故事，有時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頭引來一片齊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屆同學蔡順利來我們這裡聽故事，橫在我們的腳頭睡著了，誰也沒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長王秋香忽然敲門，說蔡順利到那時還沒有回班，記得她是到我們班去了，問我們看見她沒有。
我們幾個極力地回想，也記得她是來了。找她的動靜很大，貼著牆睡在大家腳頭的蔡順利卻沒有醒來，我們也竟沒有發現她。等王秋香離去，我們又重新鑽被窩的時候，我才踢著她，發現了她。她實在太瘦小了，那時候個子還沒有一米五〇。我們大呼小叫，她才驚醒了，抽搭著哭了起來。不久，弱小的她在禮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時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牆埋住，嚴重受傷，「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著一封連隊文書寄給我的「續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親，我媽媽剛因腦病突發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滿了，她還生死未卜。於是我申請續假，結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連隊領導而一直留著「續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來信收到，內容盡悉。最近幾天你母親的病是否有好轉，從信中看到你的這種情況，經我們研究同意給你續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間，仍然要像在連隊一樣，經常不斷地學習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樣用主席的哲學思想處理好此事，實現自己的諾言，經受住考驗，按時歸隊。而且還要做到在家不忘戰備，離開連隊也要自覺遵守紀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
此
十五團十連連部
1971.12.27晚
那時候由於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許多不正常的對待，所以偶爾受到「人性化」的對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過，我們連的指導員行為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帳的時候，夜裡發現過幾次有人到女生蚊帳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終不知道是誰。有人偷偷說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導員，又不敢確認，也不敢聲張。直到1974年，指導員的問題才被揭發出來，他對連里六個女生有過性侵犯。那六個人中至少三個是六九屆的，都是由於希望通過「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於領導而遭遇了性侵犯。
被指導員那樣的軍人管理和領導，我們的安全感卻很強。誰也沒有思考過是不是應該在這樣的年齡到邊疆來開始這樣的生活，誰也沒有閱歷和生活經驗能想到可以懷疑一下軍隊幹部的品行。在我們看來，領章、帽徽就是他們品行的保證。正因為這樣，我們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2009年，正值上山下鄉運動四十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場老知青的聚會。但是說不清楚為什麼，很少有人能把聚會辦成嚴肅的紀念活動，以表達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追問和反思。讓人痛心的是，我們付出了那樣巨大的代價，可是知青的回憶卻再度變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園牧歌，大家喜歡輕鬆和浪漫，不喜歡把當年的種種真實告訴世人。我能肯定，「無悔」的牧歌絕沒有嚴格、準確地從記憶中取材，那只是某種心理指向，是對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彈。所以我在本文中儘量細碎地敘述，讀起來雖然無文采，很瑣碎，也無法涵蓋整個的上山下鄉運動，但是，我起碼說的是我自己真實的見聞和感受
生活本身給予我們恩惠。我們克服了許多困難，建立了難忘的友誼，長大成人，忍苦開朗，非常堅強。應當感謝生活，而不是感謝什麼上山下鄉的「鍛鍊」。我們本應當受教育，去過正常的生活！那些沒有上山下鄉運動的國度，難道一代青少年都敗壞萎靡地垮掉了不成？
口述三：我身邊的六九屆知青案件
在蹉跎歲月中，老三屆憂國憂民，有人在言論方面出了「問題」，犯了「政治錯誤」。可六九屆的犯事兒卻屢屢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二師十五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屆的。
北京一〇八中一個六九屆的知青深秋時為了一隻價值一百二十元的上海手錶，殺了北京一一六中一個六九屆的知青，當夜把屍體沉進深潭。十天後受害人的屍體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二月一日召開公審大會，槍決了二十一歲的兇手。
二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時候，公審大會很是冷清。我所在的連隊尚有沒有回家的勞動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維持會場到押送犯人汽車之間十來米距離的秩序。
我和同學們來到刑車跟前時公審大會正在進行，禮堂的側門關著，我們聽不見什麼，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衛幹事髙喊「拉手拉手」，門嘩地打開了，氣氛一下子森嚴起來。戴重銬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軍人拖著，跌跌撞撞走向刑車。
近距離地看見自己的同學那沒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臉，聽見鐐銬發出的毛骨悚然的聲音，一個同學忘了她的任務，哇地叫了一聲撲進我的懷裡，緊緊地摟住我。我個子大些，但也是六九屆的，看到這樣的場面也手腳冰涼、牙齒打戰。死刑犯不知為什麼流了許多口水，前襟都是濕的。他被拉到兩里地以外的七號地槍決。天氣過於寒冷，據說連里去的男生用鎬頭破土很困難，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長度不夠，受刑的人下葬時相當費勁，足端埋得過淺，棉鞋當晚就讓當地的老鄉脫去了。
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連隊一個六九屆同學在四月初的一個夜裡忽然生了個足月的嬰兒。她是門頭溝井下礦工的女兒，身材瘦小，十月懷胎竟瞞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員，沉默寡言，勞動非常出力，懷孕期間仍抬得起六層的籠屜，生產是在夜間，沒有人發覺。天蒙蒙亮時，她照常捅開了食堂的爐火幹活。天亮時，我們看見了滿地鮮血和她回宿舍後才娩出的胎盤，那血乎乎的東西放在臉盆里，用枕巾蓋著。更難以相信的是，嬰孩之父是在磚窯燒火的勞改期滿就業職工，一個幽靈般的七十歲老頭。
這個同學在集體宿舍過了「月子」，後來被安排在磚廠干碼濕坯的活兒，開除了團籍。再後來，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門頭溝礦區，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當2009年知青聚會多發的時候，我聽到消息，與我同齡的她去世已經許多年了。
結束語：「我是六九屆的」
1999年，是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我中學的同學聚會過一次，有將近四十人參加。分別三十年後，大家都還好，只是沒有一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國家承認的文憑，被同學們稱為「知識分子」。我心裡很難過，因為在我的單位，我的學歷很不「硬」，很拿不出手。文化基礎太差，各種考核都得硬著頭皮去應對。
同學中下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會時仍然在正式崗位上的只有少數幾個人，現在一定更少了。我們這些六九屆的人中，沒有所謂的「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定義大概應當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權、有錢。我們這班人中間沒有這樣的人。歷史的荒誕限制了我們的發展，不過大家還是在誠實地勞動、正派地生活。我有個同學叫馬金良，從兵團回北京後，一直在東單皮鞋廠當司機，是司機班的班長。國家二級企業東單皮鞋廠經營得一路滑坡，最後全廠的汽車從十幾輛就剩下了一輛，最後留任的司機只有兩人。一人很年輕，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學馬金良，他那時候四十多歲。他們兩人輪流開那一部汽車。後來馬金良自己主動同意把工作機會讓給那個年輕人，他說：「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錢。我負擔少，我退了自己去想辦法吧。」當時廠里才給他二百多元的生活費，他就退了下來，到外邊自謀工作。他現在給一個政府機關做臨時司機，月工資兩千多。在他身上集中表現了六九屆人承受了什麼，他們怎樣接受命運，是何等的堅韌、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為他這樣的人驕傲！
今天，我們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還會懷著自卑和遺憾無限辛酸地說，「我是六九屆的。」不過，這已是一句許多人聽不懂的話了。
願「六九屆」這個過去年代的專有名詞進入詞典，願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義。
2011年8月26日修訂
（選自徐小棣著《顛倒歲月》，三聯書店201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