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潛在犯罪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大躍進」）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裡。」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飢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偷盜生產隊的糧食；或哄搶生產隊、生產大隊倉庫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5萬多人，占這些人員總數31％。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占總數16萬人的30％。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盲目蠻幹，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稍有反抗，就得坐監獄，就得被整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那麼一個人忍不住了，於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余妖精」（曾希聖妻子姓余），發泄心中的憤懣情緒。曾希聖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幹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後共排查1.8萬人，筆跡鑑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對一些重點對象，採取跟蹤盯梢、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幹部6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聖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聖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公社、大隊領導）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應該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約占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等於1949～1957年逮捕人數總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為了推動「大躍進」，鎮壓反對派，逮捕了40602人。隨著「大躍進」運動亂象的不斷發生，毛澤東於1958年底、1959年春，在鄭州兩次召開會議，主動糾左，公安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公安機關執行「三少」政策，即「殺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過去少」。所以1959年全國捕人、拘留人大幅度減少。安徽省逮捕人數由1958年的10萬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反富裕中農，層層揪「小彭德懷」，又大規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萬多人。拘捕人數這樣大起大落，不是由社會治安狀況決定的，完全是根據領導人的指示，為了配合政治運動，而逮捕、拘留人。這是那個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採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里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麼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王昭到青海主政後，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戶勞改犯」僥倖沒死被釋放回家。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