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做了很多年的統獨民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4年開始持續進行的統獨立場調查。嚴格來說，這份調查並不是簡單地讓受訪者在「統一、獨立、維持現狀」三者之間選擇，而是把態度細分為儘快統一、儘快獨立、維持現狀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以及永遠維持現狀。三十多年下來，一個現象非常清楚：各種形式的「維持現狀」，始終是台灣社會的主流選擇。
於是，「台灣人民希望維持現狀」逐漸成為描述台灣民意最常見的一句話。但我一直覺得，我們少問了一個問題：台灣人究竟想維持什麼樣的「現狀」？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回答，我們對這份民調的解讀可能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
首先，台灣今天的現狀是什麼？台灣有自己的民選總統、政府、國會、司法制度、軍隊、貨幣、護照和邊境管制。台灣人民自己選舉自己的政府，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一天。無論我們在國際法與外交語言上如何稱呼它，這至少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政治事實：台灣是一個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事實上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所以，「維持現狀」首先意味著維持這個事實。但是，這只是現狀的一半。
現狀同時包括中國宣稱擁有台灣，而且拒絕放棄以武力改變台灣命運。更重要的是，現狀還包括國際社會如何回應這個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一方面反對中國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支持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另一方面，美國長期政策又包括「不支持台灣獨立」，並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於是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局面：中國告訴台灣人民，你如果改變現在的國家定位，我可能對你發動戰爭；而台灣最重要的民主盟友同時告訴台灣，我們反對中國使用武力，但是你也不要片面改變現狀。在我看來，這也是「現狀」。因此，當我們問一個台灣人：「你支持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他的選擇並不是在三張乾乾淨淨、具有同樣代價的選票之間進行。「維持現狀」意味著明天大致還可以繼續今天的生活；而「獨立」這個選項旁邊，卻擺著一個存在了幾十年的巨大警告牌：中國可能發動戰爭；而如果台灣被認為是首先「改變現狀」的一方，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究竟會如何反應，也存在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條件下，多數人選擇「維持現狀」，究竟代表什麼？我的分析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台灣人民不知道自己希望這個國家是什麼，也不能簡單解讀成台灣人民在統一與獨立之間各退一步。我認為，台灣人選擇「維持現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願意主動承擔改變國家定位所可能帶來的巨大後果。這是一種政治選擇，但同時也是一種風險選擇。
如果再往前追問一步，就會發現這個現狀並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有一段很長的國際政治歷史。西方民主國家過去數十年的中國政策，在我看來，建立在一連串一廂情願的假設之上：只要維持經貿交流，讓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催生龐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崛起之後，自然會要求更多權利，進而催生公民社會，最終推動中國政治自由化；而一個經濟繁榮、社會更加開放的中國，最後會成為一個比較理性、比較接近民主國家行為方式，並願意遵守國際規則的國際秩序參與者。
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提出著名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概念，期待中國不只是國際體系的成員，而且逐漸成為維護這套體系的「負責任持份者」。這個概念很好地代表了那個年代西方對中國未來的期待。中國後來確實富裕了，中產階級確實壯大了，但是後面的故事沒有按照西方替中國寫好的劇本發展。中國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走向民主，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因為中國更深入加入世界經濟而逐漸放棄一黨專政。相反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經濟、科技與軍事能力遠比三十年前強大，同時也有更強能力控制社會的威權國家。
我認為，這是冷戰結束後西方外交政策最大的一廂情願之一。而問題不只是西方看錯了中國。更大的問題是，西方為這個錯誤判斷付出的代價，往往由別人承擔。
我把西方長期以來這種對中政策稱為「綏靖政策」。我使用這個詞並不是偶然的。「綏靖」（appeasement）在現代國際政治史上有非常沉重的歷史含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面對希特勒不斷擴張的野心，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選擇的不是及早遏制，而是不斷尋找妥協，希望以有限的退讓滿足希特勒，換取歐洲和平。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成為這套政策最著名、也最恥辱的象徵之一。張伯倫回到英國後甚至宣稱帶回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不到一年，歐洲戰爭爆發。
後來帶領英國抵抗納粹德國的邱吉爾，正是張伯倫綏靖政策最尖銳的批判者之一。他對《慕尼黑協定》的批判，後來被濃縮成一句流傳至今的警語：當你在戰爭與屈辱之間選擇屈辱，最後得到的仍然可能是戰爭。這就是我在這裡使用「綏靖」這個詞的原因。
歷史當然不會簡單重複。我也不是說今天的中國就是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或者任何與中國的妥協都等於1938年的慕尼黑。我要指出的是兩者背後一個令人不安的共同邏輯：當一個擴張中的威權政權以威脅要求民主國家讓步時，民主國家很容易說服自己，只要再退一步、再避免一次衝突、再滿足對方一項要求，就可以換取和平。
我認為，過去數十年西方對中國政策中存在的，正是這種危險的心理。而且它比張伯倫時代的綏靖多了一層更樂觀、也更一廂情願的期待。西方不只相信讓步可以避免衝突，還相信中國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改變。換句話說，西方不只是告訴自己「今天退一步可以避免戰爭」，還告訴自己：「今天退一步沒有關係，因為明天的中國會不一樣。」歷史已經給了這套期待足夠長的驗證時間。而在等待那個始終沒有到來的「明天的中國」時，民主世界接受了多少「今天的中國」所提出的條件？
台灣、西藏和維吾爾，就是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的地方。當然，台灣、西藏與維吾爾的歷史、法律地位和今天的政治處境並不相同。我不是說三者完全一樣。我要問的是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人民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政治未來？
加拿大面對魁北克獨立運動時，並沒有派軍隊威脅魁北克人民不得談論獨立。加拿大的憲政制度雖然不承認魁北克具有單方面脫離加拿大的權利，卻接受一個重要的民主原則：如果一個清楚的獨立問題得到清楚多數支持，就會產生進行政治談判的義務。英國政府面對蘇格蘭獨立運動也是如此。英國政府本身反對蘇格蘭獨立，卻與蘇格蘭政府達成協議，讓蘇格蘭人民在2014年以公投決定是否離開聯合王國。
這才是重點。民主並不要求加拿大政府支持魁北克獨立，也不要求英國政府支持蘇格蘭獨立。民主要求的是：你可以反對獨立，但是你不能否定人民和平提出獨立主張、公開辯論，並透過民主程序表達政治意志的權利。
但是到了中國，民主世界似乎接受了另外一套規則。北京說台灣問題首先涉及中國的領土完整，於是國際社會很少再追問：台灣人民自己的意願呢？北京把西藏與維吾爾人的獨立訴求稱為「分裂主義」，西方民主國家即使批判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的人權政策，卻也長期不支持西藏與維吾爾人的獨立訴求。
我認為，這裡存在一個民主世界至今沒有充分回答的矛盾：為什麼魁北克人和蘇格蘭人可以和平討論要不要離開現有國家，而一旦面對中國，「領土完整」就如此輕易地凌駕於人民自決之上？這正是我所說的綏靖。而綏靖最危險之處，從來不只是向一個威權政權讓步。它更深刻的危險，是讓步久了以後，我們開始把原本荒謬的事情當成正常，把原本迫於威脅接受的安排稱為「現狀」，最後甚至要求受到威脅的人自己負責維持它。台灣今天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現狀。
於是，我們可以重新回到台灣的統獨民調。政大選研中心另外一項進行了三十多年的長期調查，是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幾十年下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中國人」認同則大幅下降。因此，當我們同時觀察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與統獨態度時，至少應該警覺一件事：「我是誰」與「我是否願意現在改變國家的正式定位」，本來就不是同一道問題。
一個人完全可以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認為台灣就是自己的國家，不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卻同時因為戰爭以及國際政治風險而選擇「維持現狀」。這在邏輯上沒有任何矛盾。所以我認為，我們長期以來可能對「維持現狀」作了過度簡單的解讀。我們一方面告訴台灣人民：如果改變現狀，中國可能發動戰爭；如果被認為是台灣首先改變現狀，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未必支持。另一方面，我們再拿台灣人民選擇「維持現狀」的民調結果說：你看，台灣人民並不希望改變自己的國家地位。這公平嗎？更重要的是，這真的測量到了台灣人民在沒有外部威脅之下，對自己國家未來的自由意志嗎？我認為沒有。
所以我常常想做一個很簡單的思想實驗。如果有一天，北京正式宣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如果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也明確告訴台灣人民：無論你們經由民主程序選擇維持現在的國家定位、改變國號、制定新憲法，或者尋求完整的國際承認，都不會因此失去民主世界的支持——到了那一天，我們再問一次：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
答案會是什麼？我不知道，也不能替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回答。這正是民主的意義。台灣的未來不應該由北京替台灣人民決定，不應該由華盛頓替台灣人民決定，當然也不應該由我替台灣人民決定。它應該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在沒有戰爭威脅、沒有被國際社會遺棄的恐懼之下，自由作出選擇。
但是，我不是站在台灣之外評論台灣命運的人。我生活在這裡，也是這個民主社會的一員。我不能替兩千三百萬人回答，但是在這兩千三百萬人當中，我有一票。只有一票。兩千三百萬票中的一票。
而我的答案，其實很多年前就已經給過了。當時，我曾在網絡上遇到中國民族主義者帶著挑釁意味問我：「你六四之後逃跑了，有朝一日祖國武裝統一台灣，你是不是又要跑了？」我的回答很簡單：
不會。那時，我已戰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