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去世後，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的一段訪談值得一讀。李侃如對朱評價極高，認為他才華橫溢、務實坦率，也是中國深化市場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的關鍵人物。對於後來中國沒有完全兌現入世承諾，李侃如也不認為朱鎔基當年存心欺騙美國。他的解釋是：朱認為中國能夠逐漸做到，只是後來政治發生變化；如果有類似朱鎔基的人才繼任，那些改變可能實現。
這番話聽起來寬厚，卻暴露了美國接觸派一個至今沒有完全回答的問題：
趙紫陽怎麼辦？
中國不是沒有出現過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甚至不是部長、總理，而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是總書記。論職位，他們已經站到了共產黨權力結構的頂層；論改革意願，他們恐怕比朱鎔基走得更遠。
結果歷史已經做過實驗。
當改革沒有觸碰共產黨根本政治利益時，改革者可以大刀闊斧；一旦改革方向與黨維持政治壟斷的需要發生嚴重衝突，究竟是總書記改變黨，還是黨處理總書記？
胡耀邦下台了。趙紫陽不僅下台，此後長期被軟禁。
因此，問題從來不只是「中國有沒有一個朱鎔基」，甚至不是「朱鎔基如果當總書記會怎樣」。接觸派真正需要回答的是：為什麼認為一個人的職位和思想，足以改變一個擁有龐大幹部體系、軍隊、宣傳機器、安全機構和組織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
習近平時代尤其容易製造一種歷史錯覺。今天看到習近平擁有巨大的個人權力，很容易倒推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本來就能決定一切。其實恰恰相反。習近平今天的權力集中程度，是經過長期政治運作形成的結果，絕非「總書記」三個字天然附帶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出現一個擁有習近平今天這種權力、思想卻接近朱鎔基的領導人，也不能簡單推出中國必然按照西方期待的方向演變。
因為市場化改革是一回事，放棄黨的權力壟斷是另一回事。
朱鎔基可以關閉虧損國企，可以讓數千萬職工下崗，可以改革銀行，可以降低關稅，可以引入國際競爭，也可以利用WTO規則倒逼國內改革。這些事情非常困難，卻仍然可以解釋為一個共同目標：讓中國經濟更有效率，讓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更富強。
真正的分界線在另外一個地方：如果改革要求共產黨接受獨立於黨的司法、真正自由的媒體、軍隊國家化、競爭性政黨，乃至接受選舉失敗後和平交出政權，這還是不是同一種改革？
恐怕不是。
到了這裡，一個領導人面對的已經不只是幾個保守派，而是整個組織維護自身政治生存的本能。
這也是為什麼李侃如的回憶越證明朱鎔基真誠，反而越暴露當年接觸政策的問題。
假如朱鎔基只是一個騙子，那麼事情反倒簡單：美國識人不明，被一個聰明的中共總理騙了。
可是如果朱鎔基完全真誠呢？
那麼問題就嚴重得多。
朱真誠地希望改革，真誠地希望加入WTO，真誠地認為中國可以履行大部分承諾，也真誠地希望改善美中關係；然而在他退休以後，一部分改革仍然可以被削弱，一部分方向仍然可以逆轉。
這說明決定中國長期方向的，從來不只是朱鎔基的個人意願。
一個國家制定幾十年的對華戰略，不能把關鍵假設建立在「下一屆最好還是朱鎔基」上。國際協議更不能依賴對方永遠由自己喜歡、信任的政治人物掌權。真正可靠的判斷，必須回答：即使下一任不是朱鎔基，這套制度還能不能約束他？
美國接觸派當年把相當大的希望寄託於經濟發展、國際融合以及改革派領導人。他們不是毫無根據。1978年以後中國的變化確實巨大，朱鎔基也確實值得認真研究。
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如果解釋失敗仍然停留在「後來沒有另一個朱鎔基」，那就還沒有走到問題的底層。
趙紫陽早已替歷史留下了答案。
中國不是沒有出現過站在最高位置的改革者。真正的問題一直是：當改革者與這個黨的根本政治利益發生衝突時，究竟是改革者改變這個黨，還是這個黨改變改革者的命運？
接觸派如果不回答趙紫陽，就仍然沒有真正回答朱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