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留下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歷史細節。李侃如回憶與朱鎔基的一次私人談話，就是其中很精彩的一幕。
1999年前後，中國正在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訪美未能完成協議，回國後承受了不小的政治壓力。按照李侃如的回憶，朱鎔基後來把他拉到一邊，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美國真正相信中國？
這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當時中國需要美國，朱鎔基需要完成入世談判，美中之間卻存在根本性的互不信任。美國應該怎樣回答？
李侃如給出的答案令人玩味。
他說，自己是在冷戰時代長大的，美國人很難相信一個共產黨的領導層。但是中國共產黨已經改變很多，甚至可以改成「中國社會民主工黨」之類的名字。這樣仍然符合中共實際上正在做的事情，卻可以幫助消除美中之間的信任問題。
換句話說，美國人為什麼不相信中共？
李侃如想到的一個辦法，不是讓中共改變產生這種不信任的制度，而是幫助中共想辦法降低美國人的戒心。
這兩者有天壤之別。
美國人如果因為中共堅持一黨統治、黨管軍隊、缺乏獨立政治制衡而有所警惕，這種警惕究竟是一種應該被消除的冷戰心理，還是一種針對現實制度的合理風險判斷？
如果是後者，改名字有什麼用？
「中國共產黨」改成「中國社會民主工黨」，政治局還是那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還是那個中央委員會，軍隊仍然受黨領導，一黨執政也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一個美國普通人聽起來不那麼刺耳的名稱。
甚至「社會民主」幾個字還會帶來完全不同的政治聯想。德國、英國和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接受競爭性選舉，也接受選舉失敗後下台。如果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保留原有權力結構，卻換上一塊類似的招牌，美國公眾對它的風險判斷會更準確，還是更容易發生誤判？
答案並不難想像。
有趣的是，朱鎔基反而沒有接受這個點子。
按照李侃如的回憶，朱說，這個想法很有意思，但是當然不能這樣做，因為「共產黨是我們的品牌，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品牌」。
一句輕鬆的話，背後卻很重。
朱鎔基當然知道中國需要美國。他本人也希望獲得美國人的信任，希望中國加入WTO，希望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按照李侃如自己的評價，朱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狂熱者，而是一個高度務實的改革者。
正因為如此，他的拒絕才更值得注意。
如果連朱鎔基這樣的人，在中國如此需要美國的時候，為了增加美國信任，連「共產黨」這個名稱都認為當然不能改變，那麼美國研究中國的人難道不應該追問一句：
這個組織究竟有哪些東西是不能動的？
遺憾的是，李侃如似乎看到了相反的東西。
他看到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引進外資、改革國企，於是覺得這個黨已經和傳統共產黨很不一樣，名稱反而成為美國人認識新中國的障礙。
朱鎔基的回答卻無意間提醒了他：經濟政策可以改變，共產黨的政治身份卻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
二十多年以後回頭看，這段對話甚至有一點歷史諷刺。
美國接觸派擔心美國人因為「共產黨」三個字而不信任中國，於是替中共想辦法改善形象；中共自己的總理卻告訴他們：這個招牌不能換。
真正應該改變的，本來不是美國人的心理，而是產生不信任的現實。
如果中國建立獨立司法，允許真正的新聞自由，實現軍隊國家化，接受政治競爭，並承認執政黨可能在選舉中失敗，那麼它即使仍然叫「中國共產黨」，美國人的戒心自然會發生根本變化。
反過來，如果這些東西一個都沒有改變，那麼把「中國共產黨」改成一個聽起來溫和悅耳的名字，不過是重新包裝。
因此，不能說李侃如主觀上有意幫助中共欺騙美國。他大概真誠地相信，中國正在演變，中共的名稱已經落後於它的實際變化。
但這恰恰暴露了接觸派當年的認識盲點：
他們有時不是在研究美國為什麼有理由不信任中共，而是在研究怎樣讓美國更容易信任中共。
朱鎔基倒比他們清醒。
他沒有告訴李侃如：「你說得對，我們已經不是共產黨了。」
他說的是：共產黨是我們的品牌，不能改。
一個如此需要西方、如此希望加入世界體系、又如此務實的改革派總理，都知道這條邊界在哪裡。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本來也應該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