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大清洗後提拔的官員，被稱為「史達林一代"。這些人普遍出身工農，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完全依賴體制生存。比如對軍權的重構，90%以上的將官被清洗，但是1938年新任命的150名將官中，僅有7人具有軍事院校背景，其餘人空有對史達林的忠誠，並無軍事才能，這也為蘇軍在二戰前期的節節敗退埋下了伏筆。
第三、控制經濟命脈。
蘇聯的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如果不考慮餓死的一兩千萬人，單純只看工業成就，可以說是非常矚目。但是兩個五年計劃形成的專業主義，也就是聽從國內外專家的意見指導經濟生產的方式，徹底威脅到了史達林的經濟控制權。為此，史達林作出了批示：工程師集團正在復辟資本主義。
於是，經濟領域開始了大清洗。工業方面，比如1937年煤炭部的37名高級官員槍決了35人。農業方面，為了完成清洗指標，並不區分以前是富農、中農，還是貧農、農奴。
為了控制經濟命脈，史達林選擇用忠誠取代專業。比如蘇聯最大的鋼鐵廠——馬鋼的負責人，竟然由一名紡織廠工人火箭提拔，原因僅僅是他附和史達林提出了瘋狂的生產指標。這種選擇的後果也很明顯，比如T34坦克的產量和質量驟降，以至於二戰初期軍備嚴重不足。
蘇聯著名的經濟學家，康波周期的提出者康德拉季耶夫，為此批評道：這種清洗讓蘇聯的經濟管理能力倒退了20年。可是批評完之後，康德拉季耶夫便被槍決。
第四、營造恐怖氛圍。
1937年，蘇聯頒布了懲治叛國者家屬的法令（第00486號命令）。這部反人類的法令，被稱為人類文明的最後一部連坐法，也就是父母犯罪，家庭12歲以上的子女即可被判刑，妻子主動揭發丈夫則可獲得赦免。
1937年，蘇聯又頒布了限時定額逮捕令（第00447號命令），要求各地必須完成7%至10%的人民公敵指標。
這一時期，任何人發表對史達林的不當言論，都有可能成為被清洗的目標。最可怕的是，舉報之人，有可能是枕邊人，甚至是父母子女。這一時期，整個蘇聯社會都陷入了信任危機，人人都可能成為被舉報的對象。自我審查機制，便橫空出世。比如作家巴別爾就對自己的作品字斟句酌，生怕觸及政治敏感。
這種恐怖統治達到的心理學效果，正如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所說：當恐怖達到某種強度時，連受害者也參與製造恐怖。
史達林通過系統性恐怖建立了忠誠者網絡，依託經濟控制取得了支持者的依附，利用制度性腐敗消解了潛在的反對動力，從而建立了完全以他個人意志為核心的統治體系。
但正如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所說：用恐懼澆築的忠誠，終將在恐懼消失時崩塌。這個看似穩固的體系，實際上埋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當統治完全依賴於個人權威和暴力機器時，便再無一絲製度韌性，隨時可能脆斷，這正是所有獨裁者無法逃脫的政治悖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