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騰飛潤美，不自覺的反抗者
今天一大早看到一則推文，
https://x.com/zhangtianliang/status/2095126385245225429
【祝賀袁騰飛老師落地美利堅！】坦率地說，我很為袁先生能夠潤出來而高興的。事實上，我把袁騰飛視為一個不自覺地反抗者，也就是他並沒有主動想要反抗中共這個體制，但最終為體制所不容。這一點其實跟方勵之和很多反抗群體都非常相像。
袁騰飛來到美國這件事本身就帶有非常強烈的戲劇張力：一個曾經參與中國高中歷史教材編寫、參與北京高考歷史命題、登上央視《百家講壇》的體制內明星教師，後來因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釋歷史而被警誡談話，逐漸離開體制；十幾年以後，連中國也呆不下去了。
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原本只想獨立思考、自由講歷史的人，為什麼最後會不知不覺地變成這個體制的反對派？
（本文內容節選自YouTube天亮論政頻道：
https://youtube.com/live/BXUfFUTWMXA
）
袁騰飛1972年出生在北京，保送進入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以後做中學歷史老師，後來成為高級教師和歷史教研員，還參與過高中歷史教材編寫和北京市高考歷史命題，2009年又登上央視《百家講壇》講《兩宋風雲》。所以袁騰飛絕不是一個從海外跑出來罵共產黨的職業政治人物，他原本就是中共歷史教育體系自己培養出來的人，而且一度可以說是這個體系中的成功者。按照正常的人生軌跡，他完全可以成為官方歷史教育體系里的明星教師。但是問題恰恰出在，他越來越不滿足於照著教科書講歷史。他讀錢穆，讀海外中國史，接觸國民政府史、日本史、西方制度史，也接觸與官方蘇聯史不同的材料，然後就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中國傳統社會是不是一句「封建社會」就能夠概括？如何看待太平天國？國民政府是不是除了腐敗無能什麼都沒有做？史達林的大清洗應該怎麼評價？毛澤東又為什麼不能像秦始皇、隋煬帝一樣，被一個歷史老師自由評價？
這些問題單獨拿出來，沒有一個天然就是「反共問題」。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中共那套近現代史敘事就開始鬆動了。因為中共的歷史教育從來不僅僅是在告訴學生過去發生了什麼，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政治功能，就是解釋為什麼共產黨統治中國具有歷史必然性和政治合法性。於是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再到1949年，必須串成一條具有明確方向的因果鏈：舊中國的道路都走不通，農民階級不行，資產階級改良不行，國民黨也不行，最終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按照這套邏輯，1949年不是歷史無數種可能結果中的一種，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歸宿。但是袁騰飛越讀歷史就越容易發現，真實的歷史根本不是一條預先鋪好的公路，它是制度、利益、文化、戰爭、個人選擇以及無數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旦承認這一點，「歷史選擇了共產黨」本身就從一個標準答案，重新變成了一個可以討論的歷史命題。
於是2010年，事情終於發生了。袁騰飛早年的課堂錄影大量流傳，其中包括他對毛澤東、毛岸英、人大政協以及中共歷史敘事非常尖銳、甚至帶有戲謔色彩的評論。海淀區教委後來確認，學校領導對他進行了「警誡談話、批評教育」，要求他作出深刻檢查，並停止在民辦培訓機構等其他部門授課。這裡最具有象徵意義的不是「袁騰飛罵毛澤東被喝茶」，而是一個曾經參與生產「標準答案」的人，最後開始拆解標準答案。真正的問題因此變成了：如果一個歷史老師根據自己讀到的資料，得出了與官方不同的結論，他有沒有權利把這個結論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把袁騰飛簡單稱作一個「反共鬥士」，其實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他未必一開始就想反對共產黨，更沒有證據顯示他想組織什麼政治運動。他真正堅持的不過是兩件非常普通的事情：第一，我有權自己判斷什麼是真的；第二，我有權把自己的判斷說出來。但恰恰是這兩件看起來最普通的事情，與一個要求壟斷歷史解釋權的意識形態體制發生了根本衝突。
說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個人——方勵之。袁騰飛是講歷史的，方勵之是研究天體物理的，兩個人的專業幾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他們成為中共眼中「麻煩人物」的路徑卻驚人地相似。
方勵之原本當然不是職業政治人物，他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後來成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而他早年與中共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甚至不是因為民主、人權，而是因為一個今天看來完全屬於自然科學的問題：宇宙究竟有沒有一個起點？方勵之在1970年代研究現代宇宙學和大爆炸理論。當時毛時代的中國深受蘇聯意識形態影響，恩格斯、列寧關於物質和宇宙的哲學論述被賦予政治權威，一些理論工作者認為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應該是無限的，而大爆炸理論既然討論宇宙的起源，就可能滑向「上帝創造宇宙」，於是被認為與辯證唯物主義發生衝突。結果一個本來應該由望遠鏡、數學、廣義相對論和觀測證據決定的問題，突然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1973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大量批判大爆炸宇宙學的文章，方勵之的研究也成為批判對象。
這件事情對方勵之的思想產生了非常深的影響，因為一個科學家天然會問：如果實驗和觀察得到的結論，與黨的意識形態不一致，到底應該相信哪一個？科學的方法只能有一個答案：相信事實，然後修改理論。但是意識形態政治的邏輯恰恰相反，有一些理論是不允許被事實推翻的，那麼需要調整的就只能是你對事實的解釋。方勵之後來越來越無法接受所謂「黨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說法，因為黨性意味著一個預先確定的政治立場，而科學要求的恰恰是無論結果是什麼，都必須跟著證據走。
於是一個研究宇宙的物理學家，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到了政治問題面前。科學需要事實，事實不能由黨決定；科學需要自由討論，自由討論就需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如果不能表達出來，就沒有意義，所以又需要言論自由；而如果政府可以因為你的思想和言論懲罰你，那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最終又需要制度保障。方勵之並不是先決定反共，然後尋找科學上的理由；恰恰相反，他是沿著科學理性的邏輯一路走下去，最後發現自己撞上了共產黨政治制度這堵牆。
到了1980年代，方勵之提出了四個非常著名的詞：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有人問，這是不是與中共的「四項基本原則」相衝突？方勵之的回答非常尖銳：如果這四樣東西與四項基本原則衝突，那麼四項基本原則代表的不就是它們的反面嗎？科學的反面是迷信，民主的反面是專政，創造的反面是保守，獨立的反面是依附。到了這個時候，一個天體物理學家當然已經被體制定義成政治上的危險人物。1986年學潮以後，鄧小平點名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被撤掉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並被開除黨籍；1989年六四以後，他與妻子李淑嫻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1990年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方勵之故事更有意思的地方，恰恰發生在他來到美國以後。一個在中國越來越被定義成「政治異議人士」的方勵之，到了美國以後，身份反而重新變成了科學家。1992年以後，他長期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繼續研究宇宙學、類星體、宇宙大尺度結構，一直工作到2012年去世。
所以把方勵之和袁騰飛放在一起看，我們就能夠更加清楚地理解一個問題。方勵之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袁騰飛研究和講述的是人類歷史；一個研究宇宙，一個研究中國，但是他們最終撞上的其實是同一堵牆：如果證據得出的結論，與意識形態規定的答案不一樣，到底應該修改結論，還是修改意識形態？
科學家的答案當然是讓理論服從事實，一個真正的歷史研究者也應該讓自己的歷史判斷隨著新史料不斷修正。但是意識形態政治最害怕的恰恰就是這一點，因為它有一些結論不能修改，否則就會動搖馬恩列斯在神壇上的地位。於是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個人可能根本沒有想成為反對派，但是只要他堅持獨立思考，堅持讓事實而不是政治決定結論，體制最後就可能替他完成身份轉換。不是因為你想成為反對派，所以你開始獨立思考；而是因為你堅持獨立思考，所以體制最終把你變成了反對派。
袁騰飛來到美國之後，能夠暢所欲言了嗎？我還不能100%肯定，因為雖然美國不會對他的言論進行審查，但如果他還有家人在國內，他仍然不能不有所顧忌。
桂敏海就是一個極端但非常重要的案例。桂敏海已經取得瑞典國籍，但他很可能是從泰國被綁架回中國的。最離譜的是，中國後來宣布他「自願」申請恢復中國國籍，因此中國只承認他的中國公民身份；瑞典政府則一直把他視為瑞典公民。這個案例至少提醒海外中國人一件事情：護照上的國籍和實際的人身管轄是兩回事。
方勵之來到美國以後一直沒能回到中國。他獲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研究宇宙的環境，但代價是離開了自己的祖國。所以自由有時候不是一個浪漫的概念，而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選擇：你終於可以自由說話了，但是那個你最熟悉、最希望回去的地方，卻可能再也不能毫無恐懼地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