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平時熱衷讀書的人，我最遺憾的就是自己英語不好，讀不了原版書。大量簡體中文版譯著在出版時都要面對翻譯水準問題，還有因為「不合國情」而導致的大量刪減甚至篡改原意，這種政治過濾和閹割，對於書籍和讀者來說都是極大的不尊重和損害。
甚至僅僅是名詞翻譯這個領域，許多詞就已經片面化甚至歪曲了幾十年，影響了無數人一輩子的認知。一個原本中性的政治名詞，在被翻譯成簡體中文後會自帶貶義，一個原本貶義的詞彙，翻譯成簡體中文時反而變成褒義，繼而影響認知，這一點都不少見。英文中的「individualism」被翻譯為「個人主義」，在中文語境中天然攜帶負面色彩——自私、不顧集體、離心離德。但「individualism」在西方思想史中同時包含「個性尊嚴」「獨立思考」「自我負責」等積極內涵。當一個中國讀者看到「個人主義」時，他已經被翻譯帶入了預設的價值判斷。你以為你在理解一個概念，其實你只是在理解一個已經被本地化改造過的概念。
放在二十年前，誰能想像「英語降為副科」乃至「該不該學英語」能夠成為時代話題，而且貶低英語的聲音看起來還更大一些？
有人說，農村孩子學英語條件不足，高考很吃虧，這是不公平，所以應該將英語降成副科。其實，農村孩子真正吃虧的是數理化，尤其是數學這個最能拉開分數差距的科目。數理化的學習高度依賴系統性的邏輯訓練、優質師資的解題思路點撥和以及大量針對性的刷題資源。在內卷狀態下，有條件的城市孩子，優勢建立在金錢堆砌的「思維模具」之上，這種優勢很難通過自學複製。英語的城鄉平均分固然有差距，但數理化的差距只會更大。
也就是說，農村孩子在教育資源方面的劣勢是全方位的，英語甚至是差距最小的科目之一。何況普遍來說，以記憶為學習核心的英語，學習難度肯定低於數理化。畢竟英語不需要昂貴的實驗設備、高深的思維訓練或名師一對一，哪怕一本詞典、一套教材、一部能播放錄音的手機，加上每天雷打不動的背誦，寒門子弟完全可以在這個科目上追平甚至超越城市學生。英語是高考所有科目中，投入產出比最清晰、最不受家庭資本干預的一門。
還有人說，大多數人工作時根本用不上英語，需要時再學也不遲。這表面上是一種務實主義的生活哲學，實際上是一劑精心調配的精神麻醉劑，專門用來讓底層安於底層和封閉。何況沒有英語，你真的能找到需要用英語的工作嗎？
英語不是駕照，它需要數年沉浸和積累。當一份需要英語的工作出現在你面前時，招聘者不會等你「學完了再來」，只會直接選擇那個已經會的人。而那個已經會英語的人，可能家境平平，但勝在堅持。這就是英語作為「對抗命運」武器的核心特徵：它的回報周期長，但門檻極低；它的前期投入枯燥，但一旦越過臨界點，機會自動向你傾斜。
「用不上」更是愚蠢的自我預言。從跨境電商客服到海外工程翻譯，從國際物流跟單到外企技術文檔，需要基礎英語的崗位不計其數。這些崗位未必光鮮，但它們可以養家餬口。一個會基礎英語的電工，在歐美澳新的年收入國內同行的十倍甚至數十倍。
至於那些說「別崇洋媚外」的，只能證明這個社會很危險，因為你在生活中隨時會遇到智識極度低下的潛在U型鎖。
還有人說翻譯軟體越來越先進，AI更是越來越強，壓根不需要英語。但不管翻譯軟體還是AI，帶來的都是「二手資料」。
如果是專業研究，當今世界95%以上的頂級學術期刊以英文出版。自然科學的前沿論文、醫學的最新突破、工程技術的核心專利——全部以英語為首發語言。拒絕英語，等於斷絕自己的科研路。之前王虹和鄧煜獲得菲爾茲獎，不少人在微博抖音之類的沼澤地里問「這麼厲害的科學家為什麼不回國，非要為外國人效力」。對於個人的名利而言，回來當然是功成利就的好事，可是在一個上外網都受限的地方，這個選擇其實是斷絕繼續科研之路。當然，有人說頂級科學家可以上外網，但這種「被允許」本身就是對科學的阻礙。
英語並不僅僅關乎高考和工作，更關乎看世界的方式。英語從不僅僅是一門技能，而是一把鑰匙，讓個體有可能跳出被精心設計的認知牢籠，這是資訊時代最基本的生存自衛。
中國孩子的成長原本就不容易，絕大多數人的信息來源都限於同一個渠道，思想反覆接受同一種模式的強化，最終形成一套自圓其說、拒絕外部證偽的封閉系統。如果家庭條件有限，信息環境就會更單一，外部接觸更稀少。可替代的思想資源也更匱乏。
英語是撬開這個閉環最便宜的工具。一部手機、一個免費App、一套網上教材，就可以讓一個偏遠山區的孩子直接接觸到人類文明最前沿的知識庫。英語是讓起點不同的人在信息獲取上暫時平等的唯一通道。
這恰恰是某些力量不希望人們普遍意識到的東西。一個能看懂英文原著的人，更難被二手信息操控；一個能直接閱讀外媒並進行有效對比和甄別的人，更難被單一敘事說服；一個能參與國際社區討論的人，很難會陷入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漩渦。英語能力的普及，本質上是對信息壟斷的稀釋，這也正是為什麼「英語無用論」會在某些輿論場中被反覆吹捧的原因。
英語當然不是萬能的。它不會讓一個懶人自動成功，不會讓一個無知者突然深刻，但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讓個體在想離開時有路可走，在想質疑的時有據可查。
1980年代的英語熱，讓英語從一門「無用」知識迅速變成了連接外部世界、實現階層躍升的最短路徑。無數在體制邊緣、在工廠車間裡掙扎的普通人通過英語撬動命運，這是一種生而為人的自覺，但可惜只有少數人擁有。
更可貴的是那些在文革時偷偷學英語的人，他們面對的是巨大風險，如果被發現，等待他們的是「白專道路」「裡通外國」之類的帽子，甚至要坐牢。但他們仍然在時代的鐵幕下撕開一道縫隙，為自己留住一束光。在最不可能的時刻，做最不「合時宜」的事，但時代終究會獎勵這種在黑暗中仍不放棄知識和希望的「不合時宜」。
英語只是一個工具，在任何時代，一個人對自身智識的堅持，都是對抗命運最有效的武器。至於那些喧囂的大多數，能救一個是一個，救不了，就由得他們去吧。中國歷史一次次證明：那些自以為「順應時代」的人，最終都是時代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