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錄一】林場前傳
這裡是仙境?在開車前往阿爾山天池鎮的路上，司機這麼反問我。每到夏天，他就要拉上一車又一車從大城市逃脫出來尋找安靜的人。「但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來說，這裡的安靜，是找不到機會，令人窒息的安靜。」在他看來，世外桃源不過是「被機會遺忘的地方」。
茂密而神秘、詭異的原始森林中間，露出了—塊平地。平地里舖滿絨毛般柔軟的青草，流淌著從地底冒出來的永不結凍的溫泉水。這裡是王立軍出生的地方。
阿爾山市離鐵嶺180公里，離省會呼和浩特270公里。而從阿爾山市要到天池鎮，還要走將近兩個小時的山路。
整個國家經濟的沸騰，曾經反襯出這個地方的凋零，現在，天池鎮終於通過旅遊，對接上機會的一點邊角。
要離開天池林場的前一晚，23歲的王立軍沿著這個小鎮那不到一百米的路，半昂著頭，來回地走。遇到認識的熟人，向他慶賀，他冷漠地不予回應。王立軍的意思是，「你們就困死在這裡吧。」時隔30年，王立軍兒時的鄰居，現在的飯店老闆賈春盛還是這麼理解。
這個小鎮在王立軍離開時，正式的稱呼，是阿爾山林場天池伐木工人定居點。與這個名字相配套的，是簡陋的生活條件：一條土路，兩邊安排著居住區，—個供應基本生活用品的商店，以及一些辦公用房。剩下的，就是圍繞著他們的原始森林。
這個擁有一千左右人口的定居點，往前推個七八十年，還是個藏在大興安嶺里的無人之地。1937年，需要大盤木材修建鐵路的日本軍隊，從阿爾山市鋪設了一條通往原始森林的鐵路，最終的站點就在這裡。
戰爭的硝煙散去後，這個地方一度又被原始森林吞噬。直到六七十年代，建設需要大量的木材，才讓政府記起這個現成的火車站。各地的青年，「響應祖國的號召」、「懷揣著戰天鬥地的熱血」，來到這裡定居。
王立軍的父母是從吉林白城過來的。「老頭兒、老太太性格特別好，待人總是和和睦睦的。」這是鄰居的評價。王立軍父母的這種謙遜，有可能來自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要求——雖然同是工人，王立軍的父親是個有知識的鐵路維修工人。
這樣的性格，在這裡卻不一定是優點。政府的架構和組織到了林區更多是象徵——管理人員很少，更多人是平級的，因而為什麼這家的房子可以修在這裡，可以修那麼大，為什麼這個人家裡只能往最邊緣挪……日常生活的秩序，在這個原始森林的腹地，慢慢習慣用爭奪和暴力來劃定。
我試圖在這個鎮子上尋找王立軍小時候的朋友，「我可以回答你，沒有。這裡不像是那種親戚聚居的鄉里。」另一家餐廳的老闆這麼回復我。
或許因為父母的和善，王立軍反而從小就必須好鬥。「他是我見過最莽撞、最沖的人，往往誰多看幾眼，他就衝過去要打別人，這種不好惹的個性，連這裡的老大都覺得惹上他倒霉，沒有人願意和他走在—起。」所以王立軍也沒能成長為當時年輕人的老大。賈春盛就和王立軍幹過很多次架。或許因為這種經常性的衝突，比起同樣生活在這裡的人，賈春盛更喜歡的是森林裡的動物，甚至猛獸。據他所說，王立軍也喜歡一個人往原始森林裡走。
即使是這樣的日子，也沒能持續多長。「在這片林區，先後成立了3個林場。」「這種砍伐速度遠遠高於生長速度的業態，讓這裡可供開採的林木資源幾近枯竭。」這是阿爾山林場的官方描述。落實到林區里人們的生活，則更為刻骨。
「工資先是調低一半，再調低一半，最後乾脆開始發一個月停—個月。」1979年左右，連小火車也停了，這個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的象徵，突然之間被廢棄了，這裡的人，感到被時代拋棄的窒息感。
林場充斥著吵架、怨懟、打鬥。所有人都在用各種辦法逃離這個地方。「最早離開的，是那些找親戚申請調動的。」那一段時間，時常可以看到許多人拿把椅子坐在門口，長吁短嘆。而好不容易進來—次的郵差，是大家最期盼的人，總寄望自己能抓到某根救命稻草。「有幾個家庭，下定了決心，總算湊足了—個人的路費，去廣州找工作，竟然成功了，那人開始源源不斷地往那裡介紹人。但是也有人，拿著幾個家庭湊的錢，出去了就沒回來了。」
老實妥帖的父母並不是善於找關係的人。這家人安靜地等著命運一點點變得窘迫。王立軍還在掙扎。他到處找關係，最終用健壯的體魄，加上父親僅有的關係，換來了—張入伍的通知。雖然只是鐵路基建兵。
「我們私底下還取笑，修鐵路的地方比林區還荒涼，王立軍是急紅眼了。不過，沒想到退伍前，他回來過—次，聽高聲地到處說，在部隊裡找了個老婆，而且岳父是部隊裡的大官。我們才開始羨慕起來。」
在吃了一頓晚飯後，—個飯店的女老闆，和我說她願意作證，王立軍的蒙族籍貫是假的。他是標準的漢族人.當時為了能出去，為了以後政治上的方便，他給自己編了個蒙古族名字。
王立軍最終成了「逃出林區的最後一批年輕人」，也在他離開後的1982年，「阿爾山林業局一度陷入了資源危機、經濟危困的『兩危』境地」。留下的人記得，當時連吃飯都成問題。「整座山都被我們刨遍了，但更可怕的是內心的感受，覺得自己和這個地方被遺棄了。」
賈春盛分析了他自己和王立軍的性格：「對人的信任感比較低，被生活嚇破膽過，所以看上去都很彪悍，對人、對理想、對道德什麼的，也沒什麼感覺。因為我們從一出生，一開始活在父輩的理想主義里，活在這個沒秩序的爭鬥里，活在困窘中的極端情緒里。好像不正常了三十多年。」
中國有一千多個林場，以這樣的方式人工集結成的，除了林場之外，還有大量的廠礦區。這些土地還來不及滋養情感，更別說禮儀和道德。這些巨變的土地，用飢餓、競爭、衝突催生了一個個激烈的人格。
賈春盛記得，「他母親去世的時候，帶著好大陣勢回來，連他母親的墓碑也是特意從鐵嶺運載回來的。但這麼大的操辦，我一直覺得那是炫耀和報復。他從來沒關心過這裡，也沒真正幫過這裡。」作為證據之一，他講了另外一個細節：「整個鎮子的人都去參加葬禮了，有人起鬨著想讓王立軍聊聊對這個地方的感謝。他不耐煩地擺擺手，一句話都沒說，開車就走。」而且，從此再沒回來過。
【沉浮錄二】彎道超車
1、粗糙的、劇烈的
王海洲一度以為，自己將一輩子在礦區工作。如果按照原來的路徑，自己退休時最好的抬頭，應該是礦務局保全處處長。他未曾想像到的是：礦務局可以突然變成一座城市。這本是塊安寧的土地。建國以前，這個地方因為極端的氣候和惡劣的環境，從未吸引過大量的人來聚居。唯一聞名的故事，是作為軍隊的驛站，北宋時期金國兀朮曾在此調兵遣將。
這因此一直是「荒漠中的某塊土地」。直到1958年，中央勘探隊發現了埋在這片地底下的礦。這個地方才開始有了定居的理由。
礦迅速為這裡召集了足夠的人，和礦的親近程度，也成了這裡現成的等級。王海洲17歲當上了法庫縣臥牛石煤礦的護礦隊員，他剛到來時，這裡是標準的礦區：小礦廠，堆積的煤炭，飄散的煤灰，和是四周的孤寂。
地底的礦一點點被挖掘出來，礦區開始一點點滋長，這裡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和這片土地一起生長的感覺。」現實到護礦工，然後是新組建的鐵法礦務局煤礦學校的警衛，1962年12月，王海洲調任鐵法礦務局保衛處。
抵達這個位置，對當時的王海洲來說，應該是他此前期望的滿意狀態了：每天就是巡邏如同自己家一般的廠區、調解些糾紛，維持些秩序，在已經大到足夠抵禦荒漠嚴寒的廠區里，過著體面卻也相對安靜的生活。
他沒想到的是，自己腳底下的礦區突然迅速擴產，隨之，地面上集聚的人越來越多。一個時間段里，到處有拖家帶口的人不知道從哪冒出來，聚集到主礦區來，分散到分礦區去。許多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為一個村、一個鎮、一座小型城市的規模。
那還是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們信任大膽的改變和創新，也殘留著對大躍進式的突擊的眷念，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催生出熱血沸騰的造城運動。
1981年，國務院宣布批准鐵法在原來的礦區基礎上建市。從政府的建制上，正式確認發生在這裡的巨變。
政府的承認，意味著質變的開始。從一個礦產生產區，到被政府正式確定為行政區。從一個採礦隊的帳篷區，到一座擁有生活的城市。這意味著：被迅速建造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座座建築，還有這個地方的政府機構，以及，人的生活。
仿佛是一夜發芽的作物，在王海洲熟悉的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正在不斷攀爬的鋼筋，然後長成了水泥柱，最終長成一座座房子。現在的鐵法市，看上去像是活在那段歷史裡：城市中心佇立著兩個巨大地火電廠汽輪機冷卻塔，白色的水蒸氣不停地飄散出來，灑在旁邊連片的住宅上。城裡的住宅大都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營廠的風格。樓體上沒有一點粉刷，是最原始的水泥色——當初這座城市建得太快。根本沒有人花心思去注意美觀，也沒有人關心電廠不應該蓋在城市內部，只是順著一個個廠礦，生長出了一片城市。
自己曾經熟悉的礦區被粗暴的發展瓦解了，被席捲其中的人一度為此亢奮，但也隱隱的不安。
—切都顯得那麼熱火朝天，卻也顯得有些粗製濫造。而且粗製濫造的不僅是建築，還有和這—座座建築配套的角色。除了做原有工作的礦工，這裡的人一個個都要突然迎接自己很陌生的角色。有一段時間，這裡的人會錯覺，自已是臨時被要求上場扮演某個角色的演員。食品局局長、卡車隊領班、法院的審判員……在一段時間裡，彼此見而會規規矩矩地連名帶姓.叫喚彼此的職務名稱。
當白己看護的廠區變成城市，王海洲一度不清楚自己能找到如何的位置。畢竟一個
礦的保全和—個社會的治安，無論從具體的管理事務還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上，都應該是截然不同的。
公安組織是政府在一個地區最直接的管理的手，政府是考慮過，調別的地方科班出身的警察幹部來擔任領導工作，但正因為這個新的縣級市是因礦而建，所有收入都來自礦區，新組建的市政警局無錢無人，而王海洲所在的礦務局保衛科資金充足、兵強馬壯。政府一個拍板，最終，王海洲這個原來的保全處處長，就被時局莫名其妙地推上了這個位置。
王海洲出任的職務，體制上給予的正式的名稱是：鐵法礦務局公安處副處長，兼任鐵法市警局副局長——這兩個稱謂，也燒錄了從「礦」轉「市」的過度。
自己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地方，突然變成了一個大工地，而且自己還領著一塊必須迅速完成的「工地」——他奔走著到處物色人，希冀迅速組建這一整個地區的公安部門。首先是鐵法市所在的鐵法與調兵山兩鎮，然後是曉楠等鎮——雖然在那些地方，別說警局，甚至連政府大樓還沒建立。
對於被突然安上的這個角色，王海洲想到的辦法是儘可能附和已經建立的規範。他開始到各個專業成熟的市局學習一個合適的警局局長該有的能力和談吐。在找人方面，王海洲也更傾向於警校出身的人。然而，這裡迅速聚攏的人雖然多，大部分卻還是依附著礦區生產線的各類工人。
就在王海洲到處找人的時候，初來乍到的王立軍還在享受著他新鮮的城鎮生活。
王立軍應該感謝這個突然掀起的造城計劃，正因為這個計劃，這片土地打開了接納更多人的機會，讓他能最終通過岳父的關係，到新組建的食品廠謀到一個職位。
知道正式報到後，王立軍才知道，自己正式的工作室食品廠的搬運工。對一切的好奇和熱情幫助了他，他沒有像當地人一樣，眼饞著其他機構迅速擴展開的其他職位，而三心二意耽於工作。他成為了這群裝卸工中最積極的一個，有活搶著干，閒時就找司機套近乎。過了一個多月，王立軍在這些司機的調教下也開起了貨車。
食品局在物資缺乏的礦區，是一個重要也受歡迎的部門，特別是運載食物的司機，可以在不違反大原則下，決定先把哪些稀缺的物資分配給誰。在那個時候，人心被這迅速膨脹的機構催發得格外急躁，這個從鄉來的小伙子，反而因為淳樸和「不諳世事」變得格外突出。他不像其他司機，試圖通過這一特權交換另外的的利益，而樂於用它來交友。他迅速成為貨車隊最受歡迎的司機，領導因此決定讓他把食品送去給政府部門。這個職務，讓他在鐵法半年不到，就鋪開了自己的關係網，其中包括時任鐵保礦務局的紀委書記周雪琴等一撥人。最終在他人生中起到作用的，就是周雪琴：他知道王海洲正在找人。
王海洲後來和人描述過，他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時的樣子：身材精瘦硬挺，看得出事意志力和企圖心雕塑出來的身體。卻因為長著一副圓臉，笑起來看上去很憨厚、親切。
憨厚、親切，這是出身貧苦家庭的王海洲覺得親近的性格，而強烈的事業心，則是他看中的優點。他認為：這樣的年輕人因為心性，會成長為不錯的人。
時隔30年，王海洲和GQ記者說，他意識到那個著急的年代，註定會搭建出一個粗造的框架，而迅速展開的框架，會激發一些人不合常理的升職欲望。作為其中一個框架的搭建者，他擔心自己也會因為著急對人看走眼。他當時首選，是那些本來已經「規範」的人，他曾經向周邊縣市的幹警以優厚的待遇發出邀請，他覺得這些人能帶來的，其實已經和土地相處過一段時間的這個體制產生的「政治文明」。然而，終究沒有人願意來到這個蠻荒之地。
最低的底線，王海洲開始考慮退伍兵出身的人——他相信這些人經歷過的另外一些「規範」化的訓練。更重要的，他只能倚重對人心性的判斷。所以雖然這個讓他留下好印象的食品局的年輕司機，並不符合當時他招考公安人員的標準，他最終同意讓這小伙子來試試。
他不曾想到的是，20年後，正是這個當時他親手挑選的「外地人」，最終把他投入了監獄。
2、「可以出成績」的地方
站在已知的結局回頭看，王海洲可能還是得承認，重來一次，王立軍依然會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他當時最喜歡的下屬。
剛來試用的第三天，夜間出警，大家約著進飯店吃點東西，王立軍說什麼都不去。買瓶汽水，買個麵包，坐在馬路牙子上自己啃了起來。
第一次領王立軍來家裡吃飯，這小伙子緊張得筷子都很少動。第二次來的時候，王立軍就提著他自己猜測的王海洲夫婦可能喜歡的菜.還毫不客氣地，自己挽起袖子就下廚房。這個小伙子身上帶著小地方人的淳樸。對比著那些整天踏破王海洲家門，不斷打聽、算計各種擴張帶來的新職位的「老相識」，更顯得可貴。
至今王海洲還認定，王立軍對他的關心是真摯的，要不怎麼能體會到他那麼細小的需求。王立軍變著法子給他們兩口子做菜，見他們頸椎不太好，還自己跑去學了—套按摩的方法。玩笑開著開著，王立軍就叫上了王海洲乾爹，而王海洲也樂於這樣的關係。
那段日子裡，王立軍還做了件王海洲特別認可的事情。這個沒出過遠門的人，趁著假期，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自己一個人跑到北京。同樣就買瓶汽水，—個麵包，坐在馬路牙子上，看北京的交警怎麼比划動作。然後回到鐵法，興高采烈地和王海洲比劃。
王立軍試圖規範化的努力，讓王海洲很激動。他最終招來的幹警科班出身的不多，「規範化」的問題成了王海洲的—個任務。
留給王海洲的時間確實夠緊，除了鐵法市駐地，其他地方也必須開始組建派出所。因為這完全是一次突擊，所以可以不需要走太多規範的程序。雖然王海洲才走上正式的領導崗位沒多久，但他必須在各個關鍵點上迅速布好自己信任的人。
王海洲就像是一個剛學習如何下棋的人，卻被要求，馬上挑戰—盤快棋。
從認可王立軍，到派王立軍前往曉南鎮，這個決定沒龍王海洲很多時間。在當時，他自己覺得走了—步準確的棋。直到30年後，王海洲才向GQ記者承認「我終究還是選錯了人」。但如果當時讓他重新選擇，王海洲確實也一時想不到人選。「有時候別高估人選擇的空間。時局才是最終的選擇者。」
曉南的建造比—般礦區更為粗糙。為了尋找到平地，曉南建鎮的地方距離曉南礦有6-7里地，連砂石路都很少。早上6點半上礦，礦工—般5點就要起床，下午4點左右收工，沒
有任何娛樂方式，—些工人會主動加班多掙些錢，周末的時候也有不少人自願上礦。他們
寧願面對辛勞和危險，都不願意一個人回家面對無邊的孤獨和無聊。
更為欠缺考慮的—點是，在—個地方建立一個礦吸引大量的男性工人.一般就會建立—個紡織廠，安排些女性工人，以平衡—個地方的生態。曉南鎮—直只有礦廣，無處宣洩的欲望，讓這個地方一度對女性來說非常危險，這讓成家的礦工在當時連家屬都不敢帶。
也是在那幾年，撫順的煤礦突然黃了，兩三千個礦工被政府安置到曉南來，—些素質較高的知青藉機離開，臨時補充進來的新礦工很多是遊民地賴。曉南因此成為王海洲最著急完成派出所編制的地方。
王立軍—開始確實成為「最對」的人。王立軍的職務是副所長，當時他的直屬領導、派出所所長汪潤元，退休後定最終定居在曉南鎮。他記得那時候的王立軍28歲，而他自己48歲。這對老少配，在鐵嶺的警局里成了眾人覺得新鮮的搭配。
「當時誰只要見他—面，就馬上知道，他肯定是未來之星。」汪潤元直到如今，依然這麼覺得。「做事賣力氣、辦案賣力氣、待人賣力氣」。在汪潤元的描述中，當時王立軍熱切地喜歡自己的職位，完美主義地要求自己的工作。王立軍到了後，開始組織警察晚上執勤露崗，但他總是不放心，不是自己的班，也是—早一晚巡邏—遍才走。—開始他還特別願意站在路邊和眾人揮手微笑。在汪潤元描述中，王立軍有著來自農村的淳樸。連到底下村兒里走，都不在那兒吃飯，多遠都趕回派出所吃，「我呆了7年半沒在底下吃過—頓飯。王立軍也是那麼做的」。
然而，這麼一個因劇變而無序的地方，僅僅靠溫和的「監督」似乎是不夠的。曉南鎮的紀委書記張紅軍記得，曉南鎮當時「小偷太多了，煤棚、大蔥、木頭什麼都偷，農民到鎮上賣雞蛋，上來—群入圍著挑雞蛋，一會兒工夫人一散雞蛋都給摸沒了。打仗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發生，那時候小流氓們喝完灑就打仗，很多人都以打仗為榮，雙方找來20、30個人，菜刀棍子全都用上，警察在旁邊鳴槍都沒用」。
最糟的事情發生了，警察王濤在1983年被刺死，在同年案件就告破：是3個心氣很高的年輕礦工，喝酒後鬧事的錯手。3個罪犯同年年底被槍斃。
不知道是管理所需，還是出於對同事犧牲的憤怒，抑或是自己幼時生存經驗的驅使，王立軍開始選擇比「治安」更「強勢」一點的管理方式。
殘留在曉南人印象中的王立軍很喜歡抓人「頂牆」——被抓到派出所門口，頭頂牆壁站幾個小時。打架鬥毆抓、走路不沿著線走抓，廠服的扣子沒完全扣好，包括初中生小學生打架，都會抓。很多人都記得，派出所門口都有不少人罰站，—天十幾個。慢慢地，開始演變到打人：路上抽查，沒有身份證，劈頭一頓打，往拘留所押。
這種方法好的地方在於，「嚇住了不少人，慢慢地誰都不敢亂動。」「但是到後來.沒有人鬧事了，他—天總要尋些理由找一兩個人打—下，他似乎對打人上癮，誰見他就躲。」
王立軍曾得意地和同事說，他找到了超越王海洲而且更適合這種地方的管理辦法。或許也是在這一刻，他覺得非科班出身的王海洲終究不是典範，他應該自己探索警察各種規範的標準。
他自己設計警服.設計走路、說話的方式——有許多人目睹他一個人在辦公室里，刻苦地練習。他還開始帶上墨鏡、穿上風衣，甚至開始改裝警車——可以看得出，這些範例都來自於當時熱播的香港電影。
王立軍到曉南鎮沒多久，很多人就逐漸意識到，曉南鎮其實是「可以出成績的地方」。
曉南是這些新開的礦中.發展最快的。在當時整個國家策略上，礦是「國家新—輪跨越」的關鍵，遼寧作為煤炭大省是重中之重，鐵法作為因礦而設的市，具有標杆意義。再來，作為撫順煤礦的接收單位，曉南礦還是為國家作貢獻的地方。當時中國的—些礦區已經枯竭，如何做好枯礦地區人員的分流和安置，是國家的—個重要課題。
據不完全統計，省、市、國家各級領導，在1983年這一年，就考察這個小鎮將近十次。也是在那幾年，曉南礦礦長閻興國被評為中國煤炭工業優秀企業家——金鐘獎獲得者，而曉南幼兒園園長被評為中國十佳教育工作者。
1983年曉南警察王濤的犧牲，作為當時僅有的—例警察犧牲的故事，震驚了社會和公安部門。但如果這個故事往下的發展是這樣的情節—一當地警察迎難而上，在多少年之內讓這個地方煥然—新——那將是整個公安系統最樂見的「政績」。
然而，可以出成績和確實出了成績還是有差距的，如何填補這個差距。王立軍最終選擇了—個辦法：他向自己的領導王海洲匯報，在曉南鎮三年，他「先後抓了犯罪分子1600人」——這個數據超過了鐵法市其它地區拘捕的犯罪分子的總和。
王立軍後來還反覆和媒體很高興地強調這個數據，他對這個數據心安理得：每天我都抓那麼多人去頂牆，前後算起來是有這麼多人。至於這些人算不算是犯罪分子，需不需要給他們人生的履歷掛上這樣的標識，王立軍覺得，應該「從嚴處理」。看到這個數據，王海洲著實吃了—驚。在他理解中，這不是王立軍的造假，而是他的彪。「他總把—切做得過了」。
3、被需要的成績
「抓捕犯罪分子1600人」，這個讓人驚訝的數據，對當時的王海洲應該是個非常大的誘惑。
一旦進入一個新的規則，總身不由己要被規則的各種力量推著走。同僚對這個新區、新公安部門或許沒有想像總的質疑，但在鐵法，許多被推上新位置的人，總需要一次明晰的成績來安撫自己。
1983年，作為縣一級的警局主管者，王海洲再次收到從上面傳達下來的「嚴打」的通知。中央領導有著從整個社會發展高度上的判斷：文革結束的後遺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筆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伙犯罪分子。十年動亂砸爛公檢法，導致很多人蔑視法律，威脅襲擊公安與幹部事件時有發生。而「自從1979年刑法生效，打擊惡性犯罪成為了當時很長一段的主旋律」。
在王立軍把數據報上來前，這個政策確實會讓人比較發愁。特別對王海洲，他在廠礦多年，總是有各種人情世故的關係，身處這樣的執法部門，當然誰都想立功，但「想著，把人抓了、掛了罪名了，記入檔案不說，甚至有可能突然因為要樹典型，被判了刑或者槍斃」。王立軍這個外地人反而沒包袱。
「抓捕了1600個犯罪分子」，王海洲知道，這在—開始只有三千多人的曉南鎮，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數字。但他最終往上匯報了這個數據。
讓王海洲自我安慰的一點是，王立軍確實為曉南鎮做出讓人滿意的功勞，連曉南鎮政府和礦區，都因此特意建了棟大樓給曉南鎮派出所。
顯然，需要這個數據的，不僅僅作為縣級公安機構領導的王海洲，還有「更上面的人」。當王海洲把這個數據納入自己的總結，向上匯報，就如同在化學藥劑里投放了催化劑一般，迅速在自己所處的體制產生巨大的反響。
1990年11月22日，因為這個「突出的成績」，遼寧省公安廳廳長帶領全省及市、縣、警局局長到曉南派出所視察。視察極為隆重，這讓整個鐵法警局非常激動，這個臨時搭建的「班子」，因為曉南鎮派出所，似乎成了超過其他同僚的示範地區。王海洲和王立軍沒有想到的還有，省廳後來把這次視察向時任公安部部長的領導做了報告，在之後不久，公安部部長親自視察了曉南派出所。當時吸引來的還有主管公安部宣傳工作的另一領導。
這個數據點燃了本來就積攢在這個地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僅僅有數據顯然是不夠的。按照公安部的規定：公安新聞具有宣傳性和新聞性。從宣傳性角度來說.「嚴打之後，要總結成績，一個好辦法就是要有人的故事。」一個時任某中央媒體公安線記者的知情者對GQ記者說。
或許算是對得意門生的獎勵，對王立軍沒有任何提防之心的王海洲，倉促間把這個機會給了他。
關於那次採訪，遼寧日報高級記者趙先芝在自傳里寫到：「1990年11月10日，我去鐵
法市採訪曉南公安派出所所長王立軍，採訪很順利，苦寫二天二夜，終於寫成了6000多字的通訊……這還是我的稿件唯一一次在遼報上連載。王立軍是遼寧警界—位名人，但我認識他時還不太知名。」
而新華社著名攝影記者唐師曾則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當年他受公安部主管宣傳工作的某領導之託，為公安部政治部微服私訪，尋找「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好警察。經過領導提供的線索，他「湊巧」地來到了曉南鎮，發現，並拍攝採訪了王立軍。
在趙先芝的報導里，可以看出王立軍已經很能講述白己的故事：「他有著蒙古族兄弟的熱情豪放，又有著人警察察的機智敏銳;他能駕車，會武術，精拳擊，善柔道;還酷愛書法、繪畫、音樂、文學，並有一定的造詣。當地人都說他是一個文武雙全、愛憎分明的傳奇式人物。一次他力挫宵小，一個人勇鬥二三十個衝擊派出所的流氓。他抓住為首的—個扔向窗戶，頭撞破玻璃卡在窗戶上縮不回來，哇哇直叫;回身又薅住另一個抱住自己脖子的傢伙的頭髮，把那人甩到牆角癱在地上不能動;緊接著又把—個大個子踢下樓去。眨眼工夫他就把最先衝進來的五六個全打趴下，然後叉著腰站在門口大喊一聲：『誰還敢往裡沖?』一時間，把—群流氓全鎮住了。別看王立軍對不法分子狠，毫不留情地狠;可對人民群眾卻是愛，滿腔熱情地愛。當然王立軍也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麼神，那麼『刀槍不入』，受傷時照樣會流血疼痛，有優點也有缺點，有七情六慾，愛妻子，疼孩子，他就是他，只是神聖的『橄欖色』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但又是出色的一員!」
一個曾在鐵嶺擔任記者的知情者告訴GQ記者，在領導和記者即將來視察時，王立軍開始喜歡找當地的文化人吃飯。「就是想和這些文化人討論自己的事跡如何表達才比較精彩。」
不過當時的王立軍的故事，在上面的安排中，只是作為地方的典型代表而已。下來的，還是集體的榮譽。1991年10月21日鐵法市警局曉南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為「全國廉政愛民優秀公安基層單位」。
王立軍知道自己的數據和「事跡」在這這其中的重要性，他曾向別人抱怨，榮譽應該是自己的，只不過自己還是不夠會做材料。他開始讓自己的手下幹警，把公安部的相關規定找出來，一條條研究。
據公安部《獎勵條令》第十一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個人，應當給予獎勵：
(1)在同犯罪分子作鬥爭中，英勇頑強，機智果敢，不怕艱苦，不怕犧牲，表現突出者。
(2)在維護社會治安，處置突發事件，預防和制止違法犯罪活動中，作出顯著成績的。
(3)在搶險救災和預防治安災害事故中，不畏艱險，捨生忘死，保護公共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有顯著成績的。
(4)在教學、科研理論研究工作中，有發明創造、技術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議，理論研究有重要成果，為加強公安現代化建設作出突出貢獻的。
……
這十一條細緻的要求，無疑勾勒出—個好警察的標準。但是，這些標準的描述，往往比較精神化，很難量化比較，所以落實到實際評選中，反而變成了：條件要越全越好。
一個明顯的變化是，王立軍變得「興趣很廣泛」，他喜歡「和文化工作者交流」，並開始主動記錄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把自己設計的臀服、執勤用的警務遮陽傘當作創作發明寫進自己的報告總結，還特意讓當地的記者同志幫忙講述自己如何文明執法，愛護老百姓，救濟貧困兒童的故事。
那時候的王海洲，則更是把王立軍當作自己的得意門生，依然像家人一樣歡迎王立軍來家裡吃飯，策劃著兩家人集體去旅遊。他唯—感覺到的，只是王立軍似乎突然對文化很感興趣。
4、 「遊戲規則」
大明鎮的商家還記得，曾經他們家家戶戶的窗口必須擺上一盆花，而且花必須養得很精神，沒有就要挨打—一這是派出所所長王立軍的要求;他會派底下的幹警不定期突擊檢查。
他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這是時任大明鎮派出所所長王立軍留在田寶珩心中的第一印象。
田寶珩一度很得意，白己從王立軍處獲得的禮遇。「有一次在大街上，我看到—幫警察站在路口查身份證，到我了，我正要往大衣兜里拿，結果一隻帶著戴手套的手把我按住了，說這是田老師，不用查。我抬頭—看，是王立軍。我正要走，後面一個年輕人因為沒帶身份證被一個警察甩了一巴掌，就要往派出所押，我說那是我的學生，王立軍看了看我，擺擺手，那就讓他過吧。」
這樣的小恩惠，滿足了在小地方被忽視的知識分子內心的驕傲感。只是後來他發覺，自己並不是特例。總有一些記者來這裡打麻將，田寶珩總可以看到，王立軍圍前圍後，點菸倒茶。
田寶珩記得有一次這些同行彼此相互取笑起來，老張問老李，你說王立軍別人稱為王青天，這你聽誰說，你也敢寫。老李回老張，那你說他一個人搏鬥二十多個，哪隻眼睛看到啦。也有人偷偷說，他們曾看過王立軍裸上身，「哪有他自己說的二十幾個刀傷?」
但是，這群寫作者還是樂於享受這樣的待遇——有當地最強勢的人討好，可以時時凸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地位。
1991年，作為對王立軍在曉南工作的肯定，王立軍調任大明鎮派出所所長。大明鎮是鐵法市區外的文化中心，也是他當年工作的食品廠的所在地。
這次升遷雖然是好事，但如果離開曉南鎮，他消無聲息了，那當時的成績其實是曉南鎮的成績，和他無關。如果他離開曉南鎮，曉南並沒有更新的消息，而他在聲勢上甚至比以前更甚，就會讓人覺得，以前曉南的成績也是他的。
據田寶珩的描述，當時王立軍主導的派出所經常打人。一天打個三四撥人。「具體事兒我不清楚，反正天天看著他打人」。「我還看過，甚至兩個警察把一個小伙子的兩個胳膊，死死踩趴在地上，然後用腳踢腦袋」。對於一些不能打的小孩，王立軍則用一些精神暴力的辦法，「每個人交往罰款，然後脖子上都掛大牌子，弄得像文革似的」。
這種強勢確實帶來了安寧的社會環境。1986年大明鎮大明村黨總支委員會被評為遼寧省先進黨總支。
按照田寶珩的說法，當時的大名是個很土、很淳樸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警察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而上面的領導給予這個新組建的市，是一些基本的架構：必須有警察局、有稅務局、有文化局……，但每個局的管理範圍和行政權力有哪些邊界，當時並沒有太多的釐清，結果，就交由地方自我的實際情況來塑造了。
在王立軍的統領下，當時的警局幾乎無所不為。田寶珩記得這麼一個事情，當地稅務局局長邀請他來做稅務局一些文化標語的布置，他正在和稅務局長說話間，王立軍管轄的兩個警察突然闖進來，很不禮貌地直接宣布，「下午我們派出所要用你的會議室，趕緊整理出來」。氣得稅務局長手直哆嗦。
與曉南不同的是，大明商業更發達，很早就有了舞廳、撞球廳、錄影放映室、浴池。王立軍到大明後，每天晚上對舞廳進行突擊檢查，要所有人出示身份證，沒有身份證的就要被押往派出所罰款，很快就沒有人去舞廳了。舞廳沒人去了，就開始查撞球場。當地人玩完撞球有時會賭輸贏，叫「掛杆兒」，王立軍到處封。
王立軍到任一個月後，鎮上幾乎所有娛樂活動都停止了，每天傍晚開始小鎮就好像宵禁了一樣。從混亂的繁華變成了一片蕭索，王立軍只保留了一個文化官，可以舉行一些官方娛樂活動。
清理完這些娛樂場所，王立軍開始「整頓」商戶。王立軍特意請了一些退休的老頭老太太做幫辦，「無論去到哪家店，有哪裡讓你不滿意，就去找我說」，然後王立軍就立馬帶人來罰款。「大明這個小街不太長，也就是500米不到。他有一次一口氣查封了18家。」
整頓完商戶，王立軍又開始要求每家商鋪無論多小，都得安報警器，一個報警器近400塊錢，當年400塊錢，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三、四個月的工資。
客觀來說，王立軍安裝報警器，在某些程度上，是改變治安管理辦法的一個大膽嘗試。他曾把當地的媒體邀請去看所有報警器串聯起來的樣子，任何一個地方發生事件了，一按報警器，派出所里的地圖就照示出具體的位置。這在當時整個中國的警務管理系統中，是非常先進的嘗試。
但是，罰的款哪兒去了?鎮裡的人曾私底下議論這個事情。有人發現，王立軍總要往郵局跑，每次都是大包大包地往北京、瀋陽寄東西。眾人因此判斷，估計是打點那些因來視察而認識的領導的。
不小三年，大明鎮派出所突然自己建了一棟大樓，造價60多萬。「主體樓都是我設計的，我喜歡草原上的鷹，所以是鷹的造型。」王立軍說。
這個事情讓王立軍再次在公安界震撼了一下，大樓成為因為受民眾擁戴，而第一棟自發發捐建而成的警局辦公大樓，再次迎來了一撥視察高潮。當時同在鐵嶺當派出所所長的某知情者，卻記得當時同僚的不服氣：「王立軍在報導台上說，這些錢多少是掃黑罰款的，多少是民眾捐的，有人在下面嚷嚷，掃黑生意鏈，看來是個發明。」
這些陪同領導視察的同僚進到新派出所大樓，才發覺王立軍再次震撼了他們。整整一層樓，展示著電鍋、水瓢等大量贓物，據王立軍的說法，這些都是他們抓捕小偷和強盜的戰利品。「我們瞧著就懷疑，這麼個地方，被偷被搶的哪有那麼多東西，但是難得下基層的省廳領導，卻被這個陣勢給忽悠了，連聲說這挺好，大家只能又一片掌聲。」
「他是一個作秀天才，有一次領導要來視察，大明突擊修了幾崗樓，凡是胡同口全修上治安崗樓。等領導視察完，這個崗樓一天也沒用，完了就找人拆了」。而關於那些所謂贓物，王寶珩也有抱怨：「我去看那個展，發現電鍋是其中—個警察小趙家的，我笑話他，怎麼你家的東西成贓物了，小趙說，王所動員大家借，我只好連水瓢都拿來了。」
曾在當地黨報工作的人，做年底整理的時候發現，王立軍成了整個鐵嶺地區新聞最多的警察，而且，把這些新聞規整一下，居然很均勻地對應公安部那十一條標準——他顯然是規則細膩、準確的把握者。
5、「彎道超車」
在王海洲的家裡，曾保存著厚厚一疊照片：有和王立軍一家去旅遊的，有他來拜壽的，有日常打赤膊吃東西的照片……不過那些照片都是拍攝於王立軍「到北京深造之前」。
王立軍調到大明鎮後做的種種，公安系統里的人都隱隱察覺到和上級評選標準的呼應。有人曾向王海洲分析，猜想王立軍是否有「彎道超車」的野心。
有旁觀者察覺到王海洲當時的惴惴不安，這可能來自於「王海洲感覺得到王立軍某些方面比他更適合目前這個體制」。除了敢於用鐵腕造出事跡來，王立軍還特別敢花錢，給人特別慷慨的感覺。逢年過節，重要的人一個沒掉過，誰也搞不明白他的錢哪來。再有，王立軍特別適應這個體制最重要的一個戰場——飯局。他在飯局上總是異常活躍，又善於自嘲，對外界信息接觸得很快，新詞，新概念，立刻領會，再轉達，所有人聽了會覺得很新鮮，很佩服。
許多領導來視察，即使再認真聽取工作，終只能是蜻蜓點水，飯局上的表現，成了幹部們表現的關鍵。
王海洲最終只是叮囑王立軍要收斂一些。當時的王立軍，無論走到哪，總要帶著記者，不僅自己帶墨鏡，還擅自改了警服，改了警車，把耍帥的風衣當做正式的穿著。這些在王海洲看來，都是不符合規範的事情，而且「嚴格意義上都是違法的」。
「他來家裡吃飯的時候，我批評過幾次。但後來想想，雖然過火，但他畢竟是我的手下，他犯錯，等於我犯錯，他的功勞也就是我的功勞，所有也就不追究了，這是我的私心，是我的錯。」王海洲說。
在「靠一己之力給大名派出所建了棟大樓」後，王立軍還曾直接模仿王海州的筆跡簽逮捕令。那一次王海洲本想好好修理一下他，但剛罵了句你「他媽的小子膽子太大了」，王立軍就嘻嘻笑。這事兒就過去了。
王海洲一直認定一點：他和王立軍是捆綁在一起的。曉南也好，大明也好，同樣是鐵法下屬的。何況，王海洲還是信任、依賴王立軍的「彪」，因為他自己的猶豫，似乎沒有什麼亮眼的成績，反而王立軍在曉南鎮彪出來的「成績」，讓王海洲因此獲得三等功。
這些年對王海洲來說，發展並不如預期。辛辛苦苦參與組建了這個地區的公安部門，只有1986年12月，獲鐵法礦務局先進工作者。王海洲必須攢足更多的榮譽，才能獲得提升。
王海洲曾把這樣的願望，和王立軍說過。其實，王立軍當時確實也在準備材料，只不過，不是為了王海洲，而是為了他瞞住王海洲的一個事情：上級領導視察曉南留下了許多機會，其中一個，就是全國十大警察的評選。
根據目前依然公開的材料，「中國十大傑出警察的評選是公安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社、經濟日報社、法制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人民公安報社等9家新聞單位聯合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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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材料中也公布了流程：公安部劃決標准，地方按照標準申報人選，然後由公安部高層開會決定。十大傑出警察時全國各地上報了35名候選人，最終選出10名當選十大傑出警察。
據曾參與那次報導的一位新聞工作者回憶，當時他們顯然沒有能力去核實每個事件的真實性。他們更多考慮的層面是代表性。選出來的人，能很好地宣傳當前的意圖，才是最重要的。「打擊黑社會在當時必然是應該宣傳的一個主要選項。東北地區又被視為是黑社會問題嚴重的地區，掃黑是地區特色。鐵嶺地區按照『選題要求』來說，是應該有一個人選的」。
最終選出來的十大警察確實各有特色，有西藏的邊防，天津的警界科技精英、山東的反扒神手，雲南的緝毒英雄……而王立軍，在當時評選的介紹中，是以掃黑英雄為名號的。
在新華社記者撰寫的報導《為警一生清正一世——記十大傑出警察之一的王立軍》中，重點就是突出他如何以一當十，摧毀整個黑社會團伙的故事。特別曉南遇害的警察王濤，成了王立軍的一個敘述重點，講述其如何為同事復仇，完成遺願。
王海洲是到評選出爐後，才得知王立軍的當選。他非常震驚：十佳警察的評選必須是層層報批，王立軍顯然用偽造文件直接繞開了他。
事實上也直到這個時候，王海洲才明白，王立軍在大明鎮做的種種事情是為了什麼。
王海洲並不願意和GQ記者講述，那次評選後他和王立軍是否發生過直接的爭執和衝突。但毋庸置疑的是，把王立軍推上十大警察的這些「成績」和「代表性」本也可以成為王海洲申報的一個重要材料。王海洲對此非常耿耿於懷。王海洲認為，「這次評選，開啟了王立軍的政治前途」。
首先是人脈上的完全打開。根據當年的鐵嶺市市志：
10日大明派出所所長王立軍榮獲「全國十大傑出警察」的光榮稱號，在京期間，受到喬石等中央領導和中組部，中宣部以及公安部領導的親切接見。16日載譽回到瀋陽，當晚省公安廳舉行歡迎儀式，中共遼寧市省委副書記孫奇、省人大副主任左琨、省公安廳廳長郭大維接見了王立軍同志。
25日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王立軍特等勞動模範榮譽稱號。1月29日省公安廳副廳長祝春林親自來鐵法市看望王立軍和他的家屬。
更為主要的是，「王立軍好像成了遼寧省警界的代表，他被豎起來了，各種力量開始在他身上投注。」
1992年，趙先芝再次被邀請採訪報導王立軍。在她後來的文章里提到一個細節：
此次採訪結束時，我發現王立軍疲憊不堪，其實他的身體早在一年前就有症狀並住了一段院，我還特意去醫院看望過他。於是，我就關切地勸他注意身休息。他也擔心再硬挺下去，早晚會倒下，這是多年積勞成疾所致。這時，他向我透露個心願，想到哪個大學學習一兩年，一是修養一下身體，以利今後的工作;二也是在知識上補充一下，使自己更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我想了想，認為這是目前對他最有利的一個辦法。我突然想起，省總工會每年都向大學推薦勞模去學習，何不問問?王立軍說他不認識省總工會的領導。我卻認識工會主席孫春蘭。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地表示，我回去向孫主席反映一下。巧了，1月20日，在省公安廳與鐵嶺市聯合召開的表彰王立軍的會議上，春蘭同志也參加了。在回沈時，我就搭了她的車。在路上，我向春蘭反映了王立軍的身體狀況堪憂，從保護先進人物的角度，應該送他出去學習，以示對他的愛護。她認為我的意見非常有道理，答應回去馬上就商量辦理。春蘭同志回去經開會討論通過，決定送王立軍到中共警察大學學習。
王海洲與王立軍的矛盾已經擺在檯面上了。從王立軍最終的決定看，他應該已經做好了和王海洲切割，並彎道超車的準備了——去北京學習，既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源，而且，參加回來，—般會獲得較大的提拔。
根據GQ收集到的證據，王立軍在參加完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後，特意回到大明鎮，從派出所提取了17萬元，作為到北京的花費。
在同—年，雖然準備的材料顯然不夠，獲得得榮譽也不夠多，王海洲還是孤注一擲參加市警局局長的竟聘。最終果然以失敗告終。王海洲被調任法庫縣當警局局長。
兩個人再見而時，是1993年的8月。從北京回來的王立軍，被破格任命為鐵嶺市警局副局長，而王海洲，此時剛調任鐵嶺市交警支隊隊長。從編制上來說，王立軍已經是王海洲的領導。
【沉浮錄三】掃黑英雄
1、「典型」和「意外」
直到現在，霍玉奎仍然覺得，自己才是黨在基層的典型代表，王立軍只是個「意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霍玉奎堅信，王立軍最終會出事的——他相信這個體制的糾錯能力。雖然，直到這個認定最終成真，他等了整整20年。
這個被王立軍豎為「黑社會保護傘」的前鐵嶺刑警支隊副隊長，是騎著自行車來見我的。
即使已經58歲，178左右的他依然瘦削、幹練，保持著當年政治精英的樣板身材。說話不緊不慢，沒有這個粗獷的城市常有的用以充當語氣助詞的髒話。看得出他有自己的信念，這讓他始終保持著得體。即使提及一手把他投入監獄的王立軍，霍玉奎也只會用極其簡短的概括詞彙表達不屑，陳述性的事實更多。
儘管已經和我交流過幾次了，他打來電話，第一句還是說「你好，我姓霍」。
在遇到王立軍以前，霍玉奎算得上是中國管界的示範樣本。l7歲讀完書，先在當地當交通警察，因為外貌、作風、行事都被認可，和另外三個長相俊朗的年輕人作為未來的儲備人才，保送到瀋陽武管總隊當兵，回來後轉到消防警察，然後提拔到縣警局里的治安科。1986年後，他被派到縣裡最大的紅旗派出所當所長，並且還兼任分局的黨委委員。「我所工作的地方，一直都是重點的示範單位」，「而我是其中典型的人」，霍玉奎只有在描述往事的時候，才難得地顯露出得意和驕傲。
霍玉奎信任這種看上去比較刻板的官僚體系——不同的職務，可以展現這個人遇到不同情況的各種反應，而且因為慢，人身上的一些問題總能得到充分的暴露，就不會出現錯誤提拔的情況。也因為程序要刻板地一接一個，「身處其中的人，才不會著急，不會被欲望帶壞。」
在這樣的體系里以這樣的速度當到所長，唯有一個原因：對組織賦予的任何一個角色，他都表現得得體、到位。按照這體制的慣例，這個年齡能抵達到這一層級，霍玉奎已經進入一個平穩的提升通道，被確定是更高一層領導的後備人選。
當完所長一小段時間後，他就被安排到局裡治安科當科長，在幾年之內他又歷經了市警局刑警隊、市警局特警大隊、市政法委秘書科等部門，最終調到區政法委當書記，然後就回到區警局當副局長。「這是這個體制培養人的的第二個階段，讓一個人經歷這個專業各個相關口的工作情況，好增強以後的領導能力。」
這本來只是霍玉奎又一個過渡性的工作，但是，當他到刑警支隊報到，第一次見到鐵嶺市警局副局長王立軍時，心裡就開始不安。他直覺王立軍有「非常規的想法」。
霍玉奎承認自己內心瞧不上王立軍，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王立軍並不是經由這個體制正常考核上來的人。鐵法此前的公安部門，「正式編都不是，就行政編了一下，我估計他這個派出所所長連股級都不夠，突然提到市級的常務副局長，等於跳了三級。」
霍玉奎確信，只有完整地經歷這個體制，才有可能鍛鍊出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強化他這種信念的，還有家族其他成員的故事。他的親友中，有瀋陽軍區少將、有河北副省長、鐵法市市委書記一級的幹部。這些親友和霍玉奎一樣，大都是在十七八歲，因為某些優點被吸收進機構，然後這麼—步步按照程序發展上來。生活在這樣的家族中，霍玉奎沒有對權力的渴求感，而是對體制有近乎純粹的信仰。
但霍玉奎願意嘗試「理解」當時的—些特殊性：經濟處於快速發展期，很多機構，特別是經濟部門都在突擊。「經濟催著人心都』著急了」。
即便如此，「其他行業再著急，公安系統不能著急」，霍玉奎說：「公安掌握很大權力，搞跳格，突擊提干，容易讓一些本身素質不好的人，因為某一個閃光點鑽進幹部隊伍，產生巨大的影響。」
王立軍的提升，確實在市局裡產生了複雜的影響，—批類似霍玉奎這樣「正常爬梯子」的人，毫不掩飾自己的不解和牴觸。
王立軍剛來市局的時候，—開始嘗試請過大夥一起吃飯，想藉此表示親近，然而，幾乎沒有人熱絡地回應。一次拒絕後，王立軍就轉過來，用—種格外傲慢的方式和同事們相處。
「王立軍特別形式主義，要求所有人在他到來時，必須起立立正，並站著匯報工作。許多事情不管做不做到，他就順嘴開火車，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你認為不對了就讓你回家。」在很長的—段時間裡，王立軍的缺點總是被不斷地發掘、放大。
畢竟成長在不規範的地區，王立軍身上帶著這些市局的人看來粗鄙的政治技術：王立軍特意囑咐，不管他在不在，必須把他的辦公室的燈，24小時開著，他毫不避諱地說：讓路過的市委領導「覺得我通宵達旦地工作」。他還讓人買幾箱泡麵放自己辦公室，但是另外叮囑下面的人幹警，每天讓市警局後面的酒店送兩隻海參，和黃瓜—起去皮打碎，當自己的早餐。領導來了，王立軍馬上把方便麵拿出來，裝模作樣攪和兩下子。
局裡對王立軍的竊竊私語一直沒有休止，還有人肆無忌憚地表演泡泡麵的情節。越來越多人期盼霍玉奎的迅速提升。在一段時間裡，王立軍對底下的人越傲慢、蠻橫，霍玉奎的聲勢就似乎越是提高——似乎更多人覺得，如果霍玉奎能完成職務上的反超，那似乎意味這個體制某些部分的「撥亂反正」。
霍玉奎知道，雖然自己儘量避免，但已然身不由己地被推到—個激烈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和王立軍正是這個體制催生出來的兩種矛盾的東西。他與王立軍在這一時刻，似乎變成了兩種政治方式的對決。
霍玉奎猜想，王立軍會準備採用一些他理解不了的方式改變自己的處境。但他沒想到，這個事情與自己有關。
1994年10月22日，毫無徵兆地，霍玉奎突然在辦公室里被帶走。
「這簡直太胡來了。」即使過去二十年了，霍玉奎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激動。他自認為對工作抱有潔癖，在他此前的二十多年，連被領導批評，都是自我無法容忍的事情。
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霍玉奎的第一反應是，自己內心的傲慢是否曾不小心表露，並最終激怒王立軍。有一次他管轄下的派出所派人來匯報案子，霍玉奎在四樓聽取匯報，並不知道王立軍突然在二樓召開會議。直到有人提醒，霍玉奎連跑帶沖趕到二樓，迎接霍玉奎的是王立軍那種讓他發冷的眼神。平生第一次，霍玉奎覺得應該去解釋點什麼。
霍玉奎的猜測是對的，那一次的遲到被王立軍正式當作一種挑釁，王立軍事後專門問過其他人：「老霍這人是怎麼回事兒?」『開完會，我去找他，剛要開口，他揮揮手，行了行了，不用解釋，他那態度就繃著臉。你也不知道他什麼心情。沒過幾個月，就把我抓了。」
更讓霍玉奎覺得無法理解的，自己究竟最終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才讓這個體制批准了王立軍對他的逮捕令。
霍玉奎被逮捕的時候，連罪名也沒有。這種完全不合乎正常辦事程序的事情，就發生自己曾負責治安的單位里，作用在自己身上，他非常吃驚。讓他吃驚的還有，抓捕自己的，是從外地臨時調來的警察，然後自己也不是進常規的拘留所，警車直接開往一棟小白樓。「活脫脫是電影裡的情節」——這在霍玉奎看來，又是一個完全不合規矩的事情。
雙手被拷上那一刻，霍玉奎就問為什麼?王立軍的回答是，你自己想想。
霍玉奎的監室是一間小屋，窗戶被紙糊著，一條粗大的鐵鏈一頭鎖著他的手，另一頭拷在床頭，吃飯如廁都不解開。提審總在半夜，這小白樓又單單一棟樓在田野里，只要審訊室一有哀號的聲音傳出，樓下的狼狗就跟著叫。
起初的四天四夜，霍玉奎無法睡覺，他把自己的人生從頭開始想了好多遍。「第一次那麼剖根究底地想找到一點線索，讓自己明白為什麼。」但整理了好幾遍「我真的自認為一輩子都在盡力做所有人認可的好人」：在做派出所所長的時候，前任所長總會親手把辦好的戶口交給居民，藉機當面收取好處，「我認為這是份內的業務，改變流程，不再由自己經手去揩那道油」。有一次，轄區內—位居民有精神障礙，過去曾親手捂死過自己的孩子，他到派出所辦理戶口時，直接拿起痰桶喝水，人人避之不及，「是我親自出來為他批了手續，那個病患一向不懂人情，事後居然自己扛來10斤大米表感謝。我知道沒法和他爭執，收了大米，但留他在自己家吃了一頓飯」。除了這樣的小人物，霍玉奎也曾經拿著市委秘書長、市政法委書記的條子，為副專員追回過偷走的工資袋，把工資單都從廁所里撈出來，與錢—起一文不少地送還給當時鐵嶺市最高層的領導。
「沒有人天生擁有那麼好的品格，」霍玉奎說：「這二十年的公職工作，我一直把它嚴苛的自我修煉過程。」因為他堅信體制需要他這麼做。而且體制會回報他。
「我當時到街上，偶爾搭計程車也要費一番口舌，因為司機發現是過去的老派出所長，會堅持不要我的錢」，無論從底層民眾還是上司領導，在這座城市生活多年，人脈和名望滲透到方方面面，霍玉奎自信「我有我的社會基礎」，然而，一向體面的自己，竟然會被鐵鏈囚禁在荒郊野外，「毫無尊嚴可言。」而且原因不明。
他開始不斷反過來追問審訊他的人：你們到底要我說的是什麼?你們就一直讓我交代，得讓我知道交代什麼?這樣的追問將近一周，最終是「審訊的人自己慌了」，告訴霍玉奎，他的「案子」原來是王立軍正轟轟烈烈發起的「9.19掃黑」的—個。
9.19是從承接上面嚴打精神，市委領導結合鐵嶺實際做出的部署。為了支持這個部署，領導甚至特批，可以特事特辦，在有足夠的判斷下，先逮捕和審訊。這讓王立軍沒任何實際證據前就可以抓捕人—一即使是刑事偵查大隊副隊長。
霍玉奎恍然大悟，王立軍做了很聰明的政治投機：「而且王立軍可能以為，一抓一個準，誰沒這或那的問題?」霍玉奎甚至能想像，王立軍向上級申請逮捕自己的理由：先提設定有黑社會了，然後抓了—撥人，緊接著說黑社會之所以那麼猖獗，在於警方有人充當了保護傘，「為了鐵嶺，必須徹查到底，用這樣—個完全正確的邏輯包裝，要我是領導，我也沒法拒絕。」霍玉奎終究還是為體制在自己身上犯的錯找了—個合情合理的理由。
2、掃黑的「需求」
如果只是這個原因，霍玉奎有信心，自己很快就會出來，而且體制會恢復甚至補償他的損失。
按照當時市委領導傳達下來的精神：正因為經濟沸騰，全國又在掀起一輪嚴打運動，再加上鐵嶺發生過兩次惡性事件，讓市領導和時任警局局長陳泰寶有了整頓的想法：1994年6月，在縣法院民事庭在調解一起經濟糾紛過程中，當事人不滿調解結果，當庭引爆炸藥包，至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和當事人死亡，另一人重傷。而在更早之前，市政協某官員的轎車，被人安裝爆炸裝置至當事人死亡，另一人重傷。
這個級別的掃黑運動，嚴格意義上本應該由警局一把手負責的，不過，王立軍曾在曉南和犬明鎮以掃黑著稱，又剛到市局來需要有所表現，領導最終同意讓王立軍總負責。
即使其他人對王立軍背後關係網有再多的猜測，霍玉奎依然篤定：掃黑特長才是王立軍真正的靠山。霍玉奎自己也有大量的關係網，但關係網只是構成你在關鍵時刻的推手，王立軍這樣的火箭，簡單的關係網是造不出來的。王立軍升遷的真正秘密，是他發現了社會對掃黑的需求，並成了這個國家掃黑的代言人。「有時候，思想『正確』比什麼力量都大。」
霍玉奎從來不認同掃黑這—做法。那兩起惡性事件，在他看來，都是個例，特別是政協轎車爆炸案，已經證明罪犯是有精神分裂傾向。這兩個事情恰恰說明，經濟的發展在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讓社會的人心和階層發生了新的摩擦可能，應該在這個層面上來探討如何治安。
在他看來，鐵嶺當年並沒有黑社會，按照刑法的定義，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百姓，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組織。」跟其他城市一樣，鐵嶺當年有殺人放火的刑事案件，「但都是單獨出現的個體案件」。
這些作惡的人，在霍玉奎看來，只是平時社會上一些「作得很兇的小孩」。「是有人經常在一起打架鬧事收保護費，郡些霸道的小地痞們最大的一次毆鬥叫北山戰役，規模不過幾十人，所用的武器都是鐵鎬、鐵鍬，沒有槍枝彈藥出現。完全達不到黑社會的程度。」「對這些小孩，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導、教育。」
霍玉奎的理念是引導人正面的一面，遏制惡的一面。而且他看到這些「很兇的小孩」，「通常也是很有衝勁，很有能力的人」，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鐵嶺，開飯店、餐廳、物流等這一類新買賣的，都是這些在市井裡打架立名的人。
果然，正如霍玉奎的預料。最終落到霍玉奎頭上的主要的犯罪罪名，是黑社會二亮子的保護傘。
二亮子原名張洪俊，年少時候曾是當地的混混，被抓時是當地有點名氣的商人。兩年前，一次打架事件後，為了躲風頭，二亮子跑到了外地，此後他想回來自首，便帶了兩萬塊錢托霍玉奎幫忙打點說請，公安檢察相關部門的朋友都判斷情節不嚴重，也都沒有收下這份人情。據霍玉奎說，特意與二亮子的母親打了招呼，準備拿著那兩萬塊錢給老人存入銀行，他就被逮捕了。
即使在王立軍軍依然執掌期間，對霍玉奎的判決書還是承認了霍玉奎無意受賄這個情節，也因此，當時的霍玉奎非常期待「能馬上放出來，並官復原職」。
但霍玉奎還是天真了。他繼續被扣押著。親友們來探望的時候，給他帶來了消息：王立軍發文給霍玉奎工作過的街道、辦事處、單位，說，任何人只要舉報霍玉奎有功，都可以被獎勛甚至馬上提升。
這樣的「謠言」，霍玉奎的家人雖然不相信，但開始心神不寧。事實上，這些在政府各級部門工作的親友，也通過這個體制內的各種規矩，來嘗試告訴王立軍：這樣的刑拘毫無道理。
王立軍的回覆理由是：「這是領會中央精神，結合地方實際的嚴打，我相信老霍沒有問題，但是要嚴查。」就這樣，霍玉奎繼續扣押在小白樓里。一個中央抽象的理念，在王立軍的運作下，成了這麼多體制內的官員也衝破不了的鐵幕。
最終霍玉奎被關押了將近—年。等到他出來，才發覺，一切都變化了。在私底下，有一些人來表示過同情和關心，但每個人，包括曾經最支持自己的一些下屬，在公開場合都躲霍玉奎遠遠的。霍玉奎聽曾經的一個下屬說過，他被抓進去後，「王立軍竟然連霍玉奎也敢抓」這—些說法曾經震撼了整個公安系統，雖然進—步的審查證明霍玉奎確實沒做過什麼出格的事情，「這竟然反而強化了王立軍的威望——老霍什麼事情都沒有，被王立軍說拿下就拿下。」
霍玉奎確實感覺，自己似乎一下子落單了，警局有一位姓劉的女性文職人員，一度跟對門的同事矛盾深重，「純不講理，打的那是生死架」。局裡讓當時最有名望的霍玉奎出面調解，借用他的權威和人緣，化解了兩人尖銳的衝突。然而在霍玉奎羈押的時候，這位劉姓政府宣傳人員，受命為王立軍撰寫宣傳材料，繪聲繪色地講述霍玉奎如何與二亮子沆瀣一氣，到處訛詐錢財，在家具公司、水泥廠等挨家挨戶打白條，最後建出了二亮子的飯店。當地報紙、後來的宣傳材料，都一一沿用了裡面的情節，而其實，最終法院和各級部門都證實「都是瞎編的」。
那段時間，霍玉奎覺得自己似乎無處可去了。剛出獄沒多久，閒逛的他碰到三個歹徒在搶劫一個小年輕，那歹徒揮起刀就要砍人，霍玉奎「不由自主衝出去頂」。「刀就落在右手上。家人送我去醫院的時候笑話我還以為在當警察啊。」
霍玉奎伸出右手，給我看那個刀痕，淡淡地說：「手的肌肉組織被破壞了，這手從那個時候就廢了。」說到這兒，突然聲音一哽，什麼都不願意說了。
3、掃黑的「作用」
「我知道當時很多人罵我是王立軍的跟班」，計連科兩手—攤：「我其實也被逼得很慘。」計連科就是當時「小白樓」的實際負責人。
在這個體制里，計連科—度是個既邊緣，又主流的人。刑警是警局最容易出成績的地方，而計連科業務能力尤為突出，「不排第一，也該在第二吧」。但在人際上，他—直非常不擅長。同事總覺得他質樸得有些過頭。衣服上時常有污漬油跡，說話時喜歡用「俺」做代稱。後來王立軍帶他去—名部長家拜年，計連科才第—次在那兒見到盒裝紙巾。回鐵嶺後，他最常和別人講的故事是「人家部長家的衛生紙，都是一拽一拽的。」
因此，警名再遠搖，計連科辦案卻經常連摩托車都輪不上，多少公里地只能靠走路。局裡給各支隊撥款，他管轄的刑警總分不到多少。
即使這樣，計連科終究也是四年—級、四年一級這樣上來的。因此和市局裡的許多人—樣，王立軍還沒到任，他早早地表達過厭惡：「這種跳飛機的人，肯定玩的很虛。」
和王立軍真正見上面，計連科對他的第一印象卻是新鮮、好玩：帶著墨鏡，穿著皮爾卡丹的風衣或時髦的皮夾克，腕子上掛著好看的手錶;說話、辦事一板一眼有繁複的講究，出門誰走前誰走後，哪個級別走中間哪個走兩邊都有個說法;無論是多少人的飯局，都是帶領話題的焦點，時不時講個黃段子或是戲弄—下屬下。喝到高興，王立軍還能亮嗓子唱幾句。在工作中，王立軍說一就一，沒有猶豫，簡單利落;很多事情，做起來因此特別方便、直接。—些拖了許久的事情，王立軍—來，就全部解決了。
「得說他有點兒小魅力」直到現在，計連科依然這麼覺得。他覺得王立軍擅長的，恰恰是他最欠缺的，而這些優點，在政府工作中也很重要。他甚至在王立軍的影響下，開始注意自己的衣著打扮，去做了套假皮爾卡丹西服，然後很緊張地問王立軍，精神不?
計連科從沒想過，自己會是王立軍三顧茅廬的人。在王立軍被任命為9·19掃黑負責人後的兩三天，計連科就被找過去談話。「你是搞刑事偵查的，掃黑你得參加，我來當指揮。」計連科本能的傲慢讓他拒絕了這個「討好新領導的機會」，他覺得王立軍根本不懂刑事偵查，「憑什麼領導自己」。沒幾天，王立軍又找到計連科，計連科又拒絕了—次。計連科以為應該不會有下文了，沒想到局長陳黎瑩榮自找到他，「老計你去吧，市委書記都來電話了。」
回顧二十年前的那次決定，計連科坦言，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王立軍可以讓我完完全全地發揮自己的特長.」。「以前，鐵嶺刑事偵查支隊只有三十幾人，撥款少，沒車、沒錢」，王立軍—到，扣了好幾台車，豪氣地告訴手下「執行任務，車隨便開」。9·19掃黑的規模更是前所未有，—下子幾乎整個鐵嶺公安的資源全部集中在了刑警的手中。計連科從來沒這麼過癮過。
計連科分析過王立軍為什麼找到他：王立軍出身小鎮派出所，以前辦案其實談不上專業。他需要專業的刑事偵查技術。另外，王立軍必須有自己的人，刑警隊成了王立軍組建嫡系部隊的天然班底，自己自然成了被需要的人。王立軍當時曾放言：「刑事偵查隊就是鐵嶺警局的黃埔軍校。」王立軍到任以來，把新招的大學生，全都拉到了刑瞥隊，還從各部門物色尖子。很快，刑警支隊超過了120人。
計連科當然明白王立軍的處境。局裡那麼多人排斥他，王立軍的性格又讓他無法採用討好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快地出盡可大的成績。在剛開始的—段時間裡，鐵嶺刑警隊裡的「王立軍小分隊」氣勢很高漲。因為王立軍慣常的強勢、著急，此前積壓的一些案子一下子解決了。
到這個時候，計連科已經不去計較他「沒什麼業務能力」。王立軍可以打通上上下下的關係，市領導能因此重視、解決各種實際問題。「這也是能力。」
王立軍第一次和他說到掃黑計劃時，計連科非常興奮。計連科是贊成掃黑的，首先他很期待掃黑能讓自己過一次前所未有的刑事偵查癮，再有，他一直不太理解霍玉奎式的寬鬆。他並不太懂，也不相信「教育」、「引導」等這種虛的力量。「鐵嶺當時治安確實差，我老婆上街買菜還要我當保鏢。」計連科至今認為，沒有掃黑，也不會有後來鐵嶺的治安環境。
在9·19行動正式展開前，計連科看到王立軍在忙活地到處找小白樓——有單獨的一個樓，有從各個地區調來的警察隊伍。王立軍的各種行為無疑都在向計連科透露著一個訊息：大幹一把的時候到了。
第一個抓的是楊富。這個決定計連科很贊成。雖然一開始並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楊富殺人越貨，搶劫偷盜。但他是那些混混中，比較著名的一個。抓他，或許能滅滅這個圈子的威風。緊接著，是二亮子，這個計連科也理解。二亮子和楊富一樣比較有名氣。在計連科看來，二亮子純粹是自找苦吃。開飯店還搞了兩輛推土機立在門口，然後垂下兩串鞭炮大肆地轟，「在那當口，等於是自己跳出來的人選。」
王立軍希望計連科幫他管理小白樓，計連科同意了。然而，進小白樓沒幾天，計連科就開始內心不安。
「由於專案組當初並沒有明確打擊範圍，又採取了先定目標再抓人後取證的方式，所以產生了擴大化。」「凡一些國營企業，集體經濟的負責人跟所謂『黑社會』有接觸的都被列在收審範疇。」而這些人，通常都是這個地區比較有經濟活動能力的頭面人物。
計連科隱隱約約感覺到王立軍的標準：有名的，有錢的。
小白樓里越發充滿著計連科不認可的審查：沒有嚴格的犯罪事實，而是試圖通過拷打讓他們自己交代。犯人被銬在鐵床上，不許下地，一拷就是三個月。也不移交看守所。
這不是計連科認為的刑事偵查的方法，也不是他覺得合理的做法。他不斷找機會向王立軍建議放掉沒找到問題的人，卻一次次被王立軍拒絕。
真正讓計連科吃驚的是，霍玉奎也被投入小白樓了。而且還審查了一段時間，果然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犯罪事實。計連科一直有一個原則，「不整警局內部」，「那樣做太不講規矩了。」但是現在他能做的只是想辦法讓霍玉奎少受些罪。
從霍玉奎開始，王立軍的掃黑行動，在那個階段一度轉向「警局內部」，很多人不斷被盤問和老霍是否有哪些來往，每個人人人自危。
計連科此時已經察覺：自己也無路可退了。「同事們漸漸也對我有另外的看法，所有人都覺得我是王立軍最親密的人。」計連科早已習慣被人排擠在外，但他「得按照自己的良心來」，「我偷著私下攔住一些拷問，儘量減少些痛苦。」
這種完全失控的掃黑，讓計連科一度失眠，他只是一次次和王立軍反映情況，希望讓王立軍明白，「掃黑的方向和方式似乎錯了。」但王立軍沒有耐心聽他的任何建議。
看上去毫無根據的抓捕還在擴大。據後來的不完全統計，「9·19」抓了國營企業法人7人，民營企業家8人，市、縣公安幹警4人，區檢察院幹警2人，市法院幹警1人，市執業律師1人。其餘的，還有為數許多的「社會閒散人員」。
被抓的人，越來越讓計連科哭笑不得。他認出過一個人，曾經是和王立軍一起研究文物的同好，後來聽說是買賣中出現糾紛，就被以掃黑的名義抓了進來。還有一個朋友和計連科抱怨，自己剛買了一輛豪車，突然被王立軍安排人給扣下了。經過多方人情運作，朋友終於見到王立軍本人，沒想到王立軍只是隨口說一句，「沒什麼毛病，就是想認識認識你。」車子就給放出來了。
「或許掃黑是王立軍想到的在市局裡開一條路的辦法，但真正運作起來，那裡的名和利，好像激發了他另外的東西。」計連科不敢質問的還有一件事情：前後總共以掃黑名義在鐵嶺抓獲了136人，不管是否有罪一律採取罰款或交先保釋金。少則1萬元，多則3至5萬元不等。但最終入市局的帳僅僅21萬元，其餘200多萬不知去向。後來，1996年鐵嶺市黨組會議上，有人提出查看9·19帳目，王立軍回答「刑警支隊搬家，帳本被水泡了，剩下的被老鼠咬碎了」。
計連科猜想，那時候的王立軍格外需要錢。「他地位越不鞏固，越必須用很多的錢招呼人。最大的開銷可能是招呼媒體。」9·19掃黑那陣，王立軍到哪都帶著一隊媒體。
折騰了小半年，終於逼近年關，計連科迫不及待提議把掃黑組織撤掉。在他的經驗里，沒有任何一場運動會持續這麼久的時間，事實上到了後期，實在無人可抓了，王立軍開始到鐵嶺市下屬的各地去搜捕。
王立軍答覆，「不行」。沒幾天，市領導提出同樣的建議，同樣遭到拒絕。
這樣的態度讓計連科覺得十分蹊蹺，堅持下去是為了什麼?計連科看到，王立軍繼續不斷要求手下的人聯繫媒體，整理各種材料給領導，也總是到領導辦公室里去。過了幾個月，王立軍突然宣布撤掉9·19工作組，沒多久，王立軍被鐵嶺市委推薦，獲得國家人事部、公安部授予「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稱號。在這個基礎上，同年5月，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並參加了全國勞模報告團和全國公安勞模報告團。
就在王立軍忙著到處宣揚他的掃黑事跡時，鐵嶺的法院開始宣判9·19專案的「犯罪嫌疑人」。長達一年的運動，前後拘捕幾百人，最終夠證據起訴判刑的只有18人，其中被處決4人;被處決的罪名，大都是因為定義上比較寬泛的「流氓」和「強姦」。而幾個被扣上所謂「黑社會保護傘」帽子的8個涉案公安政法幹警、律師，在掃黑結束的幾個月內，「經市紀檢委和市、區檢察院、法院審理後，全部被平反、糾錯、恢復名譽」。
9·19掃黑結束的一段時間裡，各級報刊大篇大篇的報導都在歌頌王立軍和這個專案組。計連科有時候出門，就有群眾向他歡呼翹大拇指，但他揮手轉身趕忙就走，心裡有說不出的不踏實。
從小白樓回到局裡，計連科再次審視自己所在的單位，經過9·19這一站，王立軍已然在局裡組織好自己的體系了。當時跟隨王立軍打9·19的年輕幹警，各自因為功勞占據局裡的核心位置。當然計連科也被市局領導和王立軍掛上了頭功。
這不是沒有代價的，計連科知道，王立軍搞垮的一些人各有關係網，他們一個個通過各級領導，試圖在合適的時機「調整」王立軍。
關於王立軍抓捕犯人的英勇資料在辦公室已經屯了幾大箱子，但是他依然「非常努力地繼續積攢」。為了隨時可以聯繫到警局的攝影師，還特意扣了一個大哥大當專線，24小時保持聯繫。
小自己10歲的王立軍在9·19掃黑後，開始「阿計阿計」地叫他，辦了不合他心意的事就當眾破口大罵，甚至甩人耳光。他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飯，王立軍拿了包煙扔給大家，酒足飯飽桌上的煙不見了。臨走王立軍和計連科擁抱，他感到王立軍順勢把自己兜兒摸了—遍「他在懷疑我偷了煙，是當著大家的面赤裸裸的羞辱我。」
終於忍不住，計連科還是做了點什麼。有—次—個領導突然拉住計連科問，王立軍是不是執法比較暴力。計連科支支吾吾，表示了肯定。這個事情馬上傳到王立軍耳朵里。王立軍怒氣沖衝來責問他：你是誰的人?兩個人冷戰了—個星期後，王立軍卻突然在計連科岳父的生日那天，送去了禮物。
幾個月後，—個雨後的早晨，在警局外面發現了—個炸藥包。王立軍報案，聲稱這是歹徒放的炸藥想滅他的口，「不想，下雨把導火線澆滅了，這是上天憐愛。」而「柱子上的黑色痕跡就是熄滅時留下的」。計連科知道這肯定是王立軍在壓力之下選擇的怪招：這個故事證明他因為無私掃黑招致來可怕的報復，經過一宣傳放大，就會激發了體制內和社會對他的保護之聲。
然而，搞刑事偵查的計連科，太知道炸藥的導火線點著了扔水裡都不會熄滅，而那塊黑色痕跡，—看就是輪胎蹭的。作為整理材料的需要，計連科再次被問詢到。計連科實在無法讓自己在引以為豪的專業問題上說假話。
匯報上去的結果，是領導隨即去找王立軍談話。不一會兒，王立軍衝進了計連科辦公室，抬手把手槍砸了過去。計連科躲過手槍，背後的東西稀里嘩啦地也碎了。
從那天起，計連科發現王立軍派人看著他的辦公室，只要有人來，就會被他叫過去訓斥。不久，連送文件的都不敢靠近計連科。不要說破案抓人，自己連日常工作都沒有了。計連科甚至聽說王立軍花了幾十萬雇了人要殺他，據說殺手到了鐵嶺，—打聽發現計連科是公安，被嚇跑了。不過，計連科始終沒有看到殺手，無法判定事情的真偽。
局裡的領導看他倆矛盾太大，就把計連科調去底下的分局做局長。上任後第二天，王立軍馬上把計連科的五個副局長叫到市局裡談話。回來以後，沒有一個副局長聽計連科的話，還有一個指著鼻子罵他。局裡選舉，這些人還聯合起來把計連科的政委給選下去了，—下子」連領導班子都組不起來」。計連科—度覺得，自己無路可走了。
4、「入伙」的「條件」
在銀州區紅旗派出所所長楊鋒看來，壓力似乎在幾年之內就重構了王立軍。
1993年，楊鋒第一次見到王立軍。當時楊鋒是市區一個派出所的所長，王立軍是曉南鎮派出所的副所長，在他印象里，王立軍狂妄、粗魯，但也坦率、好玩。
再次見面時，王立軍已經是比楊鋒高兩個級別的市局副局長了。王立軍才上任沒多久，楊鋒所在的派出所在調查一名賣淫婦女時，審問到這名婦女與鐵嶺一位領導進行過交易。市委書記知道了這樁醜聞後，親白找到所長楊鋒要求繼續深挖，與此同時，紀委也組織了專案組。
在這個專案組裡，楊鋒與王立軍貼身工作了十多天。十天接觸下來，楊鋒覺得現在的王立軍是個心神不定、坐臥不寧的人。常常召集開會，人到齊了他卻不發一語，斜楞楞地盯著你，看得人心裡發毛，最後卻三言兩語講完，說「好了，先這麼地吧。就讓人一頭霧水田走了。「王立軍每天看起來都神神叨叨的，似乎特別焦慮緊張」，「卻不知道他在琢磨啥。」
楊鋒感覺得到當時王立軍的壓力，這種壓力，促使王立軍做出一個個過激的行為。正因為對流言的焦慮：楊鋒聽說，王立軍在各個層級早已經完善了耳目。曾經有一個叫於紅海的幹警發過幾次牢騷，被反映到王立軍耳朵里，很快就被因此免職。而計連科也告訴過楊鋒，「和王立軍在—起，他電話就沒閒過，警局裡的、其他部門的、老百姓，都是反映問題的。」
他改變了見下屬和其他人的流程：過去見副局長，只要敲門進去就好，幹警們有時候沒事兒串串門兒，坐沙發上閒聊下工作和生活。王立軍在門口設置了一個警衛，不管什麼人要見他，都要先跟警衛通報預約，被允許後才能進門，而且必須立正站好匯報。
這其實是種惡性循環：質疑給了王立軍壓力，壓力讓他更加強勢，強勢又帶了更多質疑。王立軍變得越發的暴躁，越發需要通過一些「手段」和「技巧」標榜—些姿態來安撫自己。
楊鋒雖然理解，卻很反感這種做派。自已經歷過七任警局長，沒有一個需要他如此恭敬。他去找王立軍，故意一進門坐在沙發上。楊鋒的底氣在於，他有幾個關係很好的同學，現在已經是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市委秘書長的級別。王立軍經常請他們喝酒，一群男人喝高興了互相勾肩搭背，甚至交杯酒，飯桌上王立軍與楊鋒並不見外。
看上去，似乎王立軍對楊鋒有些格外的尊重。但楊鋒後來覺得，那時候的王立軍正忙著「整頓」市局裡的關係，既無暇顧及他這個直屬分所，同時需要他那些同學的力量。
果然，氣氛正在微妙起來，自己所里的一些人默默地與王立軍接觸得越來越頻繁。一開始所里的人對那些人冷嘲熱諷，但是，沒多久，這些人職務一下子提升，另外的人安靜了。反過來，那些看不起這種獻媚行為的人被擠到冷處，甚至因為丁點兒的事兒而被免職。
楊鋒掰著手指頭對GQ的記者數，從刑警大隊長、治安大隊長，到各個派出所的所長，所有層面都被王立軍大肆調整。在楊鋒的這一層級，十多個派出所所長前前後後都被撤換：「第—批就地免職四個人，第二批免掉兩個，心理抑鬱被迫辭職了一個，調走了—個，病死了—個，最後只剩一個安然無恙」，「那是因為有至親在市委組織部任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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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樣的環境下，楊鋒也意識到自己早晚要做選擇的。他不可能再假裝自己跟王立軍沒關係了，最安全的辦法只有投靠王立軍，第一個代價，就是當時很多人在做的：把自己工作里的功勞都歸給王立軍。
楊鋒明白，王立軍身處的利益鏈條：他因為格外的政績，所以成了明星，因為成了明星，必須再多點政績。如果他想一直維持明星的位置，他必須總能出格外的成績。所以某種意義上說，王立軍自己也被綁架了。
事實上當時市局派出所已經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案子要破的最後一刻，必須通知王立軍。王立軍會帶著攝影師來，在鏡頭前做完部署才能行動。然後經過這一程序，最後的成績，「主要還是王立軍的」。
現在在楊鋒的家裡，還有幾本鐵嶺警局自己編印出版的讀物，裡面讚頌了楊鋒整治村匪惡霸和破獲鐵嶺市孕婦碎屍案的過程。楊鋒自信是個業務的好手，所以他格外珍惜這些成績。「如果同樣宣傳，咱不比王立軍差。」
1996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三個歹徒劫持了一輛計程車，殺害了司機後拋屍在玉米地中，用泥巴糊住車牌開車逃竄到遼寧省。路過鐵嶺時，楊鋒轄區內的村民發現了這台形跡可疑的捷達車，楊鋒接到舉報後—路追到瀋陽境內，從後備箱的血跡追查到了殺人事實，破獲了這樁很可能變成無頭案的殺人案件。
這只是楊鋒破獲的一個平常的案件，但因為牽涉到跨省，楊鋒判斷「必然會被特殊對待」。楊鋒是考慮過，是否如同其他同事一樣，向王立軍匯報。他只是遲疑了下，就已然收到吉林警方的感謝函，吉林相關負責的分局局長因為此案的破獲，也被提拔為市公安的副局長。
然而，恰恰在這時候，王立軍正在吉林做「事跡報告」。當即，王立軍打來電話，表示異常的憤怒。
楊鋒也是時常會想，如果當時他向王立軍賣個功，對方會有多高興，他相信王立軍會當著吉林警方的面宣稱這個案子有多少是自己的功勞，回來又會為楊鋒的仕途帶來什麼樣好處——「恐怕刑警支隊弄個副隊長也沒問題。」
但是楊鋒還是做不了這個「交易」：「我們吃銀州分局飯，不能越級把功勞賣給王立軍呀，那局裡300多幹警大伙兒不得罵我：這小子投靠王立軍了——那我的名譽就不行了。」
楊鋒坦承，當時的處境讓他已經無法高傲地和這個副局長抗衡，他實在做不出成績上贈與這樣的妥協，只能嘗試以其他的方式和王立軍親近。
在被免職的前三天，省公安廳刑事偵查總隊副政委到鐵嶺市警局視察時，飯局上叫上了老戰友楊鋒。楊鋒自己平時不喝酒，半瓶啤酒就倒了，但看著王立軍，思量了半天，最後還是硬著頭皮舉著酒盅過去找他套近乎，「將來我年齡越來越大了，不能在派出所干一輩子，今後我上你刑警支隊干怎麼樣?」王立軍爽快地答應他，當著領導和戰友的面，一口氣把自己的酒喝乾。
三天後，警局部署全市幹警圍堵兩名殺人犯，市刑警支隊、分局刑警支隊、各派出所三級分別部署了三道崗，楊鋒被派到了城市邊緣的一個橋下，守到了凌晨1點，楊鋒接到通知，所有派出所所長第二天早上8點開會。他數了下蹲防的還有兩名副所長等8個人，因為嚴打連續工作了7天，每天只睡幾個小時，內衣都沒換過，當晚又壞肚子，楊鋒留下了自己的車，重新鞏固了部署，趕緊回家補覺。事後知道，當時還有4名所長做了與他一樣的決定。
就是後半夜補的這一覺，王立軍把他們全部按脫崗處理，哪怕殺人犯當夜已經被成功抓獲了。楊鋒明白，王立軍是藉此推翻底下每個派出所格局。市委領導聽說這件事之後，曾開會研究了補救決議。市政法委書記找楊鋒談話，告訴他取消調離和辭退的決定，可以繼續留在警局，「只是鑑於楊鋒的心臟不太好，休息一段時間就當是養病，等風頭過去了再回去上班」。然而楊鋒等了很久，沒有等到復職的通知，反而直接聽到王立軍宣布辭退他的消息。
一向不卑不亢的楊鋒終於沒有了辦法，他找到王立軍，第一次開口懇求，「起碼讓我有口飯吃啊。」王立軍拒絕了這個要求，楊鋒又折中了一下，自己已經滿了30年的年資，實在不行辦理退休，起碼把退休金還給他，王立軍還是說不行。
回來的路上，楊鋒想，或許是體制的意外把王立軍放到這麼一個難受的位置，讓王立軍「病了」，但這種病似乎反過來通過王立軍在體制里擴散開了。無論如何，正是因為每個人的怯懦和投機，才一個個淪陷的。他想，必須為養了自己三十多年的體製做點什麼了。
5、「政治文明」
王子湘一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錢的問題，但「錢不應該這樣子要的」。
王子湘一度是王立軍在「9·19」掃黑時期的支持者。對他來說，擔任鐵嶺市底下這個經濟最強的縣級市的警局局長，並不需要太和市局的上司打交道。在警局的編制里，市警局對縣市一級並沒有直接管轄權。而開原的經濟一直是整個鐵嶺市的首位，這個有58萬人口的的小城市，根據2012年的排名，處在全國百強縣的第63位。
有獨立的管轄權又有比較好的經濟基礎，王子湘在這個體系里相對超脫。因此，當王立軍轟轟烈烈地發起9·19掃黑的時候，王子湘可以選擇他當時覺得最正確的決定：既然市委領導覺得掃黑是對的，他就支持。後來，當9·19掃黑蔓延到警局內部時，王子湘卻第一個開啟大門接收了些跟王立軍敵對的人。雖然王子湘知道王立軍不會那麼開心，但這種政治需要的柔軟的人情世故，王子湘以為，王立軍應該也能有所理解。
開原的便利之處在於，它離鐵嶺實在太近了，開原的缺點也是這個。
34公里外，王立軍的整頓一直繼續，整頓完市局、整頓完市局直屬的派出所，王立軍突然開始以「掃黃」為名，不與當地公安部門打招呼，帶人闖到轄區各市，大肆罰款。開原因為距離最近，商業又發達，成了王立軍最常光顧的地方。
王子湘後來做過統計，1994年至1996年三年時間內，以抓嫌疑人、抓賭的名義檢查，僅在開原市內罰款就達四、五百萬元，而且絕大多數不給開罰款收據。
知道這位英模明星的作派，其他區縣的局長對王立軍敢怒不敢言，但開原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几次找王子湘表示頭疼，「再這樣下去，開原的服務業都被攪和黃了。」開原對經濟發展有景強大的野心和需求，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原市就招商引資，每—個單位都按人頭下達吸引投資的任務。洗浴城、KTV、行人徒步區等當時新鮮的事物發展得比鐵嶺還要快。—些隔壁區縣有接待事務，經常會捨近求遠，到開原來尋找更高級的餐飲住宿。
王子湘自認為理解王立軍的難處，他所希望做到的，其實只是「有序」，「罰款可以罰，但告訴老百姓規矩是什麼，要不長期下去，經濟活動會被破壞的。」所以他托人向王立軍帶話，如果是需要開展工作的資金，可以—起想辦法商量。
王子湘的示好，並沒有得到王立軍的回覆。王立軍依然不打招呼就突然來罰款。這個副局長就像一個突然闖進來的野蠻人，王子湘有種說不出的惱怒，不止是王立軍這種不規矩，還在於，王立軍完全顛覆了他以前認定的政治規則。
1996年，在召開全省警局長會議時，王子湘拉著一些局長表達了對王立軍越線執法罰款的強烈不滿。最後，領導在會議上做了指令，鐵嶺警局不得擅自到下屬轄區掃黃罰款。雖然做了這樣的投訴，王子湘事後還是試圖通過人去溝通，然而王立軍像沒聽說過指令一樣，到開原的突擊檢查—切照舊。
王立軍的作為完全摧毀了王子湘的行政理念。「體系里肯定會有利益的問題」，但在他看來，「所以學著用看起來最得體的方式解決」。王子湘判定，「王立軍是沒有政治文明的人，他就像是以天才名義跳級插班的學生，缺了實在太多東西，但出於一貫的高姿態完全失去了謙卑學習的機會。」
王子湘還是覺得引導甚至「教育」王立軍是最好的處理辦法。「他需要有人讓他開竅。」他找到當時開原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一起和王立軍吃個飯。那個副市長，曾在鐵嶺市警局工作，對王立軍的提拔出了很大的力氣。飯局上，副市長說，給我一個面子，今後不用下來掃黃了，罰款太多開原的經濟沒法搞。如果有什麼需要可以—起商量。王子湘緊跟著接茬，全省警局長已經明確了要求，不讓這麼搞了。他們還沒說完，王立軍就直接打斷：省里的陳書記在全省公安文明建設會上要求，各地都必須加強掃黃掃黑工作……。
王子湘終於沒有按捺住：「王立軍你今後要是還來開原的酒店，我連人和車都給你扣住，讓領導過來領。」王立軍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都停下來，沒有人想到會出現這樣針鋒相對的局面。王立軍起身拿了自己皮包，摔門而出。
王立軍從此沒有再來開原罰過款，鐵嶺市的一些同事給王子湘傳話，大呼過癮，說他守住了「最後的陣地」。
然而王子湘參加鐵嶺警局長會，在場其他的中層幹部沒有一個人敢跟他寒暄。開會的時候王子湘「目視前方，不跟任何人有視線的接觸，散會後直接出門，不參與午飯，以避免發生麻煩」。一次省里開會，按照縣區劃分，鐵嶺這一組應該是兩人一個房間，沒有人敢跟王子湘分配到一間。
因為9.19王立軍早已經被傳說得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王子湘下班之後立刻回家，不打麻將，不去洗浴中心，連普通的澡堂也不去，「我當時想著，不能給王立軍留下任何把柄」。「和君子吵架不怕，和野蠻人吵架我卻不擅長。」
開原溜冰場曾經有起打架事件，一名轉業武警在鬥毆中死亡。此事已經經過警局、法院、檢察院偵查審理結案。就在王子湘惴惴不安地等著可能的報復時，王立軍聽說在打架當天，王子湘16歲的兒子王瑞正在樓上一層玩旱冰，就重新翻出這樁舊案，把罪名安在了王瑞頭上。緊接著，又以查獲一支獵槍為由，抓捕了王子湘的弟弟王子軍。
以這種造假的方式動到自己的至親，這是王子湘想像不到的。他正忙著收集證據想反過來告王立軍，自己卻也被雙規了——王立軍多次向中紀委和遼寧省紀委告發，王子湘有高息非法融資、干涉法院死刑判決、非法走私汽車等15個問題。
鐵嶺市紀委組成調查組，調查了王立軍所指證的所有罪名，最後一一證偽，擬好證明王子湘清白的公函後，需要讓王立軍簽字，王立軍拒絕簽字。王子湘因此又被調查了一段時間。
在衝突最尖銳的時候，王子湘經常做同一個噩夢，自己跟王立軍終於發生了槍戰，但是子彈一直噼里啪啦往自己的腳後跟掉，怎麼也打不出去，著急得不行。「這個體制怎麼讓這麼一個野蠻人躥到這個位置」，王子湘有說不出的焦慮：「這個地方的政治文明，已經被王立軍弄得如同回到原始森林了。」
【沉浮錄四】逢凶化吉
1、「都是假的」
這是一個信號。
1997年，以王立軍為原型的電視劇《鐵血警魂》籌劃開拍，導演巴特爾率領整個劇組來到鐵嶺，卻突然接到省公安廳的—紙通知：「建議不要拍攝此劇。「如果一定要拍，也希望不要在遼寧拍攝。」
還在市警局刑事偵查大隊副隊長任上的計連科早早就感覺到，1997年之後，王立軍心神不寧。他不太關心辦案抓人進行得如何，每天行蹤不定。唯—忙活的，還是媒體和宣傳。來自省里甚至是北京的記者與作家越來越多，王立軍對這些入似乎越發重視，出去接個記者，一路上王立軍要來電話關心幾次。每天囑咐管檔案的科員，只要是登了他報導的報紙雜誌，都要入他的檔案。
從1994年調任鐵嶺市警局副局長，王立軍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待了3年，按照此前的升職速度，他似乎準備被提升當警局長了。然而，王立軍接任的形勢越發不明朗：9.19掃黑結束，支持掃黑的市委書記已經升遷離開了鐵嶺，警局局長陳泰寶變成了黨委書記，填補局長空缺的，是突然從遼陽調來的王振興。
最讓王立軍意外的是，王海洲突然在1995年，從鐵嶺市交警支隊長升成了副局長，而且同年12月又被任命為警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位置相當於二把手。
這證明了此前的猜測：許多領導對他有所顧慮了。王海洲這個王立軍曾以為已經在彎道超車甩在身後的「乾爹」，突然成了他當局長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只不過，現在的王海洲，提到王立軍，常常掛在嘴邊的詞已經是「白眼狼」。
這是一次讓王立軍非常挫敗的調整，他既失去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直屬領導的支持，又要面臨對自己知根知底的王海洲。另外，新任命局長的這一結果意味著，他起碼得等到這個局長的任期結束才有機會升遷。
對於這個新領導，王立軍並沒有把握。他刻意缺席王振興上任後開的許多會議，似乎在以這種方式向整個局裡表明，他依然是舉足輕重的。
王子湘很高興這次的人事變動。他和其他幾個深受王立軍跨區罰款困擾的局長向王振興反應問題，王振興當即明確「鐵嶺警局不去各地區掃黃罰款，如有特殊情況跟各地警局打招呼」並直接把這個結論，寫進工作紀要里。
不過這種高興也是有限的，王振興局長在一些層面上確實不是很喜歡王立軍。開會講話，王立軍的發言總充斥著新名詞、新概念。有次王立軍在會上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裝有文化的軍隊是危險的軍隊。」會議結束，局長和旁人打趣：「就屬王立軍最沒文化。」但同時，王振興卻似乎非常欣賞王立軍很彪的那一面。有下面的人反應王立軍太粗暴，王振興局長則回答：有時候太想做好事，容易顯得粗暴。但精神是好的。
王振興曾評價王立軍是鐵嶺警局里的「實幹派」，他需要這樣一個副手幫他在這個新環境裡開展工作。雖然，私下裡，王振興試圖向計連科等下屬的口中探聽王立軍一些出格的行為。
當時整個市局的氣氛，非常暖昧不清。自從王海洲提到市警局副書記開始，關於王海洲會接任警局局長的傳聞—直在流傳。
而王海洲看上去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退讓。有人到警局送一塊寫著「王青天」的匾，王海洲以為是送給他的，直接要跑出去迎接，剛好和—樣跑來迎接的王立軍撞個正著。兩個人就在局裡直接吵起來了。
1996年，遼寧省評選「十大傑出執法者」，王立軍一度已經確定當選，卻突然被暫緩授予榮譽。根據王立軍後來接受過的採訪，他得知的原因是：王海洲曾以鐵嶺警局黨組副書記的身份表態「黨組不同意」。當時，開始有檢查組來鐵嶺對王立軍進行調查，王立軍認定：還是王海洲的作用。
王海洲確實有自己的關係網，他們在鐵法時曾幫助王立軍整理材料樹立他這個典型，如今這套幫助王立軍飛升的宣傳機制似乎開始對抗他了。據計連科回憶「後來本地都不報王立軍了，鐵嶺市里也有類似精神，宣傳部領導都說對王立軍報導得慎重，淨是假的」。
除此之外，主管財務的王海洲開始卡王立軍手下刑警與巡警的撥款。每年應該撥給經費300餘萬元。王海洲每年只給30萬元的辦案經費，還要扣除一些費用。王立軍應酬多，因而開銷相對比較大，對此，王海洲也拒絕給予報銷。據說1996年時，全國統一「嚴打」。鐵嶺市召開各縣區、警局領導會議，有百餘人參加，由警局安排午餐。王海洲說：「只要是王立軍主持會議，那吃飯便是王立軍個人的事兒，花錢由他個人負責，局裡不管。」
省市領導對他的懷疑，局裡不給錢，跨區罰款被限制，甚至連對他的報導也非常謹慎。王立軍格外焦慮。
在王子湘看來，這是他們認可的這個體制正在進行的自我糾錯。「畢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而王立軍能做的，是大批大批地搬外地的記者來。外地的記者不明就裡，看著此前連中央級公安媒體都刊登的對王立軍的頌歌，自然樂於添上一筆。然而，越是情況不利，請的外地記者越多，招待的費用越多，這也讓王立軍一度經濟比較困窘。但外地媒體對王立軍的報導，也吹得越來越玄乎。在這些報導里王立軍擅長騎馬射箭，琴棋書畫，能臨摹《清明上河圖》，上過專業警校，參加過內蒙古少年拳擊隊。
壓力之下的王立軍開始失態了。一次跟鐵嶺副市長吃飯，王立軍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蘸醬菜的醬碟，連同勺子帶著大醬放進王海洲的襯衫口袋裡。王海洲卻沒有像王立軍期望的那樣發怒，而是在眾目睽睽下和市長笑著說：「你看，立軍跟我開這種玩笑呢。」王海洲後來和GQ記者回憶，他當時非常生氣，但是他知道自己掌握住局勢了，必須有風度。
王立軍請來的外地媒體裡，曾刊登了這樣的報導：「1995年以來，由於王海洲炮製匿名信、誣告信，讓王立軍遭受了4次被調查的『待遇』，有兩次竟被有關部門立案偵查」。「每次，當紀委和辦案單位宣布王立軍『無問題』的結論時，王立軍都是站在窗前，滿眼噙淚，仰天長嘆」。
外地媒體的報導，應該有誇大的成分，卻也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了王立軍當時的心聲。而據一知情者說，那段難熬的日子讓王立軍越發明確：讓自己最安全的辦法，只有趕緊升遷。
2、「必須保護英雄」
有一天，新來的市委書記突然叫住計連科，問他「如果把王立軍交流走，鐵嶺治安會亂嗎?」
這樣一個問題，讓計連科嚇一跳。「地球離了誰都轉。」計連科當時這麼同答。這個問題要害的地方在於：王立軍這個「警界英模」是資產還是負擔，對於市委書記來說，竟然已經成了—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樹典型，一直是打造政績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在當時的考核體系下，英雄典範對任何一級政府，任何一個部門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源。
從宣傳上，每級公安部門都而臨著公安宣傳業務績效考核，在省、市、國家不同級別的報紙上發表先進事跡都會有相應的記分。如果投稿被《人民日報》這種級別的媒體選取，或者累積的分數格外高。自從出了一個英模王立軍，上報變得容易，一周總會有那麼幾篇關於他的報導，鐵嶺警局從此不愁這方面的問題。
雖然對體制來說，這是多麼便利的—條路徑，但是王立軍帶來的麻煩和問題，在領導心目中，顯然已經可以和它們帶來的好處抗衡了。
這應該是王立軍最脆弱的時刻，而對楊鋒和霍玉奎，這則是一個「幫助體制糾正錯誤的絕佳時期」。
自從被免職後，楊鋒經常去找已經被平反的霍玉奎。然而，在楊鋒看來，霍玉奎是個過於有君子風度的人，他執拗地相信，對王立軍的問題，領導合適的時候自然會察覺並作出糾正。楊鋒最終還是說服了他：領導們要先看到問題才能糾正。於是由楊鋒收集、整理，兩個人共同以實名向上級領導申報。
他們寄希望，來自他們這兩個前鐵嶺市警局警察的申訴，能幫體制下個決心，後來他們才知道，上告的不僅是他們，還有開原的王子湘。
出乎意料地，他們很快就發現，在體制內的申訴似乎都被攔截了下來。往中紀委打電話，以實名告王立軍，保證對於所說的話簽字負責，中紀委很重視，但還是依然是沒有人來。而王子湘那邊得到的答覆，永遠是相關部門說在查。
有兩個可能：體制還在猶豫，還有一個可能是，「王立軍找關係攔下了舉報」。
在此之前，王立軍雖然有誇大宣傳、貪功、霸道、造假等問題，但總不算做些「性質惡劣的事情」。不過，在那個當下，根據楊鋒的調查，自保的本能，卻是讓王立軍更加迅速地學習—些更為「不堪」的方法。
計連科觀察到，那個時刻的王立軍開始在研究戴笠。「他買了—套戴笠文集，就放在辦公室里，翻來覆去地看，很多地方還做了標註。」
計連科還發現，王立軍似乎從《戴笠傳》獲得的啟示，偷偷派了6個警察一台車，安排在市委書記家門口，24小時倒班天天在門口蹲著給王立軍匯報。盯了半年多。名義是保護市領導，但來車記車號，來人認識的就記人名。「最後不知道挖到了什麼。」
最讓計連科覺得毛骨悚然地是，局裡有人說，王立軍偷偷給領導們都掛了線，據說由此早已經掌握了好幾個領導的秘密。
這些匪夷所思的傳聞，局裡沒有任何人能去證偽。但計連科感覺，王立軍在壓力之下，確實又變了。
事實上，當時的領導曾公開講，一級英模的犧牲率96%，二級英模的犧牲率是85%，當時作為二級英模，王立軍是「倖存的珍稀物種，需要保護」。
這樣的論調，後來某家中央級公安媒體做了更強烈的宣傳。在這篇《愛護典型就是愛護自己的事業》的文章中，旗幟鮮明地講道：「要防止惡意炒作、蓄意詆毀和敗壞先進典型形象」。「特別要注意保護英雄疾惡如仇、勇於同違法犯罪和不良風氣鬥爭的積極性，在他們因此受到打擊報復時，要旗幟鮮明地為其撐腰做主……」、「尊重自己的英雄，就是尊重自己的事業，實際上就是尊重自己；敗壞先進典型的形象，從根本上講就是敗壞公安事業。」
曾在某中央媒體當公安口的記者對GQ記者這麼分析：「此前那種評選機制留下一個問題，因為評選按照名義上的規則，是層層報批，等於這個英雄，是每級領導都做了擔保的，所以如果評選上之後，否定了這個英雄，等於否定了那麼多級政府的擔保，所以王立軍除非真有確切的大問題，輕易不會被否定的，特別不能以工作作風、工作方式這樣的理由否定。」
無論是體制的自我過度保護，抑或楊鋒、計連科懷疑的「另外的方法」，「英雄」王立軍最終被確定「必須保護起來」。
3、「最合適的機會」
屢屢的提告沒有進展，楊鋒和霍玉奎有些著急。與此同時，焦慮的還有王立軍——雖然看上去危機有在緩解，但如果不儘快解決，錯過了這一次提升的機會，又要等個四五年，而這四五年，自己可能將會遭受挑戰。
按照計連科的觀察，那段時間王立軍狀態不是很好。壓力極大的他，更加易怒。就在這個時候，省里一個領導來鐵嶺視察、休養，王立軍主動挑起了接待任務。王立軍把領導安排到了清河賓館，專門找了廚師和大夫讓領導療養。他—天跑一趟，一直沒間斷。直到撞上了三輪車夫張貴成。而這個撞車事件，成了他此前「人生最大的危機」。
1998年l0月14日，王立軍一早去修理站取車。按照楊鋒後來的調查，這台車是此前王立軍讓人扣下的奔馳，還沒上牌照，被他噴成了警車。到了修理站，心情不好的王立軍和修車師傅吵了起來，被頂撞了的王立軍帶著怒氣轉身開車就走。去清河賓館要路過開原市，那天下著小雨，他在一個十字路口，最終和一個下崗工人騎的三輪車連同車上婦女幼兒一同撞上了。
三輪車夫叫張貴成，車上的婦女叫任靜秀。
根據GQ記者收集到的張貴成的口供，當時的張貴成忍著疼站起來時，王立軍已經下了車，對著他高聲喊「你怎麼搶道呢？你快扶她倆上我的車，去醫院。快點兒，你也上車！」張貴成看到王立軍的車沒有脾照，要求等交警來了才走，話還沒說完，一拳已經打在他臉上。張貴成大聲問「你怎麼撞了人還打人呢?」又被打了兩拳，一顆門牙被打掉。張貴成忍無可忍，握緊拳頭準備自衛，忽然聽到圍觀的群眾有人喊「千萬別還手，他是王立軍」。
王立軍的說法，則強調當時不是他開的車，而且並沒有和三輪車夫有過激行為。
而按照趕到現場的開原交警大隊長史有根對現場的責任認定，王立軍應該負70%的責任。
這個判罰王立軍並不是很滿意，2000年春節期間，當史有根要和親友打麻將時被破門而入的鐵嶺刑警逮捕。最終並沒有確切的罪名，王立軍決定對史教養三年。王立軍當時不知道的是，隸屬開原警局的史有根，已經將王立軍在肇事現場的照片交給了王子湘。
王子湘—開始猜想不到，這個事情會成為他們扳倒王立軍的可能機會。他只是本能地選擇不讓關於王立軍的任何事輕易過去。王子湘主動找到張貴成，支持他告王立軍。
1999年3月，張貴成狀告王立軍正式立案。訴訟請求很簡單：要求被告承擔醫藥贊、誤工工資等4757.32元，並賠禮道歉。三輪車夫告當時被社會認定為英雄的王立軍，一下子成了大新聞，迅速擴散開了。
王子湘應該直到此時才意識到，這事確實踩到了王立軍的痛處：一個警局局長毆打社會底層人員的三輪車夫，看上去是個小事，並沒有挑戰英模評選對王立軍種種功績的認定，但是，卻可以瓦解一個英雄的形象。此前各級領導最終選擇對他的許多維護，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終究是「英模」，但假如民望一毀，上面的領導「也可能順勢放棄他」。
計連科觀察到，得知張貴成要告自己後，王立軍好久都睡不著覺。「當他看到媒體的反應，知道這個案子的利害關係」。
就在法院立案的第二天，兩個身份不明的人找到張貴成家裡，提出只要不告王立軍，可以給10萬元，還給他女兒安排好工作。但是張貴成沒有答應。遊說的兩個人遲遲不肯離開，張貴成向開原治安大隊報案，請求出警保護。
直到被帶到警局，才知道其中一人叫李飛，是受鐵嶺市警局刑警支隊稅偵大隊某幹警之託，來勸張貴成夫婦撤訴。
這樣的大動干戈，讓王子湘更確信，這次是最好的機會了。
根據曾在王立軍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那段時間王立軍的精神狀態非常糟，也因此經常性動怒和衝動。或許正因為這種狀態，在同一個月，另一樁案子也找上了王立軍。
1998年12月24日，刑滿釋放人員張鳳英，從遼源竄至鐵嶺市用假表騙錢。警察聞訊趕到，而王立軍如同以往前來做指揮和錄影工作。王立軍主動要求親自抓捕張鳳英，按照後來警局的材料，其他幹警知道的是，王立軍進門之後，張鳳英從樓上的窗台摔落，身受重傷，在第二天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根據王立軍的說法，張鳳英突然從屋內竄出，企圖逃跑，不想一腳踩空，頭朝下跌落到樓梯緩步台上。但有一些人確定，「張鳳英是被王立軍打死的」。刑警隊上下議論紛紛。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王海洲。王海洲在1999年3月指派了兩名律師，幫助張鳳英家屬狀告王立軍。同時家屬還寫信向中紀委上告。
王立軍這兩個案子同時被呈上了領導的案頭，一星期不到，上級領導明確表示，「王立軍暫緩提職」。楊鋒一度認為，總算是等到最合適的機會了。
4、最後的攻防
幾年後，楊鋒從親戚處得知，王立軍的妻子肖淑麗當時跟人說「王立軍當時覺得自己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上』」。站在後來的結局回想到這一段，楊鋒依舊唏噓：「如果王立軍輸了那場官司，或許反而幫了他。」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王立軍當時的處境確實比較艱難。官司之外，楊鋒和王海洲還在堅持舉報。楊鋒找到紀委的領導當面反映問題，拿著整理張貴成與張鳳英兩案的材料寫成的舉報信，逐條講述。接待的主任斬釘截鐵地告訴他，這麼嚴重的問題，組織一定會徹查清楚。
另一方面，張貴成開始將自己的案子，寫成信發往北京的各類中央媒體編輯部。這個「作戰思路」，是王子湘的。在王子湘看來，王立軍當年因為十大中央媒體評出的「全國十大傑出警察」這個名號，踏上狂飆突進的仕途，而如今王子湘他們希望可以讓中央媒體親自來鐵嶺，用公開的調查和報導終結王立軍的仕途。
張貴成的信確實引來了一批北京的記者來到鐵嶺，《中國青年報》等中央媒體對事件做了詳細報導。
而對記者的追問，王立軍強調：「我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我是爬過來的，不是走過來的。我對人民群眾有很深的感情，我絕不會對一個騎『倒騎驢』的人動手，這種事我永遠不會發生。」當時參與採訪的某中央媒體記者說。
王立軍有一段時間精神狀態確實不太好，他甚至幾次找到計連科，一開口就讓計連科嚇得說不出話來。「共產黨對我們不公，實在不行咱們專案組的人集體退黨。」他甚至跟計連科說「我在美國考察時，有一天晚上美國聯邦調查局給我打電話，中國共產黨對你不公，你有這麼大的功，應該重視你。如果中國不重視你，歡迎你到美國。」回憶起這個片段，計連科說，「這不就是吹大牛嘛。」「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幻覺了。」
那一個月里，王立軍寡言少語，沉默了一個月後，王立軍開始也召集記者了。他反覆說的話是：因為掃黑立功，動到了一些利益團伙的基礎，所以試圖用陰謀來整他。
有當事者記得那時的場景：每天一輛大巴士車，專門接這些記者出入，許多記者還拖家帶口，中間還安排了周邊的旅遊。
根據後來的記錄，王立軍在張貴成案訴訟期間，請來省內外各地大小報紙、電視台記者幾十人，為了招待，王立軍不得不動用鐵嶺市警局行政警衛和下屬各支隊資金50多萬元，用於這些記者往返的機票、住宿費宴請招待費、紀念品等支出。幾十名記者數日住在鐵嶺春園賓館、金度大廈等處。有警局人員負責接待。「好些從海南來的，還帶著老婆孩子，吃、住、旅遊，臨走還帶一大包土特產。」計連科也記得當年的情形。
計連科還提到一個事：在記者採訪期間，王立軍拿出威脅自己妻女的匿名電話錄音，後來局裡的同事有人聽到那段錄音，「明顯是王立軍的司機的聲音」。不過計連科並沒能就此再提供更多的證據。GQ收集到的當時的報紙，報導過這個細節，王立軍拿著這個錄音對記者說：「他們威脅我，要殺我媳婦兒，要扒她的皮。」「但我毫不懼怕，我掃黑是為了人民。」
與此同時，省紀檢委的調查還在繼續。他們一個個約談局裡的同事，計連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對象。「整個警局那幾天異常安靜，大家都感覺，即將迎來一場巨變。」
然而，也就在那幾天，一個農村婦女到鐵嶺警局刑警隊找王立軍。當時值班的計連科並不知道這個女人就是任靜秀——那天坐在張貴成三輪車上的乘客。據後來楊鋒的調查材料，當時任靜秀從其他人口中聽說王子湘找到張貴成，據說張貴成可以撈一筆，她因此也來找王立軍。
這個女人進了王立軍辦公室。不一會兒.王立軍和女人一起出來了。
根據楊鋒的調查，任靜秀從那天起就住在王立軍安排的一個房子。同時，王立軍提交的情況匯報中寫的是，司機任樹輝開車，王立軍和刑警支隊警察劉勇、張久香在車上研究工作。肇事和打人都是司機任樹輝所為。
據楊鋒的調查，王立軍在二審前托人找到了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的副院長焦玫瑰（2年後的慕馬大案中，焦玫瑰夫妻雙雙被查處，開除了黨籍、軍籍）。
即將開庭了，《中國青年報》的林崗等中央媒體記者，再次回到鐵嶺跟蹤報導。此時的王立軍和林崗反覆強調是：「我是被陷害的，有人在背後整我，法律會給我—個清白。」
但根據林崗的表述，當天他剛到達鐵嶺市警局，就看到幾名中年婦女一直坐在大廳里無所事事。這些婦女見到林崗進門找王立軍，突然立刻誇張地開始哭天喊地，跑到王立軍的辦公室門前磕頭，大喊「感謝王青天為我們做主！」林崗因此對王立軍的說法保留了意見。
當天，鐵嶺市警局還發放了筆桿子加班加點寫出的名為《黑幕》的材料，裡面詳細講述了王立軍版本的三輪車夫案的來龍去脈。「很多人回去後紛紛據此改寫成稿子，在各自的報紙上發表。但我根據採訪到的另外幾方的說法，不太認可這套說法，因此並沒有採用。」林崗說。
5、宣判
開庭的前一天，楊鋒被拘捕了。同時被帶去接受調查的還有他20多位親屬朋友，其中包括他在警局做警察的弟弟、在鐵嶺縣做機關黨委書記的妻子，甚至是經營飯館的外甥女等等。
他們統統被送到一間賓館裡，由武警站崗看守，每天都有專人過來審問，家人在隔壁也不能相見，「不交代出問題不許回家」。與此同時，專案組通知，鼓勵派出所幹警揭發所長楊鋒的問題，「聽說一旦提出來，馬上提拔副所長。」楊鋒說。
直到進一步的審訊，楊鋒才知道，他們盼來的805專案組其實並不是查王立軍的。專案組成立的原因在於追究楊鋒和王海洲的「誣告問題」。根據楊鋒的說法，直到那一刻，楊鋒才知道，他「誣告」的對象「並不只是王立軍」。他和王海洲舉報王立軍的材料，本來只有「之一，之二，之三」，全部是關於王立軍的，而送上紀檢單位後，竟然鬼使神差地多了「之四」，「之五」。這多出來的部分，居然是他們完全不知實情的市委書記與一名女領導搞不正當男女關係。
楊鋒至今認為，這是王立軍使的壞。他知道，王海洲估計也要被抓了。但是楊鋒至今也沒能就這個細節拿出證據。
9月30日，專案組拘捕了王海洲，同時啟動的，是全市幹警揭發王海洲「問題」的動員。市警局還專門成立調查組，調查王海洲的人員往來，家庭財產總收入，包括王海洲子女結婚收到的親朋禮金。
楊鋒和王海洲無法到庭，但他們依然以為，官司的贏面很大。
林崗出席了那次審判。根據《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張貴成方提供了64份證據，數張現場照片和3名證人，證明就是王立軍一個人開車撞人又打人。作證言的人中，有工人、農民14人，公安幹警15人和幹部6人，其中24人是現場目擊者。3名證人中有兩人當庭認出在開原市警局在肇事現場拍攝的照片中穿藍西服、戴墨鏡的就是開車和打人的人，並指認就是在被告席上就座的王立軍。
而王立軍的律師反覆強調，原告的證人無人能證明其當時在現場，因而全部是假證或偽證。案件的有效證人，變成了任靜秀一個。然後最核心的證人任靜秀出庭作證：王立軍沒有打人。
在最後陳述中，王立軍的最後發言長達17分鐘，他感謝法庭給了他一個申辯的機會，他用大部分時間講述自己努力工作，多次負傷，屢立功勳，因而得罪了某些地方領導幹部並受到「政治報復」。他的發言迎來了一陣掌聲。
法院最終在判決書中表示：原告的人力三輪車與被告乘坐的轎車相撞屬於交通事故與本案無關。原告主張被告毆打原告一節，因其證人是否在肇事現場不能互相印證，且證據均是在肇事後5個月之後才出證，其證據效力不夠充分，不予認定。
當庭宣布：王立軍無罪。
1999年9月29日，新城子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駁回原告張貴成的訴訟要求，再次確定，王立軍無罪。
2000年1月25日，《瀋陽晚報》報導了王海洲、楊鋒的檢舉，他們的行為被定性「誣告王立軍政治事件」：「調查事實證明，王立軍無愧於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稱號。『舉報』王立軍事件，是—起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對王立軍的政治陷害行為，這些人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黨紀、政紀的嚴肅處理。」
2000年3月29日，張貴成的二審上訴再次失敗，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00年7月24日，遼寧省鐵嶺市原司法局長王海洲涉嫌偽造公文、誣告陷害一案在鐵嶺市中級法院開庭公開審理。
然後，跨過了幹部投票環節，王立軍最終被直接宣布當選鐵嶺市警局局長。計連科回憶，當時「我們整個班子都傻了」。
後記：
王立軍在打贏官司後稱，「我雖贏猶輸。」媒體記錄了他當時發出的感慨：「再高的榮譽，再多的輝煌，都沒有任何保護功能。」「真實的事情才是靠山。」如今這句話更像是句讖語，在12年後的重慶應驗。
2001年1月23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鐵嶺市對王海洲誣告陷害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三年。在羈押期間，王海洲身體健康受損，加之心理傷害，尿毒症加重。
王海洲至今也不願面對媒體，拒絕—切採訪的要求。GQ記者是委託他的私人朋友，才得以拜訪他。他還記得2000年7月24日，自己被審判的那天，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里有80餘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和旁聽者，整個法庭擠得水泄不通，那幾天家人不管是看電視，聽廣播，還是看報紙，鋪天蓋地都是王海洲誣陷英模王立軍的新聞，其中不乏他最信任的央視《今日說法》欄目。「撒貝寧在電視裡說我，王海洲這樣污衊英模的行為，必須得到懲罰！」
2003年，王海洲腎病發作，生命一度瀕危。但家境已經窘迫，一時無法承擔巨額的醫療費。「卻突然被系統里的領導下令，無論花多少錢一定要搶救」，「我醒來後感動到痛哭流涕，既是證明黨還是肯定我，也讓我想，是不是王立軍還有被懲罰的—天」，「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作為王立軍的活口供而被救活的。」
官司打輸之後，王子湘躲避到黑龍江、雲南等地長期居住，直到王立軍離開鐵嶺才回來。王子湘提到，在哈爾濱住院治療糖尿病期間，曾經有王立軍的手下便衣到醫院找他，被王子湘的醫院的朋友發現，才沒有引發進—步的事端。
他說，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處於高度精神緊張的狀態。
在1999年至2001年間，全國近百家報刊、雜誌相繼以王立軍找人撰寫的《黑幕》為版本，登載眾多正面宣傳王立軍的文章，並不惜—切抹黑王子湘。
從2001年至2004年9月，王子湘分別在北京、長春、哈爾濱的法院，打贏了與《人民公安》、《北方公安報》、《關東周報》、《哈爾濱日報》、《羊城晚報》、《長春商報》的官司。
在完成馬拉松一般的名譽權官司後，王子湘回到鐵嶺，開始了自己對王立軍的調查，最終整理了材料《絕不能讓政治騙子暢通無阻——撕開「英雄」局長王立軍的畫皮》，向中紀委實名舉報。
楊鋒在羈押了253天之後，被無罪釋放了出來，期間從清河看守所、鐵嶺招待所等更換了若干的地方。因為這樁案子，他的妻子、外甥女也被審查關押了兩個多月。楊鋒在平反之後，他要求單位給予國家賠償，上面的解釋是，判刑的可以賠償，他這種軟禁式的羈押，沒有賠償理由，在法律上找不到說法，甚至領導對他說：「關在裡面，只是沒有自由，起碼你吃得還挺好嘛！」
性格倔強的楊鋒咽不下這口氣，他重新找到了王海洲。他認為之前的失敗，都是因為太過於簡單相信組織的力最，低估了王立軍的手腕和能力，出於一名老刑警的職業習慣，他認為，只有完整弄到讓王立軍沒法辯駁的材料，才能把他逮住。
在警局一群反對王立軍的幹部與警察的暗中支持下，他開車奔赴阿爾山，從王立軍的出生地，開始他的調查：任靜秀戶口遷移的軌跡、王立軍虛假的蒙古族身份，岳丈在葫蘆島的別墅、當年查扣車輛的數量……楊鋒收集的材料整整有上千頁。
計連科一直等待著組織上來調查王立軍的事，那樣他就有機會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講出來。等了十幾年，終於還是沒能等來。
王立軍後來一直刻意刁難計連科。「我也想開了，能平平淡淡的退休就挺好了。」退休兩年的計連科依然高大健壯，每天早晨5點就已經起床，每天在送孫子上學前快步爬上鐵嶺市內的龍首山。
計連科的親友一度曾經不理解他為什麼沒有跟緊王立軍，錯過了提拔的機會。直到王立軍在重慶出事，親友突然很嚴肅地叫住他，向他道歉，「你的選擇是對的。」
霍玉奎已經很久不提9.19這件事了，他在努力漸漸淡化王立軍對自己生活的影響，王立軍去美領館的事，是楊鋒在網上看見告訴他的，起初霍玉奎還不相信。在他印象里，王立軍「太有逢凶化吉的能力了」。
而當—切塵埃落定，霍玉奎不像別人那樣興奮地做什麼評價，對於紛擾的新聞，他只是淡淡地對GQ記者說：「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這些原因。」
他頓了口氣：「其實那人也挺可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