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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親筆自傳《獨自上場》選摘

北京1月28日電(陳苑)李娜澳網奪冠令中國人沸騰,不少網友們期待李娜能亮相央視春晚。一向孝順的李娜表示「不可能」,因為她要陪家人過年。早在2012年出版的李娜中文版自傳《獨自上場》一書中,李娜就向讀者首次講述了自己30年的人生故事,提及與家人之間的親情,袒露父親的去世是她心底最深的痛。

回應:堅決不上春晚會在家陪家人

2011年,李娜首次打入澳網決賽,網友們便呼籲讓她上春晚,而李娜當時曾委婉拒絕。今年網友們呼聲更高,甚至給春晚導演馮小剛留言:「馮導,李娜大熱,不上春晚說不過去啊!」面對眾多網友的期待,李娜在近日的採訪中回應堅決不上春晚,她給出的答案很霸氣:「我(會把手機)關機。我不會上春晚,難得有時間陪家人,我會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請。」

《獨自上場》於2012年出版後在海內外熱銷,今年李娜首獲澳網女單冠軍,國內再掀娜式熱潮,該書在各大電商平台上銷售飆升幾近斷貨。《獨自上場》是李娜的親筆自傳,講述了她30年的人生故事:與眾不同的成才之路、跌宕起伏的賽場傳奇、不離不棄的愛情誓言、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還有李娜站在巔峰之上的人生感悟。

自傳《獨自上場》章節選摘:

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 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記憶里最溫暖的那縷陽光、最清涼的那份慰藉。多少年來,父愛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傷痕。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賽。沒人告訴我爸爸病危,沒人告訴我他去世的消息—關於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邊所有人都對我保密,因為他怕「影響李娜打球」。

凌晨,從深圳至武漢的火車到達漢口,停車的聲音像一聲長長的嘆息。媽媽沒來接我,來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親弟弟)。叔叔讓我先吃早飯再跟他回爺爺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麼自然。

走到爺爺家樓下的時候,我看到了寫著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我14歲。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上到六樓的,只記得一上樓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裡,肚子很大,裡面全是沉積的腹水,臉色慘白。爸爸生前是很帥氣的一個人。

爸爸的遺像掛在客廳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裡看著我,目光里滿是憐愛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邊的黑紗卻沉沉地垂著,觸目驚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經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遺體我不敢伸手去觸碰,因為怕觸碰冰冷的遺體就必須要承認爸爸的離去。事實上,後面的幾年我一直在欺騙自己說爸爸只是出差沒有回家而並非離去。

媽媽什麼也說不出來,一直在哭。以往家裡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現在他離開了,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我覺得自己當頭挨了一棒。只覺得沉重,並不覺得疼痛,也哭不出來。麻木了很久,直到從小和我最親的舅舅過來安慰我,我才哭出來。而眼淚一旦流出來,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為,人是一點一點長大、一點一點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間長大的。

我想,以後我就要負責養家了。爸爸是最早將我帶上體育這條路的人—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是湖北省省隊的羽毛球運動員。多年後他還偶爾會說起當年他在省隊打球的日子,每次說起都神采飛揚,仿佛又變成了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他們那個年代的人歷經大時代的坎坷,能爭取到打球的機會,特別不易。不過後來出於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國冠軍的夢想沒有實現,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們家也算個體育世家吧,我爺爺以前是寶善街小學的體育老師,爸爸曾經是羽毛球運動員,好幾代人都與體育結緣。我爸是家裡的老大,他不但人長得帥氣挺拔,還聰明通透,是大家公認的「開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當頂樑柱。爸爸身為長子,也義不容辭地挑起了重擔。我家的條件即使在受薪階級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從不拒絕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個樂於助人的人。

爸爸在長江金屬製品廠做銷售,跑銷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們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裡的氣氛就非常歡快、溫馨。爸爸能說會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話,我什麼時候要他講故事,他轉轉眼睛就講出一個,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辯,過日子也精細講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細膩,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條魚或是燉鍋肉,這樣媽媽下班回家炒個素菜就可以開飯了,夠我們母女倆吃個兩三天的。家裡的電器、媽媽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從外地買回來的,樣子俏又不貴。雖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過得暖洋洋的。在那時,我的家充滿了歡笑和溫馨。

難得有留給自己的空閒時間,爸爸總是想去打球。我很小的時候,有點嬰兒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長,就帶我去跑步鍛鍊,教我打羽毛球,中間休息的時候,爸爸和聲細語地講他從前在省隊打球的日子給我聽。他對羽毛球有著異乎尋常的專注和熱愛—一個城市平民

家庭的孩子,千辛萬苦地拼到省隊門檻前,背後的付出可想而知。當時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的時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條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顧,便服從組織分配去了漢陽—早下放,早抽調回家,早工作,早點賺錢養家,他就是這麼考慮的。

從漢陽抽調回來以後,爸爸先是去了二輕局工作,接著又被調到長江金屬製品廠做銷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測,爸爸對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對自己少年時代壯志難酬的補償。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爸爸對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計成本的。4歲那年,爸爸請南京的朋友幫忙,買了一台鋼琴回家—起因是親友稱讚我手指修長,適合彈琴。

我忘了這是誰的發現,但爸爸很高興,沒幾天,家裡就多了一台鋼琴。我心情好的時候就上去彈兩下,心情不好時就丟開不管。小孩玩心重,經常一首曲子沒彈完就熘出去和院子裡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媽媽時不時催促我去練練琴。爸爸對此倒沒有什麼意見,他從不勉強我去做什麼。「喜歡就好」,他說。

媽媽時不時催促我去練練琴。爸爸對此倒沒有什麼意見,他從不勉強我去做什麼。「喜歡就好」,他說。

後來我開始打羽毛球,鋼琴就沒有再練,爸爸又默默把琴賣掉了—當初也是他一聲不吭把琴弄回來的。他默默為我做了許多事,在爸爸那裡,任何與我有關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關於羽毛球的夢想從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過。

4歲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雙職工照顧孩子不方便,

許多家庭都把孩子寄養在老人家裡。4歲後,我回到了江漢區的家,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小時候的我有點胖。爸爸說,鍛鍊鍛鍊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於是我從4歲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著爸爸出門跑步。現在想來,可能那個時候,爸爸的腦海中已經在孕育一個關於羽毛球國手的夢想了。我最怕冬天。武漢沒有暖氣,一到冬天,連被窩都是冰冷潮濕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來又是一身雞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決心。夏天也難受,武漢早晚溫差極小,這座歷來有「火爐」之稱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熱烘烘的。我迷迷煳煳地跟著爸爸跑過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賣豆皮,賣歡喜坨,還有燒賣……燒賣籠一打開,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燒賣老爹的臉都蓋住了。我也很像一隻燒賣,滿頭滿臉的汗,紅彤彤的頭臉上冒著熱氣。秋天跑步,梧桐樹會掉毛毛,我就頂著一頭梧桐毛毛回家,我媽大叫一聲,把我拉出門去拍。梧桐樹的毛毛掉進衣領里特別癢,嚴重時還會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邊的草葉上全是濕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霧氣。跑著跑著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媽媽已經準備好早餐等我們了,一杯牛奶,一塊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著爸爸去上幼兒園了。

接送我上幼兒園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車前梁就是我的寶座。

5歲那年,我已經長到了將近一米二高,寶座也從自行車前梁換到了後架。羽毛球業餘體校去爺爺工作的小學招球員,爺爺說,我孫女個子高,讓她也試試吧。爸爸就帶我去面試了,教練看了看,覺得條件不錯,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的運動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記憶中有些模煳,印象中我從來沒有上過場,每天都在場下自己擺動作,教練把一顆球吊在那兒,我自己反覆練習揮拍。

想來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為小,也並沒有當回事,我是個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練讓我揮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練揮拍。

大隊員們可沒這麼老實—羽毛球隊裡有大隊員也有小隊員,大隊員可以上場打比賽,小隊員在場下練動作。體校的小孩比普通學校的孩子要淘氣些,經常換著花樣地捉弄小師妹們。好在和我同批入隊的小隊員大概有十幾個,我在裡面成績並不突出,從哪方面看都不顯眼,也不太會招惹到老隊員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隊像是可有可無的邊緣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發力,而我的習慣是手臂發力,手腕的動作有點「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對自己是不是受重視也並不在意。教練有時會看著我說:「唉,你這個手腕啊……麼辦哩?」

我不在乎他說什麼,老實講,送我來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練愛問「麼辦哩」就讓他問去吧。

我在學校表現不錯,特別是數學課。可能是遺傳到了做出納的媽媽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數學課上總是輕鬆自如,還曾經被老師推薦去上過數學奧林匹克班。我喜歡數學,這是一門邏輯清楚、條理分明的課程。在數字的世界裡,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運轉規律,就像打網球一樣,只要你把擊球點稍微靠後一些,就能打出一個漂亮的直線球,一顆網球永遠不會在飛到網前時忽然決定要自己換個軌道,或是掉頭飛回來。數字和網球沒什麼區別,只要你掌握了它們的運行規律,操縱和使用它們就絕非難事,我在數學的世界裡得心應手,數學老師也視我為得意門生。

我不喜歡語文課,寫作文也好,總結中心思想也好,都乾巴巴的。在我眼裡,這是一門曖昧、糾結、模稜兩可的課,所有的作文結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華到「我的名字叫紅領巾」或者「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天啊」,我不喜歡這樣的授課方法,我不想撒謊,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謊。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鬧鬧,哪有那麼多「意義」?反正我是找不出來。每當我在綠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寫「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天啊」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像個騙子。

我的成績不均衡,長相也不起眼,除了數學老師對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沒有把我當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隊裡一樣,都是個可有可無的人。

如果小學二年級那年,業餘體校的網球教練沒有看到我,那麼今天的一切都不會發生。有時我想,如果我沒有轉向網球,那我今天會怎樣呢?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將會擁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那年夏天,網球教練夏溪瑤來我們隊裡選「種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練球的我。她認為我移動速度夠快,發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練溝通過之後,夏教練建議我停掉羽毛球的訓練,跟著她去打網球。我的羽毛球教練林書慧,就是說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練,也很同意這個建議。

我有點吃驚,練了兩年羽毛球了,我從沒想到忽然要改行。網球是個麼運動?我也沒聽到過。但我知道,被體校教練選中的隊員一定能進重點班,進了重點班才有機會加入專業隊,所以這應該是個好消息。

但從羽毛球專業改到網球,這是個很大的事情,夏教練讓我帶父母過來談談,同時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網球對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預測小隊員們未來的身高,最直觀的辦法就是看看爸媽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媽媽就站到了夏教練面前,我記得那次見面是在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上,夏教練和我爸媽談得挺高興。出乎我的意料,爸媽對於轉專業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態:「行!沒有問題。」

事後媽媽承認,她一直擔心我在羽毛球隊會被大孩子們欺負—當時羽毛球隊的管理不很嚴格,教練不在的時候,年齡大、入隊早的隊員會捉弄小孩子,那時我們都是小毛頭,大孩子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什麼,爸媽很擔心,因此很乾脆地將我轉到了網球隊。

教練對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滿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媽媽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較高的,而通過測骨齡得到的結果是:我將來可能會長到一米七二左右,這個結果也讓教練很滿意。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網球還是項人們很少聽到的運動。那時候,中國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隊員,電視裡播放的是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郎平、孫晉芳、周曉蘭這些名字是多麼響亮啊!桌球也是大受歡迎的運動,學校的水泥桌球台周圍永遠圍著一群人。白色的小球與球檯清脆的撞擊聲上課都聽得到。網球……誰曉得網球是麼事?我家人一開始管網球叫「毛球」,因為圓熘熘的球身上有許多黃綠色細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園的網球場找夏教練時,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場面可真是新鮮。

那時想找塊好一點兒的網球場地都很難,電視台也很少轉播網球賽事。即使是在武漢這樣一個大城市裡,了解網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練還問過我:「怕曬太陽嗎?」我馬上回答說不怕,心裡還納悶,想著太陽離我那麼遠,我為什麼要怕啊,現在想想可能教練是想問我怕不怕被曬黑吧。她說,不怕就行,場地在室外。

夏教練還問過我:「怕曬太陽嗎?」我馬上回答說不怕,心裡還納悶,想著太陽離我那麼遠,我為什麼要怕啊,現在想想可能教練是想問我怕不怕被曬黑吧。她說,不怕就行,場地在室外。

我就這樣離開了羽毛球隊,轉向了網球。在網球場上,我見到了我未來的隊友們,她們個個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黑黝黝的(現在這種膚色應該叫古銅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練說,你要進體校的球隊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敗我手下一個隊員。爸爸顯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網球隊的,所以我必須打敗一個「非洲小朋友」。

我開始了這項艱苦的嘗試。

我用力地揮舞球拍,儘可能地讓球落到對手始料未及的區域。但是沒有用,不管我多麼用力,多麼兇狠地發球,從網對面返回的球一定會更快、更兇猛。黃綠色的小球像一顆流星一樣迅疾地飛過來,我必須不停地跑動才能勉強接到球。

多年後我仍然會經常夢到兒時練球的場地,會想起當我最初踏上球場時那些從高處呼嘯而來的發球,有時它們會沖向一個你預料不到的地方,有時它們甚至會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須儘早揮拍,在它還來不及發威前截住它,改變它的軌道,讓它臣服於你,讓它明白在這個場地上,你才是說話算數的贏家。

只有當你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時,你才會超越自己。

我很感謝教練對我的嚴格訓練。跟比我大、比我入隊早的隊員練球雖然辛苦,卻極好地鍛鍊了我的心理素質,網球水平也進步很快。就這樣練了一兩個月後,夏教練就對爸爸說:「這孩子不錯,讓她進業餘體校吧,免得夜長夢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別的隊搶走。資質優秀的隊員有時會被其他球隊的教練「截流」,這也是常有的事。

爸媽自然沒什麼不願意的,教練看重我,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碼在自行車後架上,我迷迷煳煳地跟著他走進了業餘體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歲,是業餘體校最小的網球學員。

爸媽自然沒什麼不願意的,教練看重我,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碼在自行車後架上,我迷迷煳煳地跟著他走進了業餘體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歲,是業餘體校最小的網球學員。

我們的宿舍在一棟簡易樓的二層樓上,這座樓離網球場很近,出了房間就可以看到球場。十幾個小朋友住在一個大房間裡,大家睡的是簡易的雙層床,每個人專業都不一樣,除了網球班的,還有練擊劍和田徑的。我滿心歡喜地看著這個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這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媽媽把我安置好就離開了,我自己去球場上跟要好的隊友們會合,

興高采烈地描述我搬進新家的感受,這種快樂一直持續到睡覺前。當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來—怎麼,我是要自己睡了嗎?爸爸媽媽都到哪裡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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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以後要離開家獨自生活了。

體校管理非常嚴格,我每天放了學就得馬上回去訓練,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時間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離體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時間—那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訓練結束後,爸媽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點鐘之前我必須歸隊。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幾乎每個周六都來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掛念我。當時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訓練完爸爸騎著自行車來接我回家,那個時候我可以對爸爸撒嬌,說出訓練時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媽媽每天傍晚都會從家裡坐公共汽車(大概20分鐘左右)到體校來輔導我做家庭作業,風雨無阻。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強烈的時候。有時她來晚了,我就站在陽台上,牢牢望向大門口。媽媽不來,我就不下來。

媽媽每次來都帶點我愛吃的零食,我吃東西,她就站在旁邊幫我洗飯盒,收拾收拾床鋪。等我吃完,她輔導我做作業,幫我洗衣服,我們母女倆有一句沒一句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一直等到10點鐘我上床睡覺,我媽才會回家。

那些分離對我和媽媽來說都是不那麼輕鬆的,我記得自己在夜晚將近時是多麼失望,但我不能賴著媽媽不讓她走,我已經8歲了,我是大孩子了。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會讓她難受,而且什麼結果都改變不了。唯一體面的告別方式似乎就是閉起眼睛裝睡,等媽媽走了,再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偷偷低聲啜泣—絕對不能大聲哭,讓室友聽到很丟臉的。我媽很快就覺出了蹊蹺:怎麼往床上一倒就睡著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間後,站在窗戶旁邊看了幾分鐘,才看到我鑽出被子,面對牆壁,肩膀因為啜泣而輕輕抖動。很多年後,她告訴我說,當時她難過極了,很想帶我回家。但最後她也只能咬咬牙離開,想著周末要爸爸給我多做幾個好菜。

日子長了,我逐漸適應了體校的生活。同學們全比我大,對我這個小丫頭都很照顧,我的興趣開始轉移到了網球上,不再哭著入睡。這讓家裡人也比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聽到很多很新鮮的事情,儘管當時可能有的聽不懂,我還是覺得很快樂。就算我媽臨時有事不能來,我也不那麼難受了。

業餘體校的生活是艱辛而快樂的,每天早上6點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飯,然後7:30出發去上課,放學回來接著訓練。對我來說,最痛苦的就是冬天從暖和的被子裡爬出來出早操。我們要圍著四片網球場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們跑步的時候就偷懶,只順著網子跑,還以為教練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後,教練會去檢查腳印,被檢查到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當時真的單純得有點傻傻的,以為自己的小計謀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飯,我自己走到學校去上學。我記得從食堂走到學校要15分鐘,體校的同學沒有和我一個學校的,大家走著走著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著馬路往學校趕。馬路兩邊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認識梧桐樹,一到秋天它們就掉我一臉毛毛。

放學後要趕緊回體校訓練。體校的孩子們是沒有假期的,別人放假的時間就是我們訓練的時間。當時武漢市好像有個針對小學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課。但對我們來說,周四下午是個很重要的時段:那天我們要留在隊裡打循環賽。

剛開始訓練的兩年,我對網球熱情很高,每天放學後恨不得跑步回去訓練。90年代初打網球,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簡陋,那時我們訓練的網球場是露天的,沒有硬地球場,當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紅土地,我們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練習前隊員們要自己先下去做場地。

做場地也蠻好玩的:先用腳蹭出線的位置,然後再推著小車用石灰水畫線。武漢的夏天氣溫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畫線,腳底板都熱辣辣地燙。那時候的經濟實力還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裝備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個問題。那個年代可沒有為兒童特製的小號球拍,我們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頭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墜手。木頭拍把摩擦係數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會磨出水泡,要等水泡變大、漲破,最後結成繭子,打起來才不會覺得疼。

我對痛感一直很遲鈍,人家說我是那種「長頸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腳,周日才會反應過來,因此對手上的水泡,我並不放在心上,我比較擔心膝蓋。

開始打對抗的時候我們還是孩子,重心不穩,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們幾乎每天都把膝蓋磕得鮮血淋漓。運動員摔摔打打是常事,我們也不會把這當回事。業餘體校沒有隊醫,都是教練帶著我們去水龍頭底下把傷口上粘的沙子沖一下,胡亂抹點紅藥水、紫藥水就接著上場打球了。體校的小孩是不興動不動就哭天抹淚的。再說大家都有傷,別個都忍著,就你一個人哭,怎麼好意思哪?那時候我們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紅藥水,下次就會選擇紫藥水,顏色不一樣會感覺比較好玩。小時候真的單純得可愛。

要說疼,最疼的是摔到舊傷口,之前的傷疤會裂開,疼得很。經常是受傷的部位還沒有完全癒合就又摔到同樣的部位。我記得有一次膝蓋上面結的痂有一兩厘米厚,裂開後,可以看到裡面積了好多膿血和沒剔乾淨的沙粒,那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的結果。所以現在看到膝蓋上的疤痕,我還是會在心裡為當時自己的堅強而默默鼓掌。

我們當時訓練的時候在中山公園。因為是在開放的公園裡,導致每次訓練都會有很多人來圍觀,對,就是圍觀。可能大家覺得很稀奇吧—那麼多小朋友在場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很黑(現在學名是古銅色)。特別是當有小朋友摔跤的時候,有的人會心疼,但有的人卻是會捂著嘴大笑著看熱鬧。不過不管怎麼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還是很快樂的,有那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爾下班也會過來看,但大多數時間他們會刻意錯過那個時間段,因為看著實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臉色凝重,我倒是毫無感覺。小孩子完全沒有「好看」「難看」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後才發現自己的腿上傷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時,幾乎所有網球隊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別。為了打球方便,我們都把頭髮剃得短短的,穿著幾乎所有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們都穿過的類似式樣的運動服。

由於常年在室外打球,我們的臉上、身上都曬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錯認成男生。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現在想來,那段時間的開銷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個子長得飛快,運動服幾個月就穿不下了,這些都是要自己花錢買的,再加上學費、定期交食堂的飯費,爸媽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受薪階級的家庭,這筆支出對我家不是小數字,但每次要換裝備的時候,父母都表現得非常輕鬆,他們不願意我有這方面的心理負擔。寧可自己省吃儉用,也不會讓我覺得拮据。我的同學們家裡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條件好很多,但當時,我一點兒差距都感覺不到。

打了兩年網球,最初的新鮮勁兒漸漸過去,我開始在放學的路上磨蹭。從學校到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中間的商場門口有時會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裡看猴戲看到散場,再看商場掛的大鐘,訓練時間都快要結束了,趕緊往訓練場跑,趕在結束前揮兩拍。

我對網球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它從我的生活中驀然抽離時,我忽然感到空虛。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時躲在二樓的陽台外面,結果不小心掉下陽台,摔在一塊石頭上,軟組織挫傷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暫時停止訓練。

這個結果對我來說是正中下懷,終於不用頂著太陽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電視、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輕鬆愉快,還舒舒服服地睡了個懶覺。第二天起,空虛就占領了我的心,我六神無主地在家裡發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好。在家裡「養傷」三天後,我向爸爸求饒,讓他帶我去隊裡看看。隊裡的小朋友們見我回來都很開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說,讓他一個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隊裡訓練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麼和你媽交代?」最後我還是留在了隊裡,當天就恢復了訓練。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會帶我去打球,不過不是在訓練場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漢市青少年宮的網球場打。我們三個人帶著晾好的白開水和洗乾淨的水果趕到青少年宮。那裡打網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歲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練。陪練是要收錢的,一小時5塊錢,這在那個年代是蠻貴的價格了,但爸爸毫不猶豫地說:「打。」

最初跟陪練打,我是有點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打起來很辛苦,但打著打著就慢慢適應了,也摸出了一點兒門道。漸漸地還在青少年宮打出了一點兒小名氣,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動邀請我打球,還蠻風光的。可能是因為我的架勢挺專業,不像一個初學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歡啟蒙教練夏溪瑤,她性格溫和,總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別的教練那麼嚴肅,我小時候最喜歡她。考慮到我們都還是小學生,夏教練把訓練時間安排得比較靈活,作業多的時候,她會讓我們少訓練一會兒,留出足夠的時間把作業寫完,等到作業少的時候再把運動量加上去。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數學尤其出色,還曾經被老師帶去上過一段時間的奧林匹克班。數學考試的時候我習慣倒著做卷子—這也是優等生用來表示自信的一種方式,我信心滿滿地先做後面的大題,再做前面的填空選擇。

在數學課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相比之下,語文就差多了,我討厭語文課,我的語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數學差遠了。好在爸媽對我的教育一直比較寬鬆,每次考試卷子都要帶回家給家長簽字,爸媽看過就簽了,印象中,他們從來不曾對我說過「別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這種話。從這一點上說,我比很多同齡人都要幸運。

隨著我年齡漸長,訓練和學習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個奧數班那麼簡單了。

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試前,我在學校複習功課,整整一個月沒去訓練。老師和教練都對我意見很大。當時我在武漢單洞新村小學就讀,班主任黃老師對我期望很大,一直勸說我父母讓我專心升學,放棄網球。她說打網球如果打不出成績,以後很難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個學校。而夏教練的意見則相反,她認為我網球前景不錯,順利的話,會有「打出來」的一天。老師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練則希望我全心訓練。兩邊都是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媽被頂在磨盤中心左右為難。20世紀90年代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還占據了社會主流,大家對運動員有些成見,好像搞體育的就特別笨似的。我們自己心裡也沒什麼底氣—搞體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誰也不敢保證自己就一定能「打出來」。當時湖北省隊的余麗橋教練曾經是亞洲冠軍,那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可是厲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學一起坐公共汽車回家時問他:「余麗橋你認不認得?她是亞洲冠軍!」同學老實回答:「不認得。」這讓我很震驚:網球這麼不受關注!亞洲冠軍這麼厲害,可說出名字來,大家都不知道,這讓我非常有挫敗感。

許多同學都在那時陸陸續續放棄了網球,但爸爸最終還是為我選擇了繼續打球這條路。回家後他沒有提到老師在家長會上的抱怨,而是讓我繼續專心練球。儘管如此,我還是能感受到教練和老師之間的競爭和對彼此的不屑。

老實說,在後來的若干年中,我曾經多次懷疑自己是否該踏上網球這條路。但當時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孩子都在做自己並不感興趣的事,許多人不喜歡數學奧賽班,但他們的父母喜歡說「我的孩子在奧數班」,於是他們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慮「已知籠子裡共有雞和兔15隻,共有40條腿,那麼雞和兔各有幾隻」的問題。我對網球說不上多熱愛(有時簡直就是痛恨),但我還是堅持練下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堅持。我堅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我應該堅持下去。當我坐在教室里試圖為枯燥的課文分段,並總結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我偶爾會思念網球場上明媚的陽光,以及網球撞擊在拍子上的響聲。但當同學們盡情享受著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討論昨天晚上看的電視劇劇情時,我就只能木著臉走開—我沒有寒暑假,他們說的電視劇我都沒看過,我沒有時間看電視。

11歲那年,我和業餘體校的另外幾個隊友進了省隊的集訓隊,我們的指導教練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亞洲冠軍余麗橋。從11歲開始,她就是我的教練,一直帶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練告訴我們,進省隊的名額只有一個,想要從集訓隊進入專業隊,就要更加努力地訓練。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競爭」兩個字的含義。我們幾個人都住在一間宿舍裡面,每天一起吃飯,一起訓練,都是親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競爭」,心裡總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這些隊員里年齡最小,家裡經濟條件也很一般,雖然成績算是比較不錯的,但也沒有勝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時候,一個新的機會忽然出現在眼前—作為集訓隊的隊員,我有時可以代表湖北隊出去打一些錦標賽或者業餘賽,在某場比賽中火車頭隊的教練相中了我,並和我爸爸取得了聯繫,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車頭隊打球。

爸爸很猶豫,因為對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隊沒把握,但又不甘心讓我去火車頭隊—當時的湖北是網球強省,連續出了好幾個全國冠軍,火車頭隊雖然實力也很強勁,但比湖北隊還是略遜一籌。爸爸在反覆思索後,最終婉轉地謝絕了火車頭隊的教練。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為全國冠軍,湖北隊作為網球傳統強隊,無疑是培養冠軍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時都沒想過日後會有「大滿貫」這類比賽,我們的夢想止步於全國冠軍,能打到國內第一,已經覺得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現實的顧慮—湖北隊離我家的距離不過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車頭隊,想多見我幾面就很難了。

這些事情,我當時一無所知,直到爸爸走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時爸爸有多焦慮。

爸爸的病時好時壞,在他意識清醒的時候,他給我的教練余麗橋寫了一封信,語氣非常誠懇謙恭。大意是感謝教練對我的栽培和指導,自己身患重病,時日無多,只能把我的未來託付給教練了,希望教練多多幫助我,不要客氣,該批評就批評該教育就教育……這封信余教練留了很長時間,還叮囑隊裡的同事「萬一李娜家出了什麼事情,隨時准假」。這時候爸爸的身體已經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於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覺得胃疼,沒當回事,以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調理一下就會好。1992年,忽然高燒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 B超檢查,檢查結果是:先天性血管狹窄—一根位於肝臟心臟之間的血管因為太過狹窄而堵塞,血流不暢通引起了高燒。醫生說,這種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將血管切除,換成人造的塑料血管。當時醫學還不是很發達,人造血管也都是國產的,最多使用4年。我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談論他的病情。這根細細的人造血管像一個惡毒的詛咒,像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說的一樣,只工作了4年就開始萎縮了,血液無法通過,形成了肝腹水,嚴重時,爸爸連呼吸都無法進行。

這時我正在北京集訓,為之後在深圳的青少年賽作準備,爸爸反覆叮囑大家不要讓我分心,媽媽也不敢告訴我爸爸的真實病情。最後一次見爸爸是在火車站,當時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訓練,我和小隊員一起從北京坐火車去深圳時,火車經過武漢,爸爸讓我下車,我們父女倆在站台上見了一面,見面不到5分鐘。之前的三個月我一直沒見到爸爸,這次見面,看到爸爸拖著臃腫的身體艱難地邁著步伐時,我大吃一驚,爸爸怎麼憔悴成這樣,跟變了個人似的?不過爸爸一直跟我說不要擔心他,病況已經開始好轉了,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陪著我到現場看我比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美好的謊言,直到現在我還在自我欺騙地堅信會有實現的那一天。

如果那個時候我聰明一點不會沒有想到爸爸的病,不會見不到爸爸的最後一面,不會直到現在想起爸爸時還會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會跟媽媽通電話,媽媽說爸爸身體恢復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納悶,爸爸病了好幾年了,怎麼好起來這麼快?不過媽媽既然都這麼說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還叮囑媽媽讓她看好爸爸,大病初癒,不要走動太多。後來才知道,媽媽接電話的時候,爸爸正在手術室里搶救。

我家的經濟條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後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單位效益不好,雖然有醫保,大多數醫藥費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那段時間,媽媽最受煎熬,以前家裡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習慣了凡事由爸爸操辦,現在爸爸病得臥床不起,媽媽只能自己去親友家走動借錢。剛開始還能籌到一些,後來就只能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債主們也有他們的顧慮: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這錢什麼時候能還上呢?

媽媽憂慮得連哭都不會哭了,她自幼衣食無憂,從沒這樣四處求告過。爸爸有一段時間經常陷入昏迷中,媽媽一看到就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搶救,第一次搶救過來後,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爸爸的身體沒出現過突發狀況,第二次搶救後,他只有20天左右的時間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維持了10天……最後就完全意識模煳了。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一封一封地發,我們卻沒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點的醫院。最後一次住院的時候,爸爸說他不想去了。就在媽媽單位隔壁五醫院的分院打了一針胺基酸,然後在媽媽單位休息,媽媽一邊照顧爸爸一邊上晚班。那段時間爸爸試圖自殺過一次,他說想吃包子,支開了媽媽,媽媽提著包子和菜走到樓下時,隔壁的朱師傅把頭探出窗戶大喊:「小李!小李快上來!你家出事了!」媽媽進門就看到滿地的血,趕緊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醫院搶救。

此時的媽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人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話是對的,人到了這般田地,才會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最讓我和媽媽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棄,爸爸生病時,奶奶當著我的面說了一句:「死馬當做活馬醫吧。」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他們有五個兒子,漫不經心地養活著他們,即使一個不在了,後面也還有四個。可是我只有一個爸爸。

後來媽媽跟奶奶借錢付醫藥費,奶奶很直接地說:「我借不到。」轉天就帶著家人去買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歲,當時還在念大學,奶奶二話沒說就拿出錢來給叔叔交學費。

父親去世後,我和爺爺奶奶加起來見面不超過三次。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和苦衷,但是我沒辦法忘記,沒辦法原諒,起碼現在還不能。我不願意見他們,見到他們就會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離世的時候,連40歲都不到。

不久後,我就在湖北省隊註冊,成為湖北隊的正式隊員,朋友們都祝賀我,但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喜悅。進入省隊,成為全國冠軍,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結果,可他還沒來得及看到這一切,就早早地離去了。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余指導那裡看到了爸爸當年留給余指導的一封信。

萬箭穿心。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何其真實,又何其殘酷。

(本文參考:華西都市報、人民網讀書頻道、揚子晚報等)(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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