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月28日電(陳苑)李娜澳網奪冠令中國人沸騰，不少網友們期待李娜能亮相央視春晚。一向孝順的李娜表示「不可能」，因為她要陪家人過年。早在2012年出版的李娜中文版自傳《獨自上場》一書中，李娜就向讀者首次講述了自己30年的人生故事，提及與家人之間的親情，袒露父親的去世是她心底最深的痛。
回應：堅決不上春晚會在家陪家人
2011年，李娜首次打入澳網決賽，網友們便呼籲讓她上春晚，而李娜當時曾委婉拒絕。今年網友們呼聲更高，甚至給春晚導演馮小剛留言：「馮導，李娜大熱，不上春晚說不過去啊!」面對眾多網友的期待，李娜在近日的採訪中回應堅決不上春晚，她給出的答案很霸氣：「我(會把手機)關機。我不會上春晚，難得有時間陪家人，我會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請。」
《獨自上場》於2012年出版後在海內外熱銷，今年李娜首獲澳網女單冠軍，國內再掀娜式熱潮，該書在各大電商平台上銷售飆升幾近斷貨。《獨自上場》是李娜的親筆自傳，講述了她30年的人生故事：與眾不同的成才之路、跌宕起伏的賽場傳奇、不離不棄的愛情誓言、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還有李娜站在巔峰之上的人生感悟。
自傳《獨自上場》章節選摘：
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 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記憶里最溫暖的那縷陽光、最清涼的那份慰藉。多少年來，父愛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傷痕。
爸爸去世的時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賽。沒人告訴我爸爸病危，沒人告訴我他去世的消息—關於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邊所有人都對我保密，因為他怕「影響李娜打球」。
凌晨，從深圳至武漢的火車到達漢口，停車的聲音像一聲長長的嘆息。媽媽沒來接我，來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親弟弟)。叔叔讓我先吃早飯再跟他回爺爺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麼自然。
走到爺爺家樓下的時候，我看到了寫著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我14歲。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上到六樓的，只記得一上樓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裡，肚子很大，裡面全是沉積的腹水，臉色慘白。爸爸生前是很帥氣的一個人。
爸爸的遺像掛在客廳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裡看著我，目光里滿是憐愛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邊的黑紗卻沉沉地垂著，觸目驚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經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遺體我不敢伸手去觸碰，因為怕觸碰冰冷的遺體就必須要承認爸爸的離去。事實上，後面的幾年我一直在欺騙自己說爸爸只是出差沒有回家而並非離去。
媽媽什麼也說不出來，一直在哭。以往家裡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現在他離開了，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我覺得自己當頭挨了一棒。只覺得沉重，並不覺得疼痛，也哭不出來。麻木了很久，直到從小和我最親的舅舅過來安慰我，我才哭出來。而眼淚一旦流出來，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為，人是一點一點長大、一點一點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間長大的。
我想，以後我就要負責養家了。爸爸是最早將我帶上體育這條路的人—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是湖北省省隊的羽毛球運動員。多年後他還偶爾會說起當年他在省隊打球的日子，每次說起都神采飛揚，仿佛又變成了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他們那個年代的人歷經大時代的坎坷，能爭取到打球的機會，特別不易。不過後來出於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國冠軍的夢想沒有實現，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們家也算個體育世家吧，我爺爺以前是寶善街小學的體育老師，爸爸曾經是羽毛球運動員，好幾代人都與體育結緣。我爸是家裡的老大，他不但人長得帥氣挺拔，還聰明通透，是大家公認的「開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當頂樑柱。爸爸身為長子，也義不容辭地挑起了重擔。我家的條件即使在受薪階級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從不拒絕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個樂於助人的人。
爸爸在長江金屬製品廠做銷售，跑銷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們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裡的氣氛就非常歡快、溫馨。爸爸能說會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話，我什麼時候要他講故事，他轉轉眼睛就講出一個，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辯，過日子也精細講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細膩，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條魚或是燉鍋肉，這樣媽媽下班回家炒個素菜就可以開飯了，夠我們母女倆吃個兩三天的。家裡的電器、媽媽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從外地買回來的，樣子俏又不貴。雖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過得暖洋洋的。在那時，我的家充滿了歡笑和溫馨。
難得有留給自己的空閒時間，爸爸總是想去打球。我很小的時候，有點嬰兒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長，就帶我去跑步鍛鍊，教我打羽毛球，中間休息的時候，爸爸和聲細語地講他從前在省隊打球的日子給我聽。他對羽毛球有著異乎尋常的專注和熱愛—一個城市平民
家庭的孩子，千辛萬苦地拼到省隊門檻前，背後的付出可想而知。當時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的時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條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顧，便服從組織分配去了漢陽—早下放，早抽調回家，早工作，早點賺錢養家，他就是這麼考慮的。
從漢陽抽調回來以後，爸爸先是去了二輕局工作，接著又被調到長江金屬製品廠做銷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測，爸爸對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對自己少年時代壯志難酬的補償。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爸爸對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計成本的。4歲那年，爸爸請南京的朋友幫忙，買了一台鋼琴回家—起因是親友稱讚我手指修長，適合彈琴。
我忘了這是誰的發現，但爸爸很高興，沒幾天，家裡就多了一台鋼琴。我心情好的時候就上去彈兩下，心情不好時就丟開不管。小孩玩心重，經常一首曲子沒彈完就熘出去和院子裡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媽媽時不時催促我去練練琴。爸爸對此倒沒有什麼意見，他從不勉強我去做什麼。「喜歡就好」，他說。
媽媽時不時催促我去練練琴。爸爸對此倒沒有什麼意見，他從不勉強我去做什麼。「喜歡就好」，他說。
後來我開始打羽毛球，鋼琴就沒有再練，爸爸又默默把琴賣掉了—當初也是他一聲不吭把琴弄回來的。他默默為我做了許多事，在爸爸那裡，任何與我有關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關於羽毛球的夢想從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過。
4歲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雙職工照顧孩子不方便，
許多家庭都把孩子寄養在老人家裡。4歲後，我回到了江漢區的家，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小時候的我有點胖。爸爸說，鍛鍊鍛鍊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於是我從4歲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著爸爸出門跑步。現在想來，可能那個時候，爸爸的腦海中已經在孕育一個關於羽毛球國手的夢想了。我最怕冬天。武漢沒有暖氣，一到冬天，連被窩都是冰冷潮濕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來又是一身雞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決心。夏天也難受，武漢早晚溫差極小，這座歷來有「火爐」之稱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熱烘烘的。我迷迷煳煳地跟著爸爸跑過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賣豆皮，賣歡喜坨，還有燒賣……燒賣籠一打開，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燒賣老爹的臉都蓋住了。我也很像一隻燒賣，滿頭滿臉的汗，紅彤彤的頭臉上冒著熱氣。秋天跑步，梧桐樹會掉毛毛，我就頂著一頭梧桐毛毛回家，我媽大叫一聲，把我拉出門去拍。梧桐樹的毛毛掉進衣領里特別癢，嚴重時還會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邊的草葉上全是濕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霧氣。跑著跑著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媽媽已經準備好早餐等我們了，一杯牛奶，一塊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著爸爸去上幼兒園了。
接送我上幼兒園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車前梁就是我的寶座。
5歲那年，我已經長到了將近一米二高，寶座也從自行車前梁換到了後架。羽毛球業餘體校去爺爺工作的小學招球員，爺爺說，我孫女個子高，讓她也試試吧。爸爸就帶我去面試了，教練看了看，覺得條件不錯，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的運動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記憶中有些模煳，印象中我從來沒有上過場，每天都在場下自己擺動作，教練把一顆球吊在那兒，我自己反覆練習揮拍。
想來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為小，也並沒有當回事，我是個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練讓我揮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練揮拍。
大隊員們可沒這麼老實—羽毛球隊裡有大隊員也有小隊員，大隊員可以上場打比賽，小隊員在場下練動作。體校的小孩比普通學校的孩子要淘氣些，經常換著花樣地捉弄小師妹們。好在和我同批入隊的小隊員大概有十幾個，我在裡面成績並不突出，從哪方面看都不顯眼，也不太會招惹到老隊員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隊像是可有可無的邊緣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發力，而我的習慣是手臂發力，手腕的動作有點「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對自己是不是受重視也並不在意。教練有時會看著我說：「唉，你這個手腕啊……麼辦哩?」
我不在乎他說什麼，老實講，送我來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練愛問「麼辦哩」就讓他問去吧。
我在學校表現不錯，特別是數學課。可能是遺傳到了做出納的媽媽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數學課上總是輕鬆自如，還曾經被老師推薦去上過數學奧林匹克班。我喜歡數學，這是一門邏輯清楚、條理分明的課程。在數字的世界裡，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運轉規律，就像打網球一樣，只要你把擊球點稍微靠後一些，就能打出一個漂亮的直線球，一顆網球永遠不會在飛到網前時忽然決定要自己換個軌道，或是掉頭飛回來。數字和網球沒什麼區別，只要你掌握了它們的運行規律，操縱和使用它們就絕非難事，我在數學的世界裡得心應手，數學老師也視我為得意門生。
我不喜歡語文課，寫作文也好，總結中心思想也好，都乾巴巴的。在我眼裡，這是一門曖昧、糾結、模稜兩可的課，所有的作文結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華到「我的名字叫紅領巾」或者「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天啊」，我不喜歡這樣的授課方法，我不想撒謊，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謊。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鬧鬧，哪有那麼多「意義」?反正我是找不出來。每當我在綠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寫「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天啊」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像個騙子。
我的成績不均衡，長相也不起眼，除了數學老師對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沒有把我當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隊裡一樣，都是個可有可無的人。
如果小學二年級那年，業餘體校的網球教練沒有看到我，那麼今天的一切都不會發生。有時我想，如果我沒有轉向網球，那我今天會怎樣呢?這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將會擁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那年夏天，網球教練夏溪瑤來我們隊裡選「種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練球的我。她認為我移動速度夠快，發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練溝通過之後，夏教練建議我停掉羽毛球的訓練，跟著她去打網球。我的羽毛球教練林書慧，就是說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練，也很同意這個建議。
我有點吃驚，練了兩年羽毛球了，我從沒想到忽然要改行。網球是個麼運動?我也沒聽到過。但我知道，被體校教練選中的隊員一定能進重點班，進了重點班才有機會加入專業隊，所以這應該是個好消息。
但從羽毛球專業改到網球，這是個很大的事情，夏教練讓我帶父母過來談談，同時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網球對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預測小隊員們未來的身高，最直觀的辦法就是看看爸媽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媽媽就站到了夏教練面前，我記得那次見面是在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上，夏教練和我爸媽談得挺高興。出乎我的意料，爸媽對於轉專業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態：「行!沒有問題。」
事後媽媽承認，她一直擔心我在羽毛球隊會被大孩子們欺負—當時羽毛球隊的管理不很嚴格，教練不在的時候，年齡大、入隊早的隊員會捉弄小孩子，那時我們都是小毛頭，大孩子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得做什麼，爸媽很擔心，因此很乾脆地將我轉到了網球隊。
教練對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滿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媽媽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較高的，而通過測骨齡得到的結果是：我將來可能會長到一米七二左右，這個結果也讓教練很滿意。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網球還是項人們很少聽到的運動。那時候，中國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隊員，電視裡播放的是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郎平、孫晉芳、周曉蘭這些名字是多麼響亮啊!桌球也是大受歡迎的運動，學校的水泥桌球台周圍永遠圍著一群人。白色的小球與球檯清脆的撞擊聲上課都聽得到。網球……誰曉得網球是麼事?我家人一開始管網球叫「毛球」，因為圓熘熘的球身上有許多黃綠色細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園的網球場找夏教練時，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場面可真是新鮮。
那時想找塊好一點兒的網球場地都很難，電視台也很少轉播網球賽事。即使是在武漢這樣一個大城市裡，了解網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練還問過我：「怕曬太陽嗎?」我馬上回答說不怕，心裡還納悶，想著太陽離我那麼遠，我為什麼要怕啊，現在想想可能教練是想問我怕不怕被曬黑吧。她說，不怕就行，場地在室外。
夏教練還問過我：「怕曬太陽嗎?」我馬上回答說不怕，心裡還納悶，想著太陽離我那麼遠，我為什麼要怕啊，現在想想可能教練是想問我怕不怕被曬黑吧。她說，不怕就行，場地在室外。
我就這樣離開了羽毛球隊，轉向了網球。在網球場上，我見到了我未來的隊友們，她們個個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黑黝黝的(現在這種膚色應該叫古銅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練說，你要進體校的球隊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敗我手下一個隊員。爸爸顯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網球隊的，所以我必須打敗一個「非洲小朋友」。
我開始了這項艱苦的嘗試。
我用力地揮舞球拍，儘可能地讓球落到對手始料未及的區域。但是沒有用，不管我多麼用力，多麼兇狠地發球，從網對面返回的球一定會更快、更兇猛。黃綠色的小球像一顆流星一樣迅疾地飛過來，我必須不停地跑動才能勉強接到球。
多年後我仍然會經常夢到兒時練球的場地，會想起當我最初踏上球場時那些從高處呼嘯而來的發球，有時它們會沖向一個你預料不到的地方，有時它們甚至會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須儘早揮拍，在它還來不及發威前截住它，改變它的軌道，讓它臣服於你，讓它明白在這個場地上，你才是說話算數的贏家。
只有當你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時，你才會超越自己。
我很感謝教練對我的嚴格訓練。跟比我大、比我入隊早的隊員練球雖然辛苦，卻極好地鍛鍊了我的心理素質，網球水平也進步很快。就這樣練了一兩個月後，夏教練就對爸爸說：「這孩子不錯，讓她進業餘體校吧，免得夜長夢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別的隊搶走。資質優秀的隊員有時會被其他球隊的教練「截流」，這也是常有的事。
爸媽自然沒什麼不願意的，教練看重我，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碼在自行車後架上，我迷迷煳煳地跟著他走進了業餘體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歲，是業餘體校最小的網球學員。
爸媽自然沒什麼不願意的，教練看重我，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碼在自行車後架上，我迷迷煳煳地跟著他走進了業餘體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歲，是業餘體校最小的網球學員。
我們的宿舍在一棟簡易樓的二層樓上，這座樓離網球場很近，出了房間就可以看到球場。十幾個小朋友住在一個大房間裡，大家睡的是簡易的雙層床，每個人專業都不一樣，除了網球班的，還有練擊劍和田徑的。我滿心歡喜地看著這個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這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媽媽把我安置好就離開了，我自己去球場上跟要好的隊友們會合，
興高采烈地描述我搬進新家的感受，這種快樂一直持續到睡覺前。當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來—怎麼，我是要自己睡了嗎?爸爸媽媽都到哪裡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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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以後要離開家獨自生活了。
體校管理非常嚴格，我每天放了學就得馬上回去訓練，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時間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離體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時間—那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訓練結束後，爸媽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點鐘之前我必須歸隊。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幾乎每個周六都來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掛念我。當時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訓練完爸爸騎著自行車來接我回家，那個時候我可以對爸爸撒嬌，說出訓練時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媽媽每天傍晚都會從家裡坐公共汽車(大概20分鐘左右)到體校來輔導我做家庭作業，風雨無阻。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強烈的時候。有時她來晚了，我就站在陽台上，牢牢望向大門口。媽媽不來，我就不下來。
媽媽每次來都帶點我愛吃的零食，我吃東西，她就站在旁邊幫我洗飯盒，收拾收拾床鋪。等我吃完，她輔導我做作業，幫我洗衣服，我們母女倆有一句沒一句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一直等到10點鐘我上床睡覺，我媽才會回家。
那些分離對我和媽媽來說都是不那麼輕鬆的，我記得自己在夜晚將近時是多麼失望，但我不能賴著媽媽不讓她走，我已經8歲了，我是大孩子了。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會讓她難受，而且什麼結果都改變不了。唯一體面的告別方式似乎就是閉起眼睛裝睡，等媽媽走了，再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偷偷低聲啜泣—絕對不能大聲哭，讓室友聽到很丟臉的。我媽很快就覺出了蹊蹺：怎麼往床上一倒就睡著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間後，站在窗戶旁邊看了幾分鐘，才看到我鑽出被子，面對牆壁，肩膀因為啜泣而輕輕抖動。很多年後，她告訴我說，當時她難過極了，很想帶我回家。但最後她也只能咬咬牙離開，想著周末要爸爸給我多做幾個好菜。
日子長了，我逐漸適應了體校的生活。同學們全比我大，對我這個小丫頭都很照顧，我的興趣開始轉移到了網球上，不再哭著入睡。這讓家裡人也比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聽到很多很新鮮的事情，儘管當時可能有的聽不懂，我還是覺得很快樂。就算我媽臨時有事不能來，我也不那麼難受了。
業餘體校的生活是艱辛而快樂的，每天早上6點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飯，然後7：30出發去上課，放學回來接著訓練。對我來說，最痛苦的就是冬天從暖和的被子裡爬出來出早操。我們要圍著四片網球場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們跑步的時候就偷懶，只順著網子跑，還以為教練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後，教練會去檢查腳印，被檢查到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當時真的單純得有點傻傻的，以為自己的小計謀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飯，我自己走到學校去上學。我記得從食堂走到學校要15分鐘，體校的同學沒有和我一個學校的，大家走著走著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著馬路往學校趕。馬路兩邊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認識梧桐樹，一到秋天它們就掉我一臉毛毛。
放學後要趕緊回體校訓練。體校的孩子們是沒有假期的，別人放假的時間就是我們訓練的時間。當時武漢市好像有個針對小學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課。但對我們來說，周四下午是個很重要的時段：那天我們要留在隊裡打循環賽。
剛開始訓練的兩年，我對網球熱情很高，每天放學後恨不得跑步回去訓練。90年代初打網球，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簡陋，那時我們訓練的網球場是露天的，沒有硬地球場，當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紅土地，我們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練習前隊員們要自己先下去做場地。
做場地也蠻好玩的：先用腳蹭出線的位置，然後再推著小車用石灰水畫線。武漢的夏天氣溫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畫線，腳底板都熱辣辣地燙。那時候的經濟實力還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裝備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個問題。那個年代可沒有為兒童特製的小號球拍，我們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頭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墜手。木頭拍把摩擦係數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會磨出水泡，要等水泡變大、漲破，最後結成繭子，打起來才不會覺得疼。
我對痛感一直很遲鈍，人家說我是那種「長頸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腳，周日才會反應過來，因此對手上的水泡，我並不放在心上，我比較擔心膝蓋。
開始打對抗的時候我們還是孩子，重心不穩，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們幾乎每天都把膝蓋磕得鮮血淋漓。運動員摔摔打打是常事，我們也不會把這當回事。業餘體校沒有隊醫，都是教練帶著我們去水龍頭底下把傷口上粘的沙子沖一下，胡亂抹點紅藥水、紫藥水就接著上場打球了。體校的小孩是不興動不動就哭天抹淚的。再說大家都有傷，別個都忍著，就你一個人哭，怎麼好意思哪?那時候我們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紅藥水，下次就會選擇紫藥水，顏色不一樣會感覺比較好玩。小時候真的單純得可愛。
要說疼，最疼的是摔到舊傷口，之前的傷疤會裂開，疼得很。經常是受傷的部位還沒有完全癒合就又摔到同樣的部位。我記得有一次膝蓋上面結的痂有一兩厘米厚，裂開後，可以看到裡面積了好多膿血和沒剔乾淨的沙粒，那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的結果。所以現在看到膝蓋上的疤痕，我還是會在心裡為當時自己的堅強而默默鼓掌。
我們當時訓練的時候在中山公園。因為是在開放的公園裡，導致每次訓練都會有很多人來圍觀，對，就是圍觀。可能大家覺得很稀奇吧—那麼多小朋友在場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很黑(現在學名是古銅色)。特別是當有小朋友摔跤的時候，有的人會心疼，但有的人卻是會捂著嘴大笑著看熱鬧。不過不管怎麼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還是很快樂的，有那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爾下班也會過來看，但大多數時間他們會刻意錯過那個時間段，因為看著實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臉色凝重，我倒是毫無感覺。小孩子完全沒有「好看」「難看」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後才發現自己的腿上傷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時，幾乎所有網球隊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別。為了打球方便，我們都把頭髮剃得短短的，穿著幾乎所有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們都穿過的類似式樣的運動服。
由於常年在室外打球，我們的臉上、身上都曬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錯認成男生。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現在想來，那段時間的開銷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個子長得飛快，運動服幾個月就穿不下了，這些都是要自己花錢買的，再加上學費、定期交食堂的飯費，爸媽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受薪階級的家庭，這筆支出對我家不是小數字，但每次要換裝備的時候，父母都表現得非常輕鬆，他們不願意我有這方面的心理負擔。寧可自己省吃儉用，也不會讓我覺得拮据。我的同學們家裡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條件好很多，但當時，我一點兒差距都感覺不到。
打了兩年網球，最初的新鮮勁兒漸漸過去，我開始在放學的路上磨蹭。從學校到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中間的商場門口有時會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裡看猴戲看到散場，再看商場掛的大鐘，訓練時間都快要結束了，趕緊往訓練場跑，趕在結束前揮兩拍。
我對網球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它從我的生活中驀然抽離時，我忽然感到空虛。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時躲在二樓的陽台外面，結果不小心掉下陽台，摔在一塊石頭上，軟組織挫傷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暫時停止訓練。
這個結果對我來說是正中下懷，終於不用頂著太陽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電視、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輕鬆愉快，還舒舒服服地睡了個懶覺。第二天起，空虛就占領了我的心，我六神無主地在家裡發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好。在家裡「養傷」三天後，我向爸爸求饒，讓他帶我去隊裡看看。隊裡的小朋友們見我回來都很開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說，讓他一個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隊裡訓練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麼和你媽交代?」最後我還是留在了隊裡，當天就恢復了訓練。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會帶我去打球，不過不是在訓練場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漢市青少年宮的網球場打。我們三個人帶著晾好的白開水和洗乾淨的水果趕到青少年宮。那裡打網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歲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練。陪練是要收錢的，一小時5塊錢，這在那個年代是蠻貴的價格了，但爸爸毫不猶豫地說：「打。」
最初跟陪練打，我是有點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打起來很辛苦，但打著打著就慢慢適應了，也摸出了一點兒門道。漸漸地還在青少年宮打出了一點兒小名氣，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動邀請我打球，還蠻風光的。可能是因為我的架勢挺專業，不像一個初學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歡啟蒙教練夏溪瑤，她性格溫和，總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別的教練那麼嚴肅，我小時候最喜歡她。考慮到我們都還是小學生，夏教練把訓練時間安排得比較靈活，作業多的時候，她會讓我們少訓練一會兒，留出足夠的時間把作業寫完，等到作業少的時候再把運動量加上去。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數學尤其出色，還曾經被老師帶去上過一段時間的奧林匹克班。數學考試的時候我習慣倒著做卷子—這也是優等生用來表示自信的一種方式，我信心滿滿地先做後面的大題，再做前面的填空選擇。
在數學課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相比之下，語文就差多了，我討厭語文課，我的語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數學差遠了。好在爸媽對我的教育一直比較寬鬆，每次考試卷子都要帶回家給家長簽字，爸媽看過就簽了，印象中，他們從來不曾對我說過「別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這種話。從這一點上說，我比很多同齡人都要幸運。
隨著我年齡漸長，訓練和學習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個奧數班那麼簡單了。
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試前，我在學校複習功課，整整一個月沒去訓練。老師和教練都對我意見很大。當時我在武漢單洞新村小學就讀，班主任黃老師對我期望很大，一直勸說我父母讓我專心升學，放棄網球。她說打網球如果打不出成績，以後很難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個學校。而夏教練的意見則相反，她認為我網球前景不錯，順利的話，會有「打出來」的一天。老師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練則希望我全心訓練。兩邊都是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媽被頂在磨盤中心左右為難。20世紀90年代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還占據了社會主流，大家對運動員有些成見，好像搞體育的就特別笨似的。我們自己心裡也沒什麼底氣—搞體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誰也不敢保證自己就一定能「打出來」。當時湖北省隊的余麗橋教練曾經是亞洲冠軍，那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可是厲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學一起坐公共汽車回家時問他：「余麗橋你認不認得?她是亞洲冠軍!」同學老實回答：「不認得。」這讓我很震驚：網球這麼不受關注!亞洲冠軍這麼厲害，可說出名字來，大家都不知道，這讓我非常有挫敗感。
許多同學都在那時陸陸續續放棄了網球，但爸爸最終還是為我選擇了繼續打球這條路。回家後他沒有提到老師在家長會上的抱怨，而是讓我繼續專心練球。儘管如此，我還是能感受到教練和老師之間的競爭和對彼此的不屑。
老實說，在後來的若干年中，我曾經多次懷疑自己是否該踏上網球這條路。但當時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孩子都在做自己並不感興趣的事，許多人不喜歡數學奧賽班，但他們的父母喜歡說「我的孩子在奧數班」，於是他們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慮「已知籠子裡共有雞和兔15隻，共有40條腿，那麼雞和兔各有幾隻」的問題。我對網球說不上多熱愛(有時簡直就是痛恨)，但我還是堅持練下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堅持。我堅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我應該堅持下去。當我坐在教室里試圖為枯燥的課文分段，並總結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我偶爾會思念網球場上明媚的陽光，以及網球撞擊在拍子上的響聲。但當同學們盡情享受著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討論昨天晚上看的電視劇劇情時，我就只能木著臉走開—我沒有寒暑假，他們說的電視劇我都沒看過，我沒有時間看電視。
11歲那年，我和業餘體校的另外幾個隊友進了省隊的集訓隊，我們的指導教練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亞洲冠軍余麗橋。從11歲開始，她就是我的教練，一直帶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練告訴我們，進省隊的名額只有一個，想要從集訓隊進入專業隊，就要更加努力地訓練。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競爭」兩個字的含義。我們幾個人都住在一間宿舍裡面，每天一起吃飯，一起訓練，都是親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競爭」，心裡總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這些隊員里年齡最小，家裡經濟條件也很一般，雖然成績算是比較不錯的，但也沒有勝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時候，一個新的機會忽然出現在眼前—作為集訓隊的隊員，我有時可以代表湖北隊出去打一些錦標賽或者業餘賽，在某場比賽中火車頭隊的教練相中了我，並和我爸爸取得了聯繫，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車頭隊打球。
爸爸很猶豫，因為對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隊沒把握，但又不甘心讓我去火車頭隊—當時的湖北是網球強省，連續出了好幾個全國冠軍，火車頭隊雖然實力也很強勁，但比湖北隊還是略遜一籌。爸爸在反覆思索後，最終婉轉地謝絕了火車頭隊的教練。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為全國冠軍，湖北隊作為網球傳統強隊，無疑是培養冠軍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時都沒想過日後會有「大滿貫」這類比賽，我們的夢想止步於全國冠軍，能打到國內第一，已經覺得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現實的顧慮—湖北隊離我家的距離不過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車頭隊，想多見我幾面就很難了。
這些事情，我當時一無所知，直到爸爸走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時爸爸有多焦慮。
爸爸的病時好時壞，在他意識清醒的時候，他給我的教練余麗橋寫了一封信，語氣非常誠懇謙恭。大意是感謝教練對我的栽培和指導，自己身患重病，時日無多，只能把我的未來託付給教練了，希望教練多多幫助我，不要客氣，該批評就批評該教育就教育……這封信余教練留了很長時間，還叮囑隊裡的同事「萬一李娜家出了什麼事情，隨時准假」。這時候爸爸的身體已經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於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覺得胃疼，沒當回事，以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調理一下就會好。1992年，忽然高燒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 B超檢查，檢查結果是：先天性血管狹窄—一根位於肝臟與心臟之間的血管因為太過狹窄而堵塞，血流不暢通引起了高燒。醫生說，這種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將血管切除，換成人造的塑料血管。當時醫學還不是很發達，人造血管也都是國產的，最多使用4年。我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談論他的病情。這根細細的人造血管像一個惡毒的詛咒，像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說的一樣，只工作了4年就開始萎縮了，血液無法通過，形成了肝腹水，嚴重時，爸爸連呼吸都無法進行。
這時我正在北京集訓，為之後在深圳的青少年賽作準備，爸爸反覆叮囑大家不要讓我分心，媽媽也不敢告訴我爸爸的真實病情。最後一次見爸爸是在火車站，當時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訓練，我和小隊員一起從北京坐火車去深圳時，火車經過武漢，爸爸讓我下車，我們父女倆在站台上見了一面，見面不到5分鐘。之前的三個月我一直沒見到爸爸，這次見面，看到爸爸拖著臃腫的身體艱難地邁著步伐時，我大吃一驚，爸爸怎麼憔悴成這樣，跟變了個人似的?不過爸爸一直跟我說不要擔心他，病況已經開始好轉了，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陪著我到現場看我比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美好的謊言，直到現在我還在自我欺騙地堅信會有實現的那一天。
如果那個時候我聰明一點不會沒有想到爸爸的病，不會見不到爸爸的最後一面，不會直到現在想起爸爸時還會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會跟媽媽通電話，媽媽說爸爸身體恢復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納悶，爸爸病了好幾年了，怎麼好起來這麼快?不過媽媽既然都這麼說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還叮囑媽媽讓她看好爸爸，大病初癒，不要走動太多。後來才知道，媽媽接電話的時候，爸爸正在手術室里搶救。
我家的經濟條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後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單位效益不好，雖然有醫保，大多數醫藥費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那段時間，媽媽最受煎熬，以前家裡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習慣了凡事由爸爸操辦，現在爸爸病得臥床不起，媽媽只能自己去親友家走動借錢。剛開始還能籌到一些，後來就只能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債主們也有他們的顧慮：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這錢什麼時候能還上呢?
媽媽憂慮得連哭都不會哭了，她自幼衣食無憂，從沒這樣四處求告過。爸爸有一段時間經常陷入昏迷中，媽媽一看到就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搶救，第一次搶救過來後，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爸爸的身體沒出現過突發狀況，第二次搶救後，他只有20天左右的時間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維持了10天……最後就完全意識模煳了。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一封一封地發，我們卻沒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點的醫院。最後一次住院的時候，爸爸說他不想去了。就在媽媽單位隔壁五醫院的分院打了一針胺基酸，然後在媽媽單位休息，媽媽一邊照顧爸爸一邊上晚班。那段時間爸爸試圖自殺過一次，他說想吃包子，支開了媽媽，媽媽提著包子和菜走到樓下時，隔壁的朱師傅把頭探出窗戶大喊：「小李!小李快上來!你家出事了!」媽媽進門就看到滿地的血，趕緊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醫院搶救。
此時的媽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人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話是對的，人到了這般田地，才會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最讓我和媽媽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棄，爸爸生病時，奶奶當著我的面說了一句：「死馬當做活馬醫吧。」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他們有五個兒子，漫不經心地養活著他們，即使一個不在了，後面也還有四個。可是我只有一個爸爸。
後來媽媽跟奶奶借錢付醫藥費，奶奶很直接地說：「我借不到。」轉天就帶著家人去買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歲，當時還在念大學，奶奶二話沒說就拿出錢來給叔叔交學費。
父親去世後，我和爺爺奶奶加起來見面不超過三次。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和苦衷，但是我沒辦法忘記，沒辦法原諒，起碼現在還不能。我不願意見他們，見到他們就會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離世的時候，連40歲都不到。
不久後，我就在湖北省隊註冊，成為湖北隊的正式隊員，朋友們都祝賀我，但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喜悅。進入省隊，成為全國冠軍，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結果，可他還沒來得及看到這一切，就早早地離去了。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余指導那裡看到了爸爸當年留給余指導的一封信。
萬箭穿心。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何其真實，又何其殘酷。
(本文參考：華西都市報、人民網讀書頻道、揚子晚報等)(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