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後在全國的通緝下，潛伏在南京的王丹因為耐不住躲避的辛苦又順利搭火車回到北京，在朋友的幫助下，竟然在解放軍大院裡住了下來。在軍隊大院，公安無法進入搜捕，然而原以為躲進當局心臟的他第二天就被捕了。本文摘自《自由時報》，作者王丹，原題為《我戒菸的故事》。
六四學生領袖王丹
我說我不抽菸，很多人聽了會一愣，因為都知道張雨生作曲、張惠妹唱紅的那首《沒有煙抽的日子》是我寫的詞——既然不抽菸，為什麼還為「沒有煙抽的日子」寫一首詩呢?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其實是抽菸的，雖然不凶，一星期也要兩三包。後來戒掉了，原因多少有些迷信的成分：八九學運爆發以後，我一頭捲入運動的大潮，沒日沒夜地開會、奔波。然後又是在廣場上絕食、靜坐。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後，我記憶中好像就沒再抽過煙——因為顧不上。無意識的戒菸狀況一直延續到六月三日，中共出動正規軍，以小型常規戰爭的規模對學生大開殺戒，我和其他一些朋友被迫轉入地下，流亡到中國南方。
記得大約是六月十三日，我與同行的朋友分手，隻身踏上逃亡之路。當時我人在安徽的蕪湖，決定獨自搭船順長江到南京去找朋友。船開以後駛入遼闊的江面，水天一色，天空晦暗，我的心情也為之黯然。突然想到抽菸，遂起身買了一包「摩爾」。這是兩個月來抽的第一根煙。誰知剛剛點燃火柴，就聽到船上的廣播裡播放中共公安部向全國發出的緝捕二十一名「學生頭頭」的通緝令，而且第一個就是區區在下!當時我居然還有心情想到：「咦，兩個月沒抽菸，剛一想抽就這麼倒霉，千萬不能抽了!」於是把新買的一包煙攥成一團，擲入了滾滾長江之中。
說來也怪，自此以後，在全國通緝之下，我卻一路順利：在南京找到朋友並潛伏下來，後來耐不住躲避的辛苦又順利搭火車回到北京，在北京也找到可靠的朋友，而且居然躲進了解放軍大院住了下來。從六月十三日到七月二日，我再也不敢抽菸，也始終平安無事。
七月一日晚上在朋友家安頓好以後，他知道我有抽菸的歷史，於是掏出一包煙讓我。我把前此如何一抽菸就倒霉的事講給他聽，他的反應是：「嘿!到了我這裡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我這裡可是部隊大院，警局的人想進來都不敢。」我想了一想，覺得也有道理，因為我已經躲入了當局的心臟，相應的，安全係數應當不低。在勸說之下，我抽了自八九學運爆發之後的第二根煙。讀者也許可以猜到結局，第二天，七月一日，我就被當局抓到了!
即使如此，我也還沒有變得很迷信，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一月我出庭受審的時候，剛巧碰到押解我的公安人員之中，有一位是我小學同班同學。他為了我專門換了崗，來陪我度過等待宣判的時間。中國的習慣是敬煙，他也不例外，可是我的心裡不禁一驚。但是想一想，命運真是太會捉弄人了，原來的同班同學，現在一個是囚犯，一個是看押者，感慨之餘，忍不住抽了根煙——自八九學運以來第三根煙。說老實話，當時一直有傳言說當局為了回應國際社會的壓力，會當庭釋放我，而我也多少存有一絲幻想。抽過煙之後出庭：當庭宣判四年徒刑，是北京受審學生中最重的!
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開始，我只抽了三次煙：第一次隨後被通緝;第二次隨後被捕;第三次隨後被判刑。我發誓，第一，我仍然是無神論者;第二，我再也不抽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