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這一年，周恩來已經年近古稀，剛剛過完六十八歲的生日，旋即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後的十年就是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度過的。這十年，「保持晚節」成了周恩來的口頭禪，卻到頭來沒有保住晚節。
晚年周恩來
「保持晚節」的表白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口頭禪。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態，是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帶有明顯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後的是非對錯如何，總是先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自延安整風以後，這已成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準則。
在文革前夕密雲下雨的日子裡，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完全被蒙在鼓裡不同，周恩來由於事先有毛澤東的打招呼，心裡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將有大的動作。儘管這時他對毛的全盤意圖還不大清楚，不過憑藉其多年來的經驗，已經覺察出政治氣氛的詭譎，山雨欲來，並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羅瑞卿的問題，周恩來就看出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當深感委屈的羅瑞卿要求見毛、林一面，當面把問題解釋清楚時，他就給擋了下來。但羅不知就裡，仍然執意要給林彪打電話時，周本人也在電話上急了起來，大聲說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識到一場重大的黨內鬥爭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周恩來行事十分小心，處處謹言慎行，在政治上採取遠事避禍的態度，繼續埋頭於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儘量避免過問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後來事態的急劇發展，並不以他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風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在各項準備大體就緒後，拋出了姚文元的發難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下令全國各地的報刊轉載。然而出師不利，不僅在學術界受到抵制，普遍對該文深文周納，殺氣騰騰的政治批判頗多非議，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決定北京各報刊暫不轉載，甚至連《解放軍報》也按兵不動。
這種情況，讓毛澤東大為惱火，更加認定北京是由劉少奇控制下的「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他的話已經沒有人聽了。為此，毛親自打電話把周恩來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態度，要他出面進行干預，解決轉載問題。
這樣一來，周恩來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從此捲入文革的旋渦之中，並且越陷越深。從一開始，他便面臨著兩難的處境。從內心來說，他並不贊成姚文元文章中過火的政治批判，清楚這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搞法只會傷害知識分子，造成學術界的思想混亂，令人們噤若寒蟬，人人自危。在這個問題上，他更傾向於執行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獨左，靠政治運動來解決學術問題。同樣，在治國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屆人大宣布的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的強國之路，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連年搞政治運動。
然而，毛命難違，周恩來既懾於毛澤東的威嚴和整人的厲害手段，不敢說出他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早已習慣於順從毛的意志，凡事聽命於毛。自延安整風以後，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對毛不可動搖的信仰，把他看作是個人、全黨乃王整個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對毛的獨斷專行總是逆來順受，不管後來的是非對錯如何，首先總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這已成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兩難之中，善於調和矛盾的周恩來採取了一條折衷之道。他先是說服彭真，提議召開專門會議，博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討論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同時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將其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報》第五版的「學術討論」專欄中，並親自修改審定了編者按，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他還煞費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雙百方針」的講話，以增加編者按的權威性。
毛澤東對周恩來這種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滿意，不過畢竟是幫了他的忙，解決了在北京轉載的問題，從而在對手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初戰告捷後，毛並沒有急於擴大戰果，而是繼續在幕後靜觀勢態的發展，等待抓對手的辮子。所以，當彭真攜帶旨在試圖對已經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學術批判運動加以約束的「二月提綱」』專程到武漢匯報時，毛再次施展「陽謀」，故意對這個明顯違背自己意圖的文件表示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態度，以便麻痹對手，引蛇出洞。與此同時，毛又對江青面授機宜，讓她到林彪那裡搬救兵，以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名義，讓軍隊介入這場鬥爭，在政爭中扮演威懾力量的角色。
一個月後，一直在幕後評估形勢，尋找做文章的題目和時機的毛澤東發動了第二波攻勢，拿劉少奇所掌管的對兄弟黨的工作開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關門打狗」的局面。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決定派代表團前去參加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採取在會上與之鬥爭的方針。同時在中日兩黨聯合聲明的問題上，考慮到日共非執政黨的處境，同意在兩黨聯合聲明中不點蘇聯的名，而代之以「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
對此，毛澤東大發雷霆，怒氣沖沖地把外交部的簡報批給在京中央常委，說：一個大會為什麼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頭嗎?是否要發賀電，也值得考慮，不發就犯了罪嗎。毛稱此舉是當作「挑戰策略」的t(L最後無非是兵臨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決定，徹底關閉了中蘇之間僅有的對話大門。
接著，毛澤東又向縱深突破，矛頭直指劉少奇的親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機會，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一篇話，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壓制學術批判的問題，表示了嚴重的不滿，提出」北京有人造反「;並針對中宣部扣壓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稿件一事，警告說：宣傳部不要搞成從前的農村工作部(該部因鼓吹推行」包產到戶「而被撤銷-一作者注)!
毛澤東本來是想在這次會議上以搞」獨立王國「的罪名，一舉解決彭真的問題，打掉劉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內部試探了周恩來、鄧小平的態度後，卻得不到兩人積極的響應。劉本人更是不會贊成，所以只好暫時作罷。
散會後，劉少奇出訪東南亞。一直在一旁觀風的康生趁機奏了彭真一本，給苦於一時找不到藉口的毛澤東提供了炮彈。康生利用陪同接見外賓的機會，當面向毛匯報了不久前，彭真讓中宣部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批評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一事，說這是彭真」整到主席頭上了「。
這一下，毛澤東終於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師出有名了，說服黨內多數人相信彭真等人確實正在陰謀反對他本人，」修正主義上台「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須發動一場革命來徹底摧毀他們。用毛自己的話來說是，」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於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劉少奇出訪的機會，揭開彭真問題的蓋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並表示：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並讓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傳達他的意見。
當時，因劉少奇不在國內，鄧小平去西北視察工作，中央一線的領導人中只有周恩來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態度如何攸關事態發展。對周的態度，毛心中有數，早就算計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點，知道自己正在面臨著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選擇。所以他並沒有急於表態，而定有意壓了一下，以便有時間可以從容考慮一下。實際上，周已經覺察出毛對彭真日益不滿的態度，而且也看出這是衝著劉少奇而來的。
平心而論，從個人關係上來說，周恩來對彭真的為人並無太多好感，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期間。當年彭真追隨毛澤東、劉少奇整肅黨內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唯我獨革，不能容人的霸氣，讓他很不以為然。不過，當時周氏自覺理虧，並沒有過多計較，長期以來，還是一直把彭作為黨內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來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於毛澤東，劉少奇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讓他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而對他尊重有加，乃至以黨的副主席之尊，主動向他請示匯報工作。對此，彭真曾多次對自己下屬不無感觸地提起這一點。
即使在後來毛澤東已對彭真表現出明顯不滿以後，周恩來也並沒有馬上就跟著變臉。如前所述，當毛在三月杭州會議上，根據江青的告狀，為滬劇《蘆盪火種》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評彭真在北京搞」獨立土國「時，周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為彭真緩頰，表示：我還沒有什麼感覺，讓毛澤東碰了一個軟釘子。
這次，周恩來無法再這樣做了。從毛澤東充滿火藥味的談話中，他已經看出毛拋出彭真的決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這時再為彭真講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會引火燒身，把自己也給搭進去。因為毛在這次嚴厲斥責彭真包庇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點了周的名，說：「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儘管周恩來此時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對局勢的發展也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有一個信條支配著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著毛澤東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節。這是自延安整風以後，他始終恪守的政治準則。此外，毛的政治謀略、駕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脾性，在黨內都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任何企圖與毛澤東硬頂的作法，都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對這一點，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
經過兩天的考慮，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來正式寫報告給毛澤東，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為貫徹落實毛的指示而準備採取的措施。報告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一作者注)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周恩來的表態，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寫了書面檢討，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相缺點」。這樣一來，整個局勢急轉直下，彭真已經註定要下台，回家檢討休息了。由此毛澤東重新奪回了對中國政治中心的控制權，在與劉少奇的較量中贏得了第一個回合。
不僅如址，周恩來的表態對不在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也是一個有力的牽制。縱使他們有心對彭真援之以手，也會囿黨內力量對比的形勢而感到孤掌難鳴，況且他們目前遠離京城，鞭長莫及，等他們回來以後，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忍痛演出「揮淚斬馬禝」的一幕了。
根據周恩來給毛澤東報告中的提議，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貫徹毛的指示。會上，鄧表態擁護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陳伯達這兩位後來文革中的紅人充當炮手，系統批判了彭真在學術批判問題秈慨史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周則以監軍的身份坐鎮會議，和鄧一起指出彭真所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豐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並一起檢討了常委「失職」的問題。
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兩項決定：一、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銷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二、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草擬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這就是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揮機構中央文革小組的由來。
遠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對禍起蕭牆的情況毫無所知，甚至在回國後，奉命緊急飛住杭州，參加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解決彭真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途中，仍被蒙在鼓裡，還把從國外帶回來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一份。面對毛咄咄逼人的攻勢和黨內力量對比的懸殊形勢，劉少奇沒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認了毛對自己頭號干將的開刀問斬。這樣，彭真成了文革祭壇上的另一個犧牲品。
劉少奇的軟弱退讓，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更覺得可以無所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為文革全面發動標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通過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綱領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來，這次會議完全是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特別是對會議所要通過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費心思，親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內容，並饒有深意地在結尾處加了一段點睛之筆，點出文革鬥爭的目標就是那些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但是在會議期間，毛卻有意滯留外地，躲在幕後，「委託」劉少奇出面主持會議，讓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與此同時，毛又與林彪達成默契，讓他在會議上唱主角，作一個和當年七千人大會時一樣有份量的發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預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發言，從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開始，危言聳聽地大講「防止政變」的問題，製造中央內部有人搞政變、顛覆的恐怖氣氛。然後，他又對毛澤東大加吹捧，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隨即成為會議的主調。與會者人人自危，紛紛在發言中對照林彪的講話，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劃清界限。會議的氣氛非常緊張，形成人人過關的場面。多年賦閒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發言中走了題，被責令「脫褲·產」檢討，招來眾人的圍攻批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中第二個發言，談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這是周氏在文革發動之初，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的首次發言。與林彪的講話相比，這篇講話，尤其是第三部分，雖然語不驚人，但實際分量也很重，給與會者不小的思想觸動。同時，它透露出周恩來晚年的政治心態，成為解讀他在整個文革期間內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態度的一把鑰匙。
周恩來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為清除政治隱患而對彭、羅，陸、楊所採取的措施，宣揚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是有預見的，早就有感覺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並聯繫彭真等人當年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的表現，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的道理，來說明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原因。周恩來還在講話中闡述了毛澤東不久前提出的「剝筍」政策--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像層層剝筍一樣，剝掉他們，說：「要有信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下去。」
「保持晚節」是周恩來通篇講話的中心，話雖不多，卻是他在審時度勢之後所精心選擇的話題，刻意向毛澤東所作的內心表白。他表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周氏甚至提出：「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下能定論」，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因為這兩個人在最後關頭都經不起考驗，變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臨死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李秀成在被俘後向清廷寫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保持晚節」問題本來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張在黨內曲高和寡，不為多數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這一武器，專門用來對付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日益嚴重的離心傾向。他在各種場合提醒黨內老同志要保持「無產階級晚節」，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甚至還刻意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引經據典，用《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強調一個人保持晚節是最難的。文革前夕，毛更進一步在這件事情上做文章，對史學界評論李秀成自述一事，親筆批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
毛澤東的這種敲打，在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時間，人們紛紛以此來自律自勉，唯恐在跟著毛幹了大半輩子革命後不能保全自己的晚節。像軍中老帥葉劍英就在批羅瑞卿的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行百里者半九十。晚節末路之難也如此。羅瑞卿同志的晚節不能保全，對我們是個極大的教訓。」
不過，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節和忠於毛澤東本人聯繫在一起。這和他深受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內心深處對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遠在一般人之上。實際上，自延安整風以後，周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用事君之道來處理與毛的關係，盡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慶談判時，周忙裡忙外，除了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外，還充當了毛的「大警衛」，對毛照料得無微不至。
中共建政以後，周恩來更是身體力行。而骨子裡帝王思想濃厚的毛澤東對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國以後，更是處處擺出一副君臨天下、捨我其誰的架勢，獨斷乾綱，一切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這種封建社會的君臣之道，在中共黨內借屍還魂，大行其道。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唯毛獨尊，以封建君臣關係來順從迎合毛，早已相沿成習，無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這樣一類的心得。
應該說，中共黨內對毛澤東風行君臣之道的這種搞法，根子還在延安整風。當年劉少奇大力鼓吹毛澤東思想，把它在黨內宅於一尊，開了惡劣的風氣之先。其後，林彪在廬山會議後主持軍委工作帶頭大搞毛的個人崇拜更是推波助瀾，周恩來也難辭其咎，在這方面是帶了頭的，把對毛盡忠守分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林、周兩人這樣做，雖說都有在政治上韜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兩面手法，陽奉陰違，表里不一。而周則更多的是誠心信守，身體力行。
對此，周恩來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妥。在他看來，在政治上忠於毛澤東，雖與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種相似之處，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毛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飽受屈辱和挫敗的中國人為了儘快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作出的歷史選擇。因此，遵從中國人民的這種選擇，乃是天經地義的，是歷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麼愚忠。
更何況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一生理想和事業的旗幟，正是在毛的領導下，才成就了革命大業，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在內政外交的舞台上顯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自己的這種內心感受。因此，忠於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諸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等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其中最高的體現。
另一方面，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這既與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有關，在革命的隊伍中並非「根正苗紅」，同時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分不開。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幹部的標準，在黨內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本來就屬於大節己虧，如果再在歷史上反對過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對此，周的內心一直深自愧悔，引為終生教訓：大節既虧，晚節豈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謹慎，處處夾著尾巴做人，在工作上盡心竭力，任勞任怨，以求補過。對毛則更是低首下心，隱忍屈從，唯恐一誤而再誤。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的「保持革命晚節」，正好切中周恩來的心病，讓他怵然惕厲。況且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半個月前，毛在提出「剝筍」政策的那次與外賓的談話中，又當著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時期挨王明路線整的那段經歷，憤懣之情溢於言表，並意在言外地說：「那個時候一個鬼都不上我的門，有一個鬼上門，就算我有群眾。」
無論毛澤東此舉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來，他卻寧可這樣理解，並把它看做是毛在這場重大的黨內鬥爭中對他政治態度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正因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意選擇了「保持晚節」這個題目來作為自己的政治表態。他在小組會的發言中歷數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錯誤和罪惡」「，心情沉重地說：「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態，特別是「保持晚節」的講話，在與會者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強調周所提出的保持晚節的重要性，說：「保證不打自己的旗幟，這是最根本的一條。這樣就是在一些路線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我們也比較容易改正。這一點，恩來同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斷地講(周恩來插話：也還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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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保持晚節」差不多成了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口頭禪，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不斷地講，尤其是每當黨內鬥爭劍拔弩張的關頭更是如此。他反覆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節，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著毛澤東走，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並且身體力行。
周恩來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明顯帶有愚忠的味道，不過確實是周晚年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當然，這種內心表白也帶有某種政治防身術的作用，隱含了對翻覆無常的毛的順守之道。這種情況，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和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而愈發明顯。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將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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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守哲學
「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句話，是周恩來在六十年代初托人傳話，送給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這實際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身不由己捲入文革狂潮後，周採取順守哲學，既不硬頂，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而是投身其中，因勢利導，做「革命的弄潮兒」。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當其衝，機關和學校很快就陷入混亂和癱瘓之中，而這正是毛澤東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對劉少奇實施了「清君側」之後，老於權謀的毛並不急於與劉上面交鋒，而是設法把群眾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澤東非常清楚，中共建政後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對中共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早就深為不滿，從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就可以看出來。這種怨氣在被反右運動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後，一直找不到宣洩的機會，這些年來積怨更深。為此，毛決計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反其道而行之，把群眾中的怨恨情緒這把火燒向劉少奇。
於是，毛澤東有意識地把水攪渾，製造上下之間的對立，在幕後遙控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馬，點火於基層，造勢於報刊，挑動群眾起來造反，布下了群眾運動的「火牛陣」，並親自批准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通過這樣上下結合，內外夾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禍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
在劉少奇窮於應付迅猛而來的亂局之際，毛澤東故意滯留外地，遠離京城，當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間作逍遙遊，同時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等待時機，對劉少奇展開最後致命的一擊。毛在這期間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詩中所謂「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寫照。
劉少奇不知就裡，完之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一步步地掉進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當時絕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一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雖然被迫接受了毛髮動文革運動的既成事實，但對此既不理解，更對局勢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心裡茫然無底。為此，他一方面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迅猛而來的運動作出八條限制規定，防止局勢進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頻頻向毛電話請示，希望能夠得到指示，但卻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覆。無奈之下，劉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趕赴杭州，向毛當面請示、匯報，並請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則不動聲色，穩坐釣魚船，不但對劉少奇所提的問題一概不明確表態，反而還欲擒放縱，委託他「相機處理」運動問題。暗中則張開羅網，誘使劉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劉少奇不知是計，還以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寶劍，於是在返京後，決定仿效不久前經毛澤東首肯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取代已經癱瘓的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力圖扭轉日趨惡化的局勢。
然而，倉促上陣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被夾在中央內部兩種不同指導思想的對立中間，左右為難，動輒得咎，非但無力從根本上扭轉局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採取當年反右時的做法，壓制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激進學生。這樣一來，正好墮入了毛的圈套，與造反的學生形勢嚴重對立，導致各個學校轟趕工作組的爭鬥「不斷發生」。這種局面，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仲介入和推波助瀾而變得更加嚴重。這樣，劉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陣」之中，很快就被燒得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審判者的姿態來收拾他了。
在工作組的問題上，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陷得那樣深，與其說是由於「碰巧」出訪東歐而逃過一劫，倒不如說是毛澤東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加以保護的結果。實際上，在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上，周與劉、鄧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都主張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避免局勢失去控制。只不過由於周並非是毛鎖定的目標，而他本人的態度又比較緩和，行事也更為圓通罷了。
譬如，當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貼出矛頭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後，周恩來曾派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去做工作，並面授了幾條指示，強調要從正面講毛主席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有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但當毛隨後決定將其向全國廣播後，他便默不作聲了。又如，劉少奇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時，他也是投了贊成票的，不過有意採取了比較低調的姿態，讓劉、鄧兩人唱主角。這多半是和他已經開始發覺政治氣氛詭異，充滿了不祥之兆有關。所以當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遲的訪問羅馬尼亞的報告後，周立即表示同意，並報送毛澤東審批。顯然，他此刻不願久留京城這塊是非之地，以免被捲入其中。訪羅便是一個暫時的脫身之機。
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的動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馬，當即表示：「贊成總理的意見」。如果要換成劉少奇的話，恐怕就另當別論了。毛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對周的格外關照，而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經過幾十年政治疆場上的搏殺，毛早就對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一類的攻伐之道運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和劉少奇、鄧小平一道陷進去的話，不僅不利於分化中央一線，而且還將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個有用之人，尤其是當他即將在政治上層開一場空前的賭博時。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價值。況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保持晚節」的講話，業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跡。在這種情況下，毛樂得順水推舟，批准周出訪東歐，以免和劉、鄧一起陷進去。
不僅如此，在周恩來回國後，毛澤東更是刻意拉攏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傳話打招呼，告知國內運動的形勢，說劉少奇、鄧小平已經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陷進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萬不要再陷進去，並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聯繫。
稍後，毛澤東還把他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給周恩來看過，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話」方式，對自己的內心作了剖白，透露出發動文革的戰略意圖-一通過「天下六亂達到天下大治」，並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過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準備。這封信是解讀毛在發動文革時心態的最重要的文獻。寫成之後，毛當時只讓極少數人看過，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來出訪期間，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劉少奇，鄧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陳伯達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提出工作組阻礙運動，主張文革應由群眾自己進行，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劉、鄧則不肯退讓，指出「這是不要黨的領導」，給頂了回去，並在各個學校中展開了反擊，抓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囿於形勢，中央文革暫時處於下風，不過卻在暗中不斷把收集到的工作組「壓製革命」的材料密報給毛，從而讓毛掌握了整劉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養精蓄銳、審時度勢的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最後攤牌的時機已到，於是開始收緊羅網，並有意作了象徵性的舉動--在武漢暢遊長江，向人們展示了他健康的體魄和敢於迎接任何挑戰的意志之後，返回北京。一回來，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匯報，而用「已經睡了」為藉口，讓同樣急於匯報的劉少奇吃了一個閉門羹。幾天後，毛澤東自忖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材料，可以鬥垮對手之後，正式表態：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鬥，二下會改，統統驅逐之。他還出面為中央文革打氣撐腰，說人們不謳歌堯(借指劉、鄧一-作者注)而謳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劉少奇、鄧小平二人雖然有心在工作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贊成用簡單撤銷工作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一時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平息當時各大、中學校學生轟趕工作組的風潮，而且見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們與周恩來之間原本十分脆弱的聯盟，自覺大勢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銷工作組。
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本來就因出訪東歐而相對超脫，回國後更是由於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澤東的交底，而有意同劉少奇、鄧小平保持距離，並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接觸，竭力在兩軍對壘中保守中立，為自己預留退路。在毛回京後尚未明確表態之際，周就已經開始轉向，不再完全附和劉、鄧不撤工作組的主張，而是著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黨對運動的領導總得通過某種形式，對工作組不能採取北極撤換的辦法。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列舉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責工作組「鎮壓群眾」，「阻礙運動」。雙方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劉、鄧，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告，並致敬禮!
周恩來
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這封信充分表現出了周恩來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寧人的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組的「必要性」，為眾多參加工作組的幹部進行了開脫，又強調各單位發生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說的情況亦有可能，並表示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這在表面上是響應毛澤東回京後，對爭論的雙方所提出的表態，實際上則為他後來的轉向預留了伏筆。果然，當毛隨後正式表態，對工作組大張撻伐時，周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
這裡，有一個場面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政治態度上的差別以及毛澤東所作出的反應。七月二十九日，根據毛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的萬人大會，正式宣布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會上講了話。鄧直截了當，在講話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則在講話中明確承認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當時我們確實是迫不及待，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
周恩來雖然也談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一點，但更多強調的是文革「這是個新事物，新的運動，我們很不熟悉，特別是年老的，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經驗。老革命更應該是這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並傳達了毛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務：一斗、二批、三改。已經被毛澤東布下的「火牛陣」弄得焦頭爛額的劉少奇則在講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無奈的苦衷，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與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作什麼自我批評，相反還有意提出「要保護少數」的問題，稱：「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不僅如此，劉還含蓄地對毛澤東的欲訓之罪作了反駁，說：「有時沒拒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下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而是在幕後旁聽。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表態大為惱怒，已經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決心當眾給他一個難堪。於是，這次會議的末尾出現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當時在場，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毛並未出席，他不願意讓學生認為他和劉、鄧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領導和學生們都下知道毛去了大會堂。就在大會開始前，他隱身坐在幕後，我也隨侍一旁。毛下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劉的自我批評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承擔困難時期的責任的那個自我批評，十分類似。劉並沒有承認犯了錯誤，更沒有說是嚴重錯誤，只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聽了以後，心中一沉。現在完全明白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倆是黨里的「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這時周恩來在台上宣讀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廳，但突然停住，說：「要支持革命群眾嘛」。待到周一講完，幾個隨從人員把幕拉開，毛突的現身，像變魔術一樣，從幕後走到台前。全場學生歡騰下已。毛舉手向台下的學生們打招呼。學生們著魔似的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蠟。歡聲雷動中，毛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回一一八廳。周恩來像忠犬般地尾隨毛後。毛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劉或鄧一眼。劉、鄧呆立台上。毛的這一行動，最明確不過地在群眾眼前，表現他與劉、鄧的分歧。
應該指出，李志綏的記述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劉少奇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而是鄧小下、周恩來說的，而且其中的個別用語也帶有個人好惡的色彩，但他對這一場面的記述卻是真實生動的，特別是末尾一段更是這一歷史插曲中的神來之筆。
為了扭轉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發動，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毛一改以往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做法，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議程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值得一提的是，全會原先的議程並沒有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改組的內容。由此推定，毛此時雖對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決心已下，但究竟採取什麼方式和解決到什麼程度還沒有定見，尚在考慮之中，採取的是見機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間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與會者人人自危，生怕說錯了話，但又不得不表態，於是紛紛圍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檢討自己思想上怕出「亂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錯誤」，等等。不過卻很勉強，多是從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評。儘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經分頭作了動員，但在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並且普遍流露出對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緒。
這種局面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會上也會出現一個自己居高一呼，與會者積極響應，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的場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學生中出現過的一樣。為此，毛特意把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的兩張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和給他們的親筆覆信，作為會議文件散發下去，想在全會上點一把火。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異乎尋常的支持，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然而，應者寥寥，會議開得十分沉悶，多數人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牴觸情緒。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卻遠沒有解決。毛澤東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黨記憶體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劉少奇的身上，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與劉有共鳴，而且還有不少人對他仍心存幻想或顧慮，在看他的臉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機會，對劉少奇的問題作徹底的解決，非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而且還將會前功盡棄，留下後患。況且，毛這時自信已經抓住了劉少奇「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的確鑿把柄--劉在六月間為中央起草的轉發北京大學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簡報的底稿。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張春橋自告奮勇在毛返京後提供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親自出馬，給全會加溫，把劉少奇的問題端出來。八月四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採取惹戰激將的辦法，向劉猛烈開火，聲色俱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面對毛澤東劈頭蓋臉的斥責，劉少奇開始還能沉得住氣，連連檢討，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負主要責任。但毛卻不依不饒，繼續指著劉的鼻子連責罵帶挖苦，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把五十多名幹部，專家、教授揪上「鬥鬼台」，「斬妖台」的亂打亂鬥事件。事後，北大工作組處理了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劉少奇提議將此大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的簡報轉發全國，並為中央起草了轉發的按語。在毛這種咄咄逼人的斥責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劉少奇逐漸對自己的情緒失去了控制，特別是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實在忍無可忍，當眾頂撞起來，而且用毛本人常說的那句話來回敬他，表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這樣一來，不啻火上澆油，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藉口。毛隨後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布原定當天開的大會不開了，改為分組傳達這次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散會後，怒氣難消的毛認定劉少奇已經不可救藥，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為此，毛決定延長會期，改變全會原有的議程，著手從思想、組織等方面作了緊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不指名地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調整時期的所謂「右傾」問題，氣勢洶洶地擺出一副和劉少奇算總帳的架勢。毛的這篇東西隨後印發全會，作為與會者批劉的思想武器，全會隨即轉入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秘密派汪東興把本來已經告假的林彪從大連療養地緊急召回北京參加會議，為自己助戰，準備用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徹底鬧翻，把周恩來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這是自中共八大以來黨內領導格局的重大政變。實際上，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毛就已經開始繞過劉少奇，更多地倚靠周來辦事了，像全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辦的。對此，周恩來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他知道這是毛在政治上對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風以後，經過二十多年的考驗之後對他政治表現的肯定，而這正是他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來的心情卻並不輕鬆，相反更多的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這倒並不全是因為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點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難脫干係，更主要的還是深感前途叵測，又加毛這樣搞伊於胡底。毫無疑問，周恩來是決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但對毛究竟要往哪裡走，走到哪一步，卻是心中無數。眼下劉少奇的結局，更是讓他心存恐懼，不知什麼時候也會落得同樣的下場。在毛意難違的情況下，他只好以「保持晚節」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類信條來慰勉自己了。
周恩來的這種心情在會議期間不斷地流露出來。比如，他在大會的發言中，就檢查了自己「舊腦筋對待新革命」的問題，表示要經得起群眾運動的考驗，不斷地洗澡，「不然，我們總說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話了嗎?」強調「要以這樣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錯誤，大的小的，我就犯過大的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了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意見，拿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一些。」又如，會議期間，毛澤東讓周恩來過問清華大學的運動情況。這自然是個難乾的差事，弄不好就會惹火燒身。他非常清楚這一點，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這件事對我既光榮又艱巨」，「倉促上陣，搞不好就也會像工作組一樣被撤下來」，表示要知錯就改，說：「跟著毛主席跟不緊，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們這樣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對劉少奇這次在政治上栽跟頭，周恩來的心情也很複雜。長期以來，劉、周兩人一直存有某種「瑜亮情結」。劉曾經長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來對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對此，周本人心裡很清楚。儘管周恩來的才幹和資曆本來部在劉少奇之上，但黨內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對劉少奇有時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狹」也是有看法的。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兩人並沒有建立起十分親密的關係，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相安無事的背後，更多的是一種權力格局中對手之間的競爭。
不過另一方面，周恩來對劉少奇的為人還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認為他為人穩重，作風正派，看問題尖銳，注重個人的修養，因而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所以對劉氏落難的處境不免有某種同病相憐之感。當然，周無力阻止事態的發展，並且懾於毛的態度，也不會公開站出來替劉講話，但他從本心來說，不願意給毛當槍使，寧可被人說成鬥爭不堅決，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願意沖在前面當打手。這是他一貫的為人處世之道。
為此，周恩來在全會的發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學校派工作組並且堅持工作組不撤，「是方向性錯誤」，「深刻批評一下只有好處」;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擺進去，和劉少奇、鄧小平一起承擔責任，說：「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決定派工作組負責任」，以多少減輕一點對劉、鄧兩人的政治壓力。
在隨後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與會者迫於政治壓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紛紛向劉少奇開炮，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場面。林彪這時大概已經看出了毛澤東在鄧小平的問題上玩弄的權謀，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鄧來防範他的用心，所以在會上除了批劉之外，有意把矛頭轉向鄧，批他在編輯處理毛選四卷注釋的問題上，為他本人和二野評功擺好，指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在會後交權。在會上對劉、鄧兩人的批鬥中，周恩來則始終正襟危坐，保持緘默。
對於周恩來在批劉問題上的低調，毛澤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了某種容忍的態度。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貫為人--總是在黨內鬥爭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關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毛眼下正用得著周而不便過於為難他的緣故。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像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干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應該說，這正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在這次廢黜劉少奇、起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問題上，毛就採取了這種作法。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下決心換馬以後，首先把周恩來找去，把他剛剛寫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底稿拿出來交給周看，說：看來劉少奇是不行了，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後話鋒一轉，問周的意見。其實，毛這時早已拿定主意，決定由林彪取代劉作為接班人，不過卻故意藏而不露，反過來問：「你看現在的副主席裡面還有誰?」試探周的態度，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而且當時的情況也是明擺著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陳雲長期稱病，兩人早已不參與常委的日常議事。在剩下的劉、周、林、鄧四人中，既然劉、鄧不行了，那麼就只有周和林了。在這情況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絕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對此是心中有數的，因為周過去曾多次在中央領導核心內部表示過他只能當幫手，不能掌舵，並且對黨內能夠接班的人選作過劉、林、鄧這樣的排列。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自然順勢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來吧。這一提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毛很高興，當即拍板，並吩咐周按此進行部署。隨後，周恩來馬上安排飛機把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並召集會議，分別向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打了招呼。這就是林彪成為接班人的大體經過。
接下來，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周恩來繼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補名單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在八月六日晚間商定的，並由周報告了剛剛返京的林彪。常委內七人擴大為十一人，林彪作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劉少奇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實際上「靠邊站」了。本來，這一名單草案已經初步敲定下來，但後來卻節外生枝，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卻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這件事，提出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反而在名單的排列中從原來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應該往後排。她又向毛澤東反映陳伯達太老實，怕他頂不住鄧，陶鑄為人厲害，建議把他調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壓壓鄧。毛隨即採納了江青的建議，親自在周恩來草擬的送審名單上，將陶鑄的排名從原來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這樣一來，又完全打亂了原來正常的黨內排名順序，出現了令人棘手的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員干將陳伯達、康生在名單中分別排在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前面，而只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的前面，因而整個名單顯得不倫不類，不好拿出手。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由於周本人身為黨的副主帝，這樣的提議由他帶頭提出，不僅易於擺平黨內各方關係，而且也容易說服其他人接受。這和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職務，從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樣。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領導機構大調整的同時，周恩來還抽身參加了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主要文件《十六條》的最後修改。他和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來其中「黑幫」、「黑線」一類含混不清而又打擊面過大的提法，同時加入了某些限制規定，如：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幹部隊伍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
很顯然，周恩來此時已經嗅出了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所挾帶的暴戾之氣，小心翼翼地試圖對它加以某種約束。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心存僥倖，想遠事避禍的話，那麼當他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置身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面對鋪大蓋地而來的狂潮而無處逃遁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某種不易覺察出來的變化，那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儒家的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風，由被動捲入轉為積極投入。
周恩來的這種心態從鄧穎超身上也可以看出來。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另一方面又通過電話分別給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許廣平、史良、劉清揚、羅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這場運動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這場「考試」。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深明「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道理。這句話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傳話，送給他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當時蔣介石年事已高，急於安排後事，把權力交給蔣經國，導致陳誠與二蔣的關係日益緊張。周獲知這一情況後，傳話給陳誠「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勸他不要與蔣氏父子鬧得太僵。
實際上，這句話也是周恩來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天下大亂，滄海橫流之際，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下想正面與之硬頂，被來勢洶湧的狂潮所吞沒，而是像他後來多次所說過的那樣，積極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因勢利導地迎接它。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想法，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走馬上任，在天下大亂之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