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認識論與極權主義問題研究
不同的認識論基礎直接導致對於上個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共產黨、法西斯及納粹極權主義問題的不同認識，不同的語言描述方法、不同的極權主義理論。在筆者當年的反叛中，其後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所接觸到的各類學派及人，以及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中深切地體會到這一不同。為此，本節將分三方面來介紹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哲學探索，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探索，以及文化根源問題的探索中的作用。
1.對於極權專制的認識論思想根源的探究
1.1.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始於一九一七年出現的蘇聯共產黨政權和一九二一年出現的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後。對於這一專制，人們在描述分析它們的時候發現，它是一種歷史上從未曾出現過的專制，任何以往的概念、術語及理論都不適於它。為此，在它出現的同時就出現了對它在政治、社會、歷史、思想上的特點，以及產生的原因的研究。
生於一九〇二年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普普，在中學和大學期間經歷了這個專制的出現以及在上個世紀初期的歐洲精神及知識界造成的混亂影響。一九一九年，他十七歲的時候參加了一次由共產黨組織發動的學生運動，親自經歷了共產黨不擇手段、不顧及人命、操縱、利用學生運動，及其直接給民眾及社會造成的惡果。為此，他開始對共產黨及追隨他們的知識分子，對他們所狂熱地追隨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反省思索。由於他自己也受到過造成這種專制、這種對社會具有災難性的惡果的知識界的影響，也由於在一九年後，這一思想傾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給歐洲及世界連續帶來的災難，因此探究共產黨及法西斯專制的特點，他們在歐洲能夠產生並且發生影響的原因，特別是產生這個意識形態，社會影響，以及政治制度的思想原因，即關於極權主義和認識論的關係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客觀知識》……等著作，幾乎可說是具體、詳盡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之所以如此重視分析產生這一專制的思想原因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走向這條追隨共產黨極權主義的路，如果去除掉政治野心以及個人品質等因素，更多的人是因為思想方法導致。這就是說，觀念論的那種思想方法，也就是發生於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的意識形態化的體系化、教條專斷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導致人們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並且以此去建立所謂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社會及文化。
普普從對於是否有客觀性，究竟如何理解人類認識所談的客觀性問題開始，探究了整體論問題，本質主義問題、以及涉及知識論問題基礎的唯名論問題，進而在這個基礎上批判了整體論、歷史決定論。
閱讀過一點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人都知道，這種整體論和歷史決定論不僅和希臘哲學毫無關係，而且甚至也沒有經過中世紀唯名唯實論的探究，它們不過是在神學主宰世界時對於世界所有的那種專斷、教條的一元化全面用在世俗社會及思想問題上。這個傾向由黑格爾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了的國家或觀念，黨團或族群個人取代上帝及教會，人間共產主義取代天堂的世俗宗教傾向，貫穿在所有那些追隨馬克思開創的潮流的知識人的思想中，如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等多種著作，考茨基的六卷本的《唯物史觀》。事實上，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等著述中，普普已經徹底摧毀了馬克思主義賴以建立及思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包括他們不斷宣稱的唯物主義史觀問題。但是普普並沒有停步，他繼續探究了這種專斷思想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根源，提出開放和封閉問題，追溯到柏拉圖，比神學教條更為根本的認識論思想基礎問題。這個探究把極權主義專制的產生徹底地追溯到西方固有的二元論認識論基礎，即建立在人和自然，主觀和客觀的對立，以及對這種對立關係的具體研究上。
在筆者看來，這一對於二元論的基礎的探究涉及到了發生並且最終導致這一極端現象的極權主義最根本的思維方式的根源。這也就是說，沒有一種其它的專制，例如中國傳統專制會導致這種控制人的行為、思想、社會的一切的「徹底的一元論」的專制，這種「徹底的一元論」的專制只產生於歐洲或者說西方的這種「二元」的認識論基礎上。而這就讓我們看到，這種二元基礎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悖謬，二律背反的界限。
普普一生非常強調自己是康德的學生，是啟蒙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普普對於柏拉圖的理念論、對於其所帶來的封閉性的批判性的質疑追究，實際上完全是在康德對於認識論問題探究的道路上，可說是康德二律背反問題在政治哲學上的展開。
普普的這一探索給筆者的啟發還有，在不同文化的思想方法中，二元論的思想結構應該是比所有其它的思維方法，例如天地人互相聯繫、循環轉化的思維方式更多地導致排他、封閉及對抗。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歐洲歷史及文化帶來比其它文化更多的、不同形式的專制。
1.2.關於普普指向柏拉圖的認識論問題的探究中，即在重新思索普普對於柏拉圖的理念論與現代專制的關係的探究中，也在最近百年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和啟蒙思想問題的區別的探究中。筆者在此要再次強調：那種構造體系的觀念論的傾向，例如德國的黑格爾哲學，唯心主義哲學，成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哲學，實際上並不是希臘哲學，Philosophy意義上的哲學，而是一種經歷了基督教神學思想方法，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生的披著所謂哲學外衣的思想體系，即如中世紀前歐洲曾經用神學取代了希臘哲學一樣。政教分離後的歐洲，雖然經歷了文藝復興，希臘思想文化的復興，但是政教分離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新的既不同於神學也不同於希臘哲學的思想體系，它帶有神學的思想方法及構成方法，但是當然它不能夠，也不願意稱自己是類神學或世俗神學，只能夠稱自己為觀念論或者意識形態ideology。然而這個術語，觀念學說，或者說中文的思想學說，甚至在拿破崙那裡都是作為一句罵人話而出現的。為此他們更願意借用希臘的術語，用「哲學」來稱呼自己。然而它們卻不是哲學，Philosophy，它們是「意識形態」，ideology。
觀念論和神學一樣，是二元的思想方法的一種極端化、片面化的產物。
然而，觀念論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一種思想現象雖然在研究歷史和政治、社會問題上極為重要，但是在真正的哲學領域中，卻並非如此。即如我在最近的文章所不斷強調的：在哲學研究的傳統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問題沒有任何地位。因為無論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在希臘對於認識論問題辨析的哲學中，都沒有任何地位。準確說認識論問題，希臘哲學探究的是人何以以及如何認識外界，也就是對於具體的人的感知、認知、概念、範疇的辨析、認識。對此，絕對的客觀性、絕對的主觀性都是不存在的。
寫到這裡，筆者要加一筆。在哲學上，認識論問題方向上對於極權主義的探究，在普普之後，至少在孤陋寡聞的筆者看來，沒有看到有沿著康德思想的方向上更進一步的展開。但是在今年六月，筆者幸運地和布拉赫教授的幾位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已經有所成就的學生之一莫爾（Dr. Marc-Pierre Möll）博士聯繫上，收到他的來信。他在信中簡單而清楚地為筆者介紹了他以康德的思想為框架，即從康德的內在和外在自由出發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他認為內在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它受道德（意願）的影響。外在自由是行動自由，可以由此出發來討論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認識及定義。他希望能就這個方向和我進行更多的對話。
筆者非常希望以後有機會向莫爾博士進一步求教，在此，筆者藉此文對莫爾博士公開表示感謝。因為過去幾年，在筆者把握德國及歐洲曾經有過的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中，莫爾博士的著述《社會和極權主義制度：理論史上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Gesellschaft und totalitäre Ordnung: Eine theoriegeschicht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Totalitarismus；Baden-Baden，Nomos.；1998）一書讓我獲益非常深。它幾乎成為我進入每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去查看的書籍，大大地減輕了我的閱讀量，很多時候我可以直接沿著他的論述去尋找參考讀物，並且借鑑他的看法。他思路清楚，文字非常精緻、有特色。
2.政治學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認識論根源
在普普那裡，雖然出現過極權主義這個術語，但是他並沒有積極介入對於這一概念的專門討論，他也從來沒有把他的研究冠之以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他研究的是共產黨和法西斯、納粹專制發生發展的認識論根源，即它的思想和方法的根源，以及為什麼會導致那麼多的知識人受到它的迷惑，而誤入歧途。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普普的這一研究，對於認識論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是構成了所有關於極權主義研究，即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及文化社會學等的基礎，無論哪一個方向上的研究最後都離不開認識論、方法論問題。這道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因為認識論問題是古希臘所稱的哲學問題的基礎，即對於認識及其對象，人與自然，思維與客體的關係的探究構成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基礎。對這一二元問題的關係的不同展開不僅形成了不同的哲學觀點，而且發展出物理學、生物學、政治學等不同的學科。所以到現在為止，高等教育中研究基本知識的學科的學位，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等都稱為哲學博士、哲學碩士。
對於一九一七年出現的俄國共產黨政權、一九二二年出現的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以及德國一九三三年建立的納粹政權的專制的特點，最早的探究始於歷史和社會學的研究。一九一七年出現的共產黨政權所具有的極為不同尋常的專制特點不僅引起了一般歐洲知識界的關注，而且引起信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各國共產黨學者的批判，例如考茨基。這種關注探究首先是歷史和社會問題上的。對於這一不同於歐洲社會以前的各類專制的新的專制的出現，最初人們或是到歐洲以外，或是到歷史上去尋找解釋它的模式，例如有人認為它是一種亞洲式的，有人認為它是韃靼式的，有人認為它是一種返回原始野蠻狀態的專制，但是人們很快發現，到歷史上及到歐洲以外去尋找這種專制的來源及特點是徒勞的。為此人們開始用它是一種「現代專制」（Modern Dictator）來稱呼它。
極權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二三年，墨索里尼把自己對權力的控制稱為極權主義。這個稱呼立即被當時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的政治學者接受，並且開始運用它作為分析新專制的概念工具。隨後，在二十年代中期後這個概念進入德國，成為自由主義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的爭論內容。在二十年代末期後伴隨德國政局的變化，納粹的興起，迫害的加劇，這個描述也被推向法國、英國、奧地利等歐洲各國。三十年代中期後，此前在德國參加到討論中的左派知識分子瓦爾德瑪爾•古瑞安（Waldemar Gurian）、弗朗茲•波爾肯瑙（ Franz Borkenau）、齊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茲•瑙伊曼（Franz Neumann），以及弗格林、弗里德里希等或者流亡，或者移民到美國，極權主義概念及其曾經的討論也隨之被這些流亡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帶到了美國。
[page]
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九四六年流亡英國的德國著名的政治學者雷布豪爾茨（Gerhard Leibholz）立即就在英國的BBC電台呼籲人們關注未雨綢繆的冷戰，特別呼籲人們關注「極權主義」的繼續蔓延及對人類未來的威脅，強調繼續戰前就開始的極權主義的討論的重要。而就在此後，一九四七年剛剛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乃至人類社會，驚魂未定就立即被帶入冷戰，因此極權主義問題也再次迅速地成為西方最為關切的問題。從那個時候起，如何從政治上、文化思想上、歷史上認識極權主義問題，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時高時低地一直持續到今天。此間經歷了蘇聯的所謂解凍，七十年代的歐洲的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及所謂改革開放，以及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然而，進入新世紀後的日益動盪的世界形勢讓人們看到，它依然是研究理解時下世界問題的一把鑰匙。
在五十年代後政治學界以及歷史學界中，最著名的學者有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赫爾農（Klaus Hornung）和諾爾特（ernst Nolte），鮑爾曼（Friedrich Pohlmann）、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耶瑟（Eckhard Jesse）等人，其中德國波恩大學的布拉赫教授在八十年代更特別提出，二十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時代」。
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在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文字中十分有名。但是，據德文版的維基介紹說，流亡美國的阿倫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年開始積極從事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寫作的，四八年、四九年進一步做了補充，一九五一年她把這些文字收集成一本書出版，即《極權主義的起源》。
仔細思索、查看發生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至今幾乎百年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無論是政治學、社會學還是歷史學的各類不同的研究論述，不僅每一種對於極權主義的探究的傾向及結論都和它自己的認識論基礎有著深刻的聯繫，而且我們進一步還可以發現，占據主流的、最有成效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和普普所堅持的認識論基礎——啟蒙主義的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更準確地說，它同樣也是普普追隨的啟蒙主義思想在政治學領域的延伸，是普普推崇的哲學思想的擴展。對此，筆者在這裡簡單談以下三點。
A.在政治學領域，各類不同研究的認識論基礎及方法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於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態度及想要達到的結果不同。在過去將近一百年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研究，以及這些研究對於時下研究的影響中，可以說最有成效、影響最大的是基於經驗主義基礎的政治學研究。這方面的代表是法國的自由主義巨擘阿隆，二次大戰時移居美國的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以及戰後德國新一代自由主義學者的代表人布拉赫教授等。
這個我稱其為現代政治學的主流的經驗政治學，繼承的是文藝復興所復興的古希臘的思想方法及對學術研究的要求。它要求一個概念有具體的內容及特徵對應，摒棄那種無法具體對應到現實現象，無法準確運用的思辨玄學。為此，基於基礎的經驗主義政治學和社會學要求對於概念的定義是描述性的，其特徵能夠具體把握和驗證，說白了也就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應該是言之有物，這樣人們才能夠根據這個概念證實或者證否，才能夠根據這一基石做出有實際內容及思想的推論。
為此，對於新出現的「極權主義」概念的探究，經驗政治學如同物理學研究那樣，首先努力儘可能清楚地定義概念，提出可以觀察、證明它的存在的各種特徵，產生這一概念可以運用的社會現象的邊界條件，然後返原求證已經發生的各種現實是否能夠證實這一概念的定義及運用，繼而可以進一步運用這個定義及特點對於存在的現實做出分析及推論，觀察在未來的發展中，這個定義概念是否能夠較為有效地做出預言。如果不能或者證偽，那麼就必須要繼續探究，應該修改還是否定這個概念。
這是一種有效的、有實際內容的、不進則退的，非空談、思辨的研究過程，奠定當代關於極權主義研究基石的弗里德里希的工作就是這種研究的產物。他在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基礎上，在五十年代初期提出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定義及其六個特徵，奠立了當代極權主義研究的基礎及出發點。其後布拉赫等人在這個基礎上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則是經驗主義政治學的繼續展開及發展。
B.在以政治學和社會學為基礎對於過去二百年歷史的研究中，德國研究極權主義的大師布拉赫教授無論在關於極權主義概念、思想的研究中，還是在這個基礎上的「歷史」研究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研究二十世紀的歷史及政治學、思想史任何人都繞不過去的人物。
布拉赫的歷史研究和他的政治學研究一樣，同樣是建立在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的。布拉赫是二次大戰後德國歷史學轉折走向經驗歷史學的開創性的人物。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對民主制喪失權力問題的研究》，不僅在思想觀點上，具體的對於材料的開掘和把握上是開創性的，而且其在方法和認識論的基礎上，即在如何研究歷史，如何面對材料，如何看待一些思想觀念等問題上都開創了德國戰後新的歷史學、新的文化思想空氣。而這一歷史研究的基礎就是如普普一樣，啟蒙主義思想帶來的新的，返回到希臘的對於研究的重新理解——即認識論問題帶來的新的知識觀。他在德國明確地對抗了那種帶有中世紀經院神學特點的帶有目的性、人為的思辨體系性所謂歷史研究。
對於過去一百年及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布拉赫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則是，他為這個研究帶來了新的思想參照框架，他認為過去一百年的歷史是「意識形態的世紀」，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更進一步認為，可以用「極權主義的世紀」來稱呼過去百年來最根本的特徵。
用「意識形態」問題的變化作為描述過去一百年，或者說描述政教分離後歐洲社會的發展變化，可以說是他對於歷史研究的一個巨大的貢獻。這一框架可以讓人們更清楚、簡潔地看到歷史的變化，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性災難的思想及社會根源。而這個把意識形態問題作為根本性的參照物來解析百年的歷史，直接讓人們能夠一下子看到，在過去百年歷史中，極權主義在其發展變化中的作用。所以關於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世紀問題的提出，可以說在極權主義研究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貢獻。
同樣的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世紀問題，它之所以能夠在布拉赫和其它傾向的研究者那裡受到不同的關注，及不同的解釋，也就是為什麼布拉赫能夠提出這個問題，而不是別的什麼人，則全因為認識論基礎問題，方法論問題。
在經驗歷史學中，即在文藝復興後復興的返回希臘方法的研究中，啟蒙主義的思想研究中，哲學——Philosophy，和神學不僅在內容上不同，而且在認識論基礎上、方法上，對知識的理解上根本不同。希臘哲學的返回造就了與教條、專斷的神學的對抗，以及另外一個發展方向，造就了啟蒙主義思想及科學思想，以及近代科學的發生發展。
事實上，在這樣一種認識論基礎上人們能夠僅區別出的不僅是Philosophy和ideology，及哲學和意識形態的區別，而且還有theory——理論、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的根本的不同。理論是一種由前提經過邏輯演繹形成的自洽的描述框架，它只是多種描述對象的框架中的一種，當它不能夠描述對象的時候，它就應該自然地被修正或者棄置，而意識形態則是具有絕對要求的觀念系統，它斷言自己正確，並且要求人們遵循、遵守。這種根本性的區別只有在普普所遵循、堅持的認識論基礎上才會被認識到並且避免。
為此，在這樣一種認識論基礎上，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紀初期以來，政教分離以來產生的意識形態，說白了是一種新的「世俗神學」，一個僵硬的取代過去神學教條的世俗觀念系統。而這個看法就讓人們一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觀念思想系統和基督教神學系統一樣，具有的那種「宗教的封閉性、排他性」。而當它和世俗的族群聯繫到一起，並且讓這些族群群體作為一種絕對真理的占有者聯繫在一起的時候，這就成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麥克斯•玻恩所說的罪惡的根源：
「相信只有一種真理而且自己掌握著這個真理，這是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最深刻的根源。」
所以布拉赫的研究：他能夠看到意識形態問題的嚴重性，對於過去二百年人類歷史的影響，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決定性質，究其根本讓我們看到，沒有新的認識論基礎，不會有這種認識，也就不會有在這個基礎上構造出的對於歷史的新的認識及新的思想框架，不會有新的歷史學。
C.認識論問題與阿倫特的探究：
談到政治學概念中的極權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及其作者阿倫特，就不得不多談幾句。因為在中文社會對她及這本著作有很多不實的誤解，這些誤解不僅會影響到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理解以及以後的研究，而且可能誤導對於更普遍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政治問題的理解。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涉及的是阿倫特一書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中的地位及影響，其次則是它和筆者在本文所中心談論的認識論問題的關係。
關於第一個問題，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僅認為阿倫特是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而且是「最權威」的「專家」。而這樣的論斷和介紹，不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話問題，甚至可說說明他對於這一領域的探索的無知。這首先是因為，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寫作，即介入極權主義問題是在二次大戰後，即四五年後寫的一組文章。這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關於納粹及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據她說，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訂的時候擴充了關於史達林主義，即蘇聯問題的論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說，全書最後成稿於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於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國和英國分別出版了英文版。
[page]
這本書的德文版在四年後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並且修訂擴充。實際上，其後阿倫特這本書主要影響在社會及媒體，在不了解極權主義問題的人那裡，而在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專業領域中、在學術界，卻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獻。而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後展開的極權主義研究它的影響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說的第二個問題，認識論問題。
阿倫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認識論基礎無疑廻然不同於普普為代表的文藝復興後復興的希臘式的哲學探究。研究極權主義及阿倫特的專家認為，阿倫特的這本書是一本各種題材的雜文的拼湊，它沒有統一的方法，更沒有統一的思想研究基礎。就這本書的成書出版過程，及在當時討論時阿倫特自己的說法，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阿倫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採取了一種似是而非，環顧左右而言其它的迴避的方法。據阿倫特自己說，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為她感到一種外在的壓力。這本書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時候，在美國的書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國出版的書名則是《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閱讀此書中文本的讀者是否注意到，這本書實際上並沒有回答極權主義的「起源」是什麼。據研究阿倫特的學者說，這點阿倫特自己是意識到了的，她無法決定到底是什麼題目，但是由於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國和英國用了不同的書名。
對此，阿倫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號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承認：在結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遠遠少於她所想要的。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譯修訂的德文本的時候，她刪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結論，再次擴充了關於蘇聯問題的文字，同時把書名改為，《極權統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後，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國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訂，書名則改用了美國版的書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刪掉前言和結論後她特別為德文版重寫了前言。在這個前言中她說，「極權主義起源於歐洲民族國家的衰落和解體，以及現代群體社會（Massengesellschaft）的無政府主義的興起。」
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不僅她的這個對於「起源」的解釋言不及義，經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權統治，這個說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區別的。集權統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權力，但是卻還不是極權主義所獨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徹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權統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經是納粹黨員的德國政治學學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後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開始出現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描述的是一種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在一個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新的現代專制形式。它類似於政教合一，但是卻沒有更高的能夠約束人的神的存在的專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權統治、集權國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權力的集中，它並沒有涉及到一個社會的價值和倫理問題，或者說涉及徹底的對社會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統治及改造。
阿倫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對於此書所做的修改，應該和她在冷戰初期匆匆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一樣是有原因的。因為此間，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五四年蘇聯作家愛倫堡發表著名的《解凍》，緊接著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事實上，對於蘇聯共產黨政府的極權專制，阿倫特始終不願意把它和希特勒納粹的極權專制等同並論，她更願意稱蘇聯為「史達林主義專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則甚至公開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
關於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解釋之所以如此模糊、游離不定讓我們看到，正是她的認識論基礎、方法導致了她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這點進一步告訴我們，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不是近代啟蒙思想，自由主義傳統的產物。
其次，由於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論，有時候是思辨，有時候是一種心理推測，有時候是現象堆積，有時候是觀念羅列，著名的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甚至在給她的信中說，她在這本書中使用了「情緒性方法」，做了過多的判斷。因此這本集成的文字，從根本上可以說「不是研究」。而對於她的「看法」，如果不說這些看法是否是錯誤的，那麼至少可以說她既沒有說清楚她所主張的極權主義的概念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極權主義的起源。而這個事實就註定了不僅讓她的這本著述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對於學界的「研究」影響甚微，而且在未來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也肯定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阿倫特的這本書由於它的卷帙，由於它出版的時間，至多它可以作為一種平行於那一時期出現的弗里德里希的極權主義研究的歷史現象，出現在思想史中。
3．極權主義研究的深化——世俗宗教問題研究的認識論基礎
3.1.極權主義研究的第三階段：世俗宗教問題：
對於最近二百年來歐洲，甚至可以說西方給世界帶來的災難的研究的第三部分，一個已經或者說還正在展開的部分就是對於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文化社會學的研究。這就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後被弗格林（Eric Voegelin）和阿隆分別從不同角度，即不同的出發點提出的政治化宗教（politisch Religion）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後來弗格林和阿隆都不同程度地進一步使用了「替代宗教」（Ersatz Religion）、「世俗宗教」（Säkular Religion）來代替政治化宗教一詞，阿隆甚至說，他感到用「世俗宗教」來替代「政治化宗教」的說法更為恰當。他公開聲稱，在政治學思想領域中，他的主要貢獻不是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而是對於世俗宗教問題的提出。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我已經開始陸續對中文界介紹，不久我還會有一篇如以前對於極權主義其它問題的研究那樣的有關這個題目的專門文字。
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和納粹「產生於基督教社會及其文化」，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居然對於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不僅睜眼不見，而且在有那麼多名家進行了研究的文獻面前還要爭論。
事實上，極權主義產生於歐洲文化歷史，這個問題不僅是一百年前面對蘇聯共產黨政權、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歐洲及西方社會的主流學界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而且是經歷了八九年的歷史性的事件後再次陷入危機的西方，時下繼續在更為廣泛地、深入地展開對此研究及及討論。
和一九三〇到八〇年代的五十年相比，最近三十年，對此的研究特點是越來越具體化、經驗化。為此，德國學者邁爾（Hans Maier）不僅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主持了由大眾汽車公司資助的研究項目《政治化宗教和極權主義》，並且為此已經出版了三巨冊的文集，從理論上、歷史上、案例研究上，第一次全面描述這個研究的歷史現狀，而且他自己也從多方面研究了極權主義和基督教的關係。邁爾已經出版了《政治化宗教》、《宗教的雙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現代政治化宗教》、《沒有基督教的世界將會如何？》。
布拉赫先生的學生
在布拉赫學派的創生地，德國研究極權主義的重鎮波恩大學，一系列詳實全面的對於這一問題研究的書籍以及博士論文由布拉赫教授奠立極權主義研究專業叢書，「極端主義與民主系列叢書」（Extremismus Und Demokratie）中湧現出來，例如：
馬庫斯·胡特訥爾（Markus Huttner）的《極權主義和世俗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äre Religionen，1999）；
弗爾克爾（Evelyn Völkel）的《極權主義國家—世俗宗教的產物？》（Der totalitäre Staat- das Produkt einer säkularen Religion?，2009）；
科羅岑-馬德斯特（Ulrike Klotzing-Madest）的《東德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一種政治宗教？》（Der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DDR- Eine Politische Religion?，2017）……。
與此同時，義大利著名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學者根提爾（Emilio Gentile）出版了《作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2006），全面地分析了最近一個世紀世界政治變化與基督教文化及社會的關係。
對此在這裡，我要提醒中國讀者必須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裡所有提到的、在這個研究中所使用的「宗教」（religion）一詞，幾乎都可以等同換成「基督教」一詞，這樣可以讓人們更為準確容易地理解。例如邁爾研究的實際是「政治化基督教和極權主義」，「基督教的雙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的現代政治化基督教」。因為邁爾及所有這些學者所說的「宗教」就形上學的前提來說根本不能夠用佛教、道教來替代「宗教」這個詞。而這就更理所當然地讓人們看到，時下有人居然如此使用的「儒教」來指謂「儒家」，那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極為荒誕的事情。
3.2.在此，對於這個問題，我再次特別強調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首先基督教和當代極權主義的關係的研究在西方已經是一個經驗研究的題目。沒有對於概念如何清楚地定義、區分劃界，沒有具體的事實變化和內容的描述，就不能夠進入這個領域討論。目前流行於中文世界的那類的意識形態化的談論，在學界已經毫無立錐之地。
例如德國的邁爾提出，表面上看來毛澤東雖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也對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人們可以通過具體的研究，即毛澤東的語言方式、隨之而來的語錄出版、存在形式，檢閱儀式，發動運動的方法，政黨組織以及運作都是基督教式的。
德國學者羅爾瓦瑟爾（M.Rohrwasser）則更是具體地研究了共產黨社會的語言很多根本就是直接沿用的基督教宗教傳統中的語言，例如異教徒、持不同政見者、異端分子、叛徒（Ketzer、Dissident、Häresie、Verrat……）蛻化分子、清洗等等……。
弗里德里希則在對魏瑪共和國、極權主義發生、發展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要實行極權主義首要的就是粉粹傳統社會的結構，各方面讓它基督教社會化。他直接指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的建立、北伐完成的就是這個過程。中國沒有這個過程不可能有後來的極權主義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及鞏固。而幾乎絕大多數極權主義問題研究者都針對共產黨社會依然需要和西方整體類似的表面的政黨制、表面的議會存在，即中國到如今還要裝模作樣地要例行地開所謂兩會，可以完全說明極權主義的產生和存在必須要在基督教社會的這種教會式的結構形式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德國另外一位自由主義大師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極權主義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對一切文化傳統的存在，反對近代人權價值。事實上這個反對一切其它文化傳統的一元論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論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結果。共產黨社會沒有神，但是卻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點繼承了下來。然而，這種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結構的高度的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的特點，卻絕對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不是儒家，甚至也絕對不是道家乃至佛教所可能具有的主張。
當代中國人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看不到傳統中國專制和當代極權主義專制的區別，妄談儒家，其實正是真理部對於這個社會的精神的改造的結果，那就是，他們在看任何以前的著述，都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了。其實對於這代人來說，即便是去看看距離我們不遠的，出生在傳統教育下的那些研究者的文獻，即梁啓超、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乃至當代的余英時、許倬雲先生的著述，就可以知道如何理解歷史及文化，如何看待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及思維方式，以及它們和中國文化傳統思想的根本區別。而造成這代人看不到這一切的，則又要回歸到本文作者強調的——認識論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