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反「文革」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劉文輝同案倖存者、劉文輝胞弟劉文忠
五十多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共中央又於1966年8月8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此後不久，上海青年技術工人、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劉文輝先生寫出小冊子和傳單，明確反對「文革」、反對「十六條」、反對專制暴政。他於當年11月26日被逮捕，於四個月後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槍殺，當時30歲。
劉文輝是目前所知因為反「文革」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在今天的節目裡請繼續收聽長篇專訪與劉文輝同案的倖存者劉文輝的胞弟、現在上海的劉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四輯：憶難友、話當前。
劉文忠：在監獄裡碰到最多的是一些追求胡適獨立思考的人，給我一生受益不少
劉文忠：「這13年當中，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是監獄的磨難，等於讀了一個共產黨的監獄大學。
因為我是個政治犯，特別是在第一看守所的四年多，基本上都是跟一些政治犯，而且是重要的政治犯呆在一起。因為大陸的政治犯當中有一句話『北有秦城監獄，南有上海第一看守所』。華東地區重大的政治犯基本上都在第一看守所。我19歲進去就在第一看守所，兩次（共）四年多里接觸了很多政治犯。
比方說難友陸洪恩先生，是上海交響樂團的總指揮，當時我（按序號）『座』在他旁邊。陸洪恩比我早進來，他是1966年5月份進去，1968年4月份……他比林昭被槍殺相差一天，是28日。他在上海被拉出去槍斃的。」
主持人：「最後的時刻，您說他是哼著……」
劉文忠：「是貝多芬寫的《莊嚴的彌撒》，這是非常著名的貝多芬交響樂裡面的一個。陸洪恩像我哥哥一樣，作為『未決犯』拉出來，判死刑，拉到萬人的公判大會上。他在被槍斃以前是遊街，沿著淮海路一直用卡車遊街，到龍華機場那裡槍殺的地方把他槍殺。
我們自己的難友，『文化大革命』槍殺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1968年，基本上槍殺都是1968年。因為1968年才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奪權成功，成立。公檢法被取消，應該是三月。
我進去兩次，四年多里接觸了很多政治犯。比方說陸洪恩先生，以及我在四監獄碰到的龔品梅主教。特別是我自己感覺，監獄裡碰到的最多的就是一些追求胡適獨立思考思想的人，一些有良知、有膽略能夠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給我這一生的受益是不少。」
劉文忠：在監獄裡經常碰到些傳教人，牧師、神父，他們的精神道德給我印象特別深
劉文忠：「還有一些傳教人士，我當時印象很深，在『文革』十年當中，基本上在監獄裡經常能夠碰到那些傳教人，一些牧師、神父、主教啊……都在裡邊。所以他們的精神道德，以及道成肉身的精神，給我印象特別深。」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的幾位，包括陸洪恩、樞機主教龔品梅，還有其他一些傳道人，另外也引出一個話題，您的哥哥劉文輝他在基督信仰方面有沒有進入這個信仰？」
劉文忠：「我哥哥沒有入過教，他在監獄裡也沒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教徒。因為他在監獄裡時間很短，四個月。
他唯一能夠接觸宗教是他在小學時。父親告訴我，當時託了一個外國天主教神父，送他到一個宗教學校，待了好幾年。所以他是小時候初步接受了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一些仁愛啊，一些作人的道理。信上帝說的人是有罪的……這些。
但是我哥哥他後來成長的時候，一直是沒有機會跟宗教發生什麼關係。再說我家庭當時也不可能有信教的，我父母也不是教徒。
而我現在是個基督徒，這跟我在監獄裡有關係。因為呆了這麼長時間，給我的印象一直比較深。所以，我出來以後就是個基督徒。」
劉文忠：「文革」10年是中國最無法無天的10年，把公、檢、法全部打爛
劉文忠：「還有一個你剛才問到的問題，就是我在監獄裡13年受到怎樣的待遇。
我首先要說明一個問題，我進去時是1966年。『文革』的10年是中國最無法無天的10年。因為『文革』1966年時，共產黨的『造反』就是把公、檢、法全部打爛。
1967年我三哥判決時還有法院，還有檢察院，到1968年，像林昭啦……當局開始殺政治犯時，已經沒有檢察院，也沒有法院。當時的中國只有一個組織，叫『公檢法』，三位一體建一個『革命委員會』。所以當時作為一個政治犯，政府要你死，是太容易了。他給你戴什麼帽子，判你什麼罪，你沒有……
所以在當時的監獄裡，我們的生活非常苦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1966年進去時，還有一個法律程序，比方我們還一天能夠吃三頓，或者那時候『造反派』還沒有造反，打啊，肉刑啊什麼還沒有。但是到1967年、1968年那時，是無法無天。我所看到的一些難友，包括我本人，受到的虐待都是有的。要談這故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一般在監房裡有規矩，不能亂來。但是，為什麼我最接近的兩個難友，一個是陸洪恩……陸洪恩當時的死亡、我後來的判刑都是在1967年1968年，那時的監獄是失控的。正常的典獄長、看守所長他們都被『造反派』調走了。進來的都是一些所謂『革命的軍人』，來代替他們。所以，當時的監獄裡管理比較混亂。在監房裡要講話，或者私下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平時是不大可能的。」
劉文忠：終身盲人修道士金林生被監禁六年後，死在獄中
劉文忠：「我記得陸洪恩除了跟我聊聊知心話，他跟一個人聊得比較多，是我們監房裡一個盲人修道士，叫金林生。是終身盲人修道士，他在第一看守所被關了六年，最後死在裡面。他在裡面反抗的程度不亞於陸洪恩，一直是在絕食……政府要他什麼，他完全是抵制的。他每天就是祈禱、向上帝懺悔。被人檢舉揭發，老是批鬥，或者上鐐，他始終沒有屈服。」
主持人：「他死時多大年紀？」
劉文忠：「50多歲。他比陸洪恩大。我離開以後，他還在裡面。『文革』結束後，我被放出來，到徐家匯天主教堂去看我在第一看守所碰到的一個神父。我向他們打聽金林生。他們告訴我，他總共在第一看守所蹲了六年，我離開以後，他還在第一看守所，兩年後死在裡面。是絕食以後身體垮掉了，死在裡面。」
劉文忠：天主教樞機主教龔品梅1955年進監獄幾乎關了31年，我們曾被關在同一樓
主持人：「您提到龔品梅，龔品梅和陸洪恩、與您並沒有同時在一個監室（劉文忠：沒有），（遇到龔品梅）是後來的事情，對嗎？」
劉文忠：「對。我是判刑以後到四監獄，作為一個殘疾人，當時我被分配到一中隊，是大刑犯中隊，是一些我們殘疾人跟老年犯蹲在一起。我那時在一中隊頂樓，就是四樓、五樓，跟龔品梅在一個樓面。我是第四組，他是第五組。
龔品梅，他就是……1955年在中國宗教界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情，叫『九八事件』，9月8日，就是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龔品梅當時是上海、南京、蘇州三地區的主教，是梵蒂岡封的。他在中國監獄裡1955年進去，幾乎關了31年（被判無期徒刑，關押30年後假釋）。我是聽徐家匯天主教堂的難友告訴我的。但是龔品梅平時你要跟他接觸非常困難，因為他是個特殊人物，是單獨一個人關押的。
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因為當時我們在四監獄搞學習班，所有的新犯人都要進學習班。學習班是三個月。就是『檢舉揭發、交代餘罪』這樣一個過程。當時搞了九個月，，批判這些宗教人士『以龔品梅為首的，他們在監獄裡散布反動的宗教信仰』，就是所謂『批唯心論』。就是這些宗教人士在監獄裡宣傳上帝、耶穌，他們說『要批判，這是反動思想』。
我那時記得，最後一次龔品梅……平時批鬥，龔品梅不大參加，因為政府對他都知道，這個人海外關係比較重點，特別是梵蒂岡一直在關注他，歐洲英國、美國他們都很關注他。所以在批鬥會上不允許其他人對他動武，或者動手動腳。所以他最後一次時……是政府負責人，就是學習班結束，要求龔品梅最後表態，通過九個月這樣子洗腦批判，他是不是承認自己思想反動怎麼怎麼樣的，這樣一個過程，但是龔品梅他不承認。當時我是參加過這個會的，我在書上寫到過。」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龔品梅主教被關了30多年……」
劉文忠：「31年以後，就是一九八幾年的時候，當時是國際上有七個國家……就是美國跟中國建交這個過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要求釋放龔品梅，後來鄧小平答應放他出去的（假釋後兩年半，1988年1月當局稱『提前釋放』。允許他赴美）。
但是據他們說，釋放時要寫『龔品梅通過30年改造他的成功，認罪了』，但是龔品梅拒絕簽字，他不承認。」
劉文忠：1978、1979年平反時，很多政治犯離開大陸到海外，留在國內的少之又少
談到當年難友後來的去向，劉文忠先生說：「1978年、1979年平反時，像我們這些政治犯，有些人年紀很大，到今年大多數走掉（離世）。因為我當年19歲，當時四、五十歲的人，當然大多數人走掉了。
還有很多人離開中國，據我知道1979年平反時，我們政治犯有句話，叫『勝利大逃亡』，就是凡是有海外關係的，家庭出身或者跟外面有關係的，都是在1978年、1979年平反時想盡一切辦法離開大陸了，很多政治犯離開大陸到海外，留在國內的人少之又少。」
劉文忠：計劃在70歲生日聚會上向親友贈送新書《反思吧！中國》國保不允許
2016年是「文革」50周年，劉文忠先生在中國大陸之外出版了他的新書《反思吧！中國》，他想在自己70歲生日聚會上向親友贈送這本書，結果又遇到了麻煩。
劉文忠：「國保局告訴我『出版屬於違法，如果這天要送的話，要沒收，甚至要取締』。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辦法。
我問他們『我的（生日）宴會可以舉行吧？』他說『可以的，只限於你自己的直系親屬。不應該請那些不該來的人，或敏感的人』。當時問他們『誰是不該來的人？什麼是敏感的人？』他們開始不告訴我，後來告訴我『你請的一百多個人裡面，有幾個是獨立筆會的人，還有一些是老右派。還有一些是社會上名字在網絡上比較敏感的人。今年是敏感期，是文革50周年，你在這個50周年，用這本書的形式釋放出去，你要起什麼作用？還有，這些人聚在一起，他們再發表感言的話，會對政府……怎麼怎麼』，所以當時不允許，這是第一次。有兩次。
（4月）24日生日會的時候，非常可悲，我妥協，招待了自己的四桌親人。但是他們不放心，在我的對面還有國家安全局10個人，陪我吃飯兩個半小時到結束。」
劉文忠：國保找我談話，讓我少接受採訪，別去公園演講「文革」50周年和「六四」
劉文忠：「到5月20日國保局又再次上門，他們命令我，第一個就是叫我少接受海外記者採訪。說我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因為他們說網絡上現在談『文化大革命』，我哥哥的信息很多，要我不要去配合，不要在網絡上或者怎麼樣。另外就談到『六四』，6月4日希望我最好不要接受外面的邀請等等。
5月22日國保局又有兩個人找我談話，他們說，我在上海公園裡參加公民活動，『民主角』演講好幾年了，影響非常不好。今年是50周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日子，希望我不要到公園裡演講。甚至威脅我，說人家檢舉我『在公園裡散布了顛覆國家的言論』。我聽了感到好笑，我說『你們可以告訴我，哪個是叫顛覆國家的言論？你們不會像文化大革命一樣，說是反革命的防擴散言論吧？』」
劉文忠：國保警告不許我參加6月4日南京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紀念活動
劉文忠：「5月27日國保局又找上門，他們希望我不要在6月4日到5日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去南京參加由台灣組織的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活動。我當時難以理解，這個事情（他們）怎麼知道的呢？再說，孫中山是中國人民的國父，共產黨也承認的，有什麼好怕？再說如果南京要組織孫中山紀念活動，一定要南京市政府批准同意的。
他們告訴我『台灣的這些組織是有意挑在6月4日，是最敏感的六四，來組織這個會，所以這是有陰謀』。我後來就問台灣方面邀請我的人，他們告訴我，實際上孫中山死確實是3月12日，但是為什麼選擇6月4日，因為6月1日是孫中山在南京中山陵下葬的日子。6月1日又不是星期天，星期天正好是6月4日，所以在這個6月4日活動。但是再解釋也沒用。他們警告我不許參加。」
劉文忠：國安追問我的新書出版背景，因為我要反思「文革」而帶來的被恐嚇生活
劉文忠：「5月30日，我記得晚上八點鐘，『美國之音』跟我聯繫採訪。第二天，國家安全局又找我，警告我。最近國保又找過我一次，他們說，領導想知道我最近在台灣出版新書，台灣在做廣告，我寫的是什麼書，出版社的背景是什麼，誰介紹和推舉的？台灣方面會宣傳嗎？希望我出的新書不要流到大陸上面來等等，這就是我說的『文革』五十年，我要反思『文革』，而帶來的這些恐嚇生活，所以我感到是非常……」
劉文忠：今年5月16日全天國內媒體噤聲，第二天零點《人民日報》發文，怪事
主持人：「您講的是此刻您的處境和周邊一些情況，如果要是從全中國的狀況來看，您還有要說的嗎？」
劉文忠：「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總感到非常難以理解的一件事，就是50年以前發生的這場災難，對我們個人和家庭、對受害人都是一個災難，是活生生的一個現實，難道不允許我們談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年『文革』50周年，5月16日這天，誰都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發動《通知》的那天。我一直在關注5月16日這天，我們全國所有媒體，全部噤聲。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好像50年前一點沒有發生過這個『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從海外、香港、台灣，以及世界各國媒體、網絡當中都知道，特別是華人的刊物，都在談論50年前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全世界的華人，包括外國人，都在幫我們反思，希望中國人醒悟。但是我們只當好像沒有這件事發生一樣。
我一直在觀察，5月16日這天整整到17日凌晨零點，總算在海外的媒體壓力之下，政府媒體（《人民日報》）半夜裡發表了一篇文章，任平寫的《以史為鑑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匪夷所思，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從來沒有在半夜裡發出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強調，官方再次否定『文化大革命』。這種怪事怎麼會在中國發生？」
劉文忠：如果中國人民始終遺忘過去，一切向錢看，我們這個民族還會進步嗎？
劉文忠：「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願意全民老百姓來討論50年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或者對『文革』做一個徹底的清算，或者對『文革』做一個徹底的反思，究竟我們的政府怕什麼？反思『文革』，或者我們現在要把『文革』的真相揭露出來，對社會有什麼風險？
但是，我在網絡上也看到很多。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網際網路年代，如果一旦在中國大家能夠討論50年前發生的這件事，通過網際網路，這樣中國一定會引起一次全民大討論。從全民大討論，一定會引出一場非常激烈的從清算『文革』到清算當年執政黨罪錯的一樁事情。所以，這無形當中就會使政府感到害怕。
我想政府一定知道。鄧小平曾經在黨內也警告過，『清算文革等於清算毛澤東，等於清算共產黨』。鄧小平早就告訴這些既得利益（者），『文革宜粗不易細』，就是遺忘過去，一切向前（錢）看。我想，如果中國人民始終遺忘過去，一切向錢看的話，我們這個民族還會進步嗎？絕對是屬於倒退，這是我最難以接受的。」
劉文忠：「文革」血淋淋的印記在我身上，作為有良知的人，我絕對不會放棄反思
劉文忠：「人家一直在問我，包括我的妻子，她一直在數落我，意思是說我『還不太平，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還談它幹什麼？現在的日子……又要找麻煩嗎？』實際上對我這種『文革』過來的人，很多人是難以理解的。因為這個血淋淋的印記在我身上，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能獨立思考的人，我絕對不會放棄反思這個問題。
更何況我現在是個基督徒，我一直在說『上帝要我做什麼？』當然，上帝要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定要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要贖罪，要反思，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寫書也好，寫『文革』回憶錄也好，寫我的遊記也好，一直帶著反思的眼光。所以我今年剛剛出了一本《反思吧！中國——一個基督徒的殘疾老人行走百國》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引起政府這麼大的反感，說我政治上怎麼有問題。說『共產黨要你反思幹什麼？共產黨自己不會反思？』我說我們的政府如果能夠反思，我們民族也不會今天到這樣的地步。
我一直給我兒子講父親的一些經歷。我兒子勸我『父親，你什麼時候能夠忘記這些沉痛的經歷，走出這些歷史的陰影？』我說『你錯了，這些歷史的陰影不是我要走出，而是我們的民族，如果這個文革的噩夢不要它再發生的話，只有徹底反思文革。不反思，怎麼走出陰影呢？』所以我一直告訴我兒子『父親的期望就是，我作為一個基督徒，能活在世上，我一定會懺悔贖罪反思』。
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我只懂得一個道理，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一個人、一個家庭，如果不會『反思』，不會總結教訓，那應該是沒救了。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現在帶來的麻煩也好，承受的阻力也好，這些都跟我這種想法有關係。」
劉文忠：我的大姐和二哥已經離世
主持人：「您有幾個孩子？」
劉文忠：「我只有一個孩子。」
主持人：「您的家人……父母已經過世，你們九兄妹，除了三哥劉文輝殉難以外，其餘的八個人現在狀況怎麼樣？」
劉文忠：「其餘的八個人里兩個人也過世了。一個是我大姐，因為『文革』當中她受的折磨比較大，父母都寄住在她那裡，所以她『文革』中受到陰影……走得比較早。還有是二哥（過世）。我二哥是家裡唯一有紅色痕跡的一個共產黨員，也就是當年『抗美援朝』啊革命幹部，但是在家庭里他也是跟我們格格不入，特別是跟我。
當我寫書時，他就非常反感，他認為在一個家庭里我是鄙夷他的。家庭里其他的人也是捧這個老三，提起這個二哥，說他愚昧呀，說他被共產黨洗腦洗得……
當然，從良心上、從骨肉當中，我們也知道這個二哥他有他的難處，在當年蒙難的家庭當中，也多虧了他有一點點所謂的『革命的陰影』哪，能夠保護父母，否則父母更慘。但是價值觀和立場是完全不同。所以對三哥的看法和對二哥的看法絕對是兩種。」
劉文忠：很多大陸居民患上「文革」傷痛陰影恐懼症，不願意談。我們家一半人如此
劉文忠：「最大的大哥還在，現在96歲」。
主持人：「很高壽。你們現在是六兄妹，目前對於三哥劉文輝的事情除了您以外，還有人在談論這個事情嗎？」
劉文忠：「實際上這個事情講了是比較心酸的，對三哥的敬仰和對三哥的心痛大家都存在。但是你也知道，你們住在外面，跟大陸上面認識完全不同。大陸上面都有一個陰影，這個陰影就是遺忘，不願把自己過去比較痛的事情翻出來。
很多大陸上的居民，都患上一個『文革』傷痛陰影的恐懼症。很多人都知道，跟自己的下一代人多談『文革』，把家庭的災難告訴他們，會給下一代人帶來也有一種不好的結果，或者（不）安全的結果。
所以很多人在我們的黨文化下，在我們現在的這種宣傳，就是『忘記過去，一切朝前看』或者『聽從黨，服從黨，跟著黨走』啊，所以很多人都心甘情願把『文革』當中所經歷過的這些傷痛和陰影掩蓋起來，不願意談。我們家庭同樣如此。
儘管我們家庭發生了這麼樣的苦難，但是據我知道，我們家庭當中至少有一半人都不願意談這個。而他們小一輩人也是這樣。聽了我們（作）父母（的）過去每年相聚，去掃墓，他們也會說『老是談這個東西，有意義嗎？』或者是『有必要嗎？』
這種事情在中國的每個家庭都存在。這可以說是當今社會對50年前的『文革』不能反思的一個真正因素。」
劉文忠：我家還是有一部分人堅持紀念我三哥，反思「文革」，對孩子做啟蒙教育
劉文忠：「但可取的是，在我們家庭當中還是有一部分人，比方我啊，我三姐啊，或我四哥，一直在堅持紀念我三哥，反思『文革』，對他們自己的孩子經常在做這方面的啟蒙教育。這個還是存在的。」
劉文忠：海外今年談「文革」比較多，對「文革」的揭露，對大陸有巨大觸動
主持人：「您對於國內對『文革』的回憶和記憶，剛才談到了。對於海外的一些『文革50年』的討論，也許您也有機會看到一部分。您覺得在這個討論中……如果您有什麼對於走向性啊，或者其中一些觀點的肯定、或您不同意……假如您有特別要說的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講一下。」
劉文忠：「海外我知道談『文革』今年人比較多，大多數還是比較正確的，或者實事求是地把真相都說出來。當然也有少數的那些海外的既得利益（者），或者受黨所控制的一些媒體，他們也會唱些反調，這都無足輕重。
但是我知道海外對於『文革』揭露的影響，對大陸還是有巨大的觸動。我在網絡上看到很多揭真相、揭內幕啊，都是海外網絡上傳過來的比較多。因為國內不大可能，也不允許這樣來談這個問題」。
劉文忠：「文革」真相總是真相，任何人不能篡改，遲早還原真相，我對此堅信不疑
劉文忠：「我總感覺，『文革』的真相總是真相，歷史是不由任何人能夠隨意篡改，或者一個執政黨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真相總要還原。所以這是遲早的事情。我對這個堅信不疑，所以也非常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