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豐，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鬥爭十八年》，寫了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醒悟，到選擇自由的曲折歷程，轟動一時。五十年後，余英時教授在寫給司馬璐的詩里還提到「曾讀鬥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
司馬璐曾揭露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是「叛徒」並非「烈士」。司馬璐在1992年接受訪談時指出，江澤民的「烈士養父」江上青是「叛徒」，並非是「烈士」；司馬璐稱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但是沒有向中共交代被抓後發生的事情。司馬璐說：「現在中共說江上青是烈士，當時我記得組織上告訴我他是叛徒，在替國民黨搞情報，叫我不要跟他接觸。」
司馬璐先生於今年3月28日（周日）在紐約市法拉盛的安老院辭世，享年103歲。
《鬥爭十八年》
司馬璐
初版自序
從一九三五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在鬥爭中成長；也在鬥爭中繼續摸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中國是不幸的，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尤其不幸，我們都還在應該受基本教育的年齡，都還剛踏進這個社會，我們就被捲入了政治的暴風雨中。我們熱情奔放，動機純良，以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尋求改革中國的圖案。但是，在一個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國社會中，青年在思想上沒有正常的出路。於是，一陣風暴，就把我帶進了中國共產黨。
這書中所寫的，是我個人所遭遇的悲劇，也是我們這一整個時代的悲劇，我們這一代多數青年的悲劇。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報告，我控訴，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前面。歷史的殷鑑不遠，悲劇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產黨人的邏輯上說，整個歷史是一篇大謊話。僅僅為了某一個時期的政治目的，他們才搬出一套欽定的偽造的歷史。他們把竄改歷史，看作是兒戲，毫不引為羞恥。
一部黨的欽定的歷史，也要常常經過一變再變——適合一定時期的情況和領袖的需要。奉命寫黨史的人，都要隨時準備以身殉黨。何況我這種對黨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們自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一句都不認帳。他們以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但是，比較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者當日和我共過患難的一批同志，假如他們還僥倖活著，天良並未完全泯滅的話，他們是應該為我這本書中所控訴的一切挺身作證的。
在本書中，我反覆的說，我絕不為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大陸變色以前，許多讀書人整天爭爭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爭高下。等到共產黨人把他們一個個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貼貼。我不能說這是「自由」的錯誤，而是說，我們任意糟塌自由，不善於運用自由，就無意間做了共產黨人的幫凶了。
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自由和進步是分不開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產黨人要綁我們的手足，就要毀滅我們的自由生活，我們要衛護我們的自由，不要糟塌我們的自由，我們要爭取擴大和提高我們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馬璐序於香港
第一章我是貧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中國掀起了偉大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與青年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提出「科學」與「民主」，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軍閥的統治；這些軍閥為了剪滅異己，鞏固自己的勢力，不惜賣國媚外，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卻同意以山東的全部利益轉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氣義憤填膺，在北平知識份子的指導下，如火如荼的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的爆發。
當時在廣州的護法政府是一個革命性的政府，全國人民也對他們懷著熱烈的希望。可惜他們並沒有很好的領導這個運動，和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結合起來，而不久之後，許多留日參加五四運動的國民黨人大都熱心「從仕」去了。可是這時候，正當俄國革命的初期，列寧正密切注視中國革命的發展，對於中國內部的動亂一點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後，中國舊文化的基礎動搖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沒有能夠及時接應得上，而共產主義的毒菌，卻在這時侵入了這個悸弱的病體，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他們以革命的外衣，盜取了五四運動的光輝，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悲劇就這樣開始了。
我出生的地點是江蘇蘇北泰州的一個大鎮——海安。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門前的一條河流和屋後的一座小丘。丘名鳳山。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庭院好玩，也進不起學校，爬山和嬉水就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了。
這條河，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運鹽河，兩岸是蘇北魚米之鄉，出產豐富。但是農民卻終年過著悲慘的生活，災難頻仍。每當收穫的季節過後，農民們首先要把他們的穀物償付高利貸，壯年男女就丟下家，到上海去幫工打雜。我們眼看著糧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從這條河流運出我們的家鄉，而換來的卻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傳運鹽河的兩岸，從前都是鹽場，我們的家雖然距離海邊只有六十華里，但是我們卻一直也沒有機會到那一帶的海邊去觀光過，有些農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們用手推車把海魚和「私鹽」運出來，換點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稅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們的家鄉，駐紮的稅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這些稅警，他們平日任性縱慾，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簡直形同匪盜，孩子們都遠遠的避開他們。
我們小時候最愛聽的是張士誠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來是我們家鄉的一個「私鹽販子」，憤於虐政，率眾起義，他起義的地點就是我們屋後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義堂，為當年張士誠所建。多數的史家都把張士誠寫成流寇或「鹽匪」，然而在我們這些孩子中間，他的英雄事跡極受我們景仰。每聽到生動之處，我們一個個都眉飛色舞，歡欣雀躍。
我們的家，雖然倚山傍水，可是說不上什麼景色，倒是流傳在民間的傳奇故事和我們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啟發了我們「替天行道」的俠義意識。
我們三五個一堆，結盟為兄弟，時而在小丘上演習追逐，時而密議入山探訪異人得道，至少每個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創造。在我們小小年紀，我們的家鄉已開始動盪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農民，母親，姐姐一共四個人，我們租來十二畝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擔租，遇到東主有事，還要再去義務幫工；過年過節，我們總要送點鵝鴨去孝敬。父親母親都很勤勞，一有空閒，總去兼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我們住的茅屋，幾乎是由父親一手修建的。父親在我們家鄉中，是一個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從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總是讓人三分，自己吃虧，回到家裡，逢飯吃飯，逢粥吃粥，絕不埋怨自己的命運，我們幾乎常笑他連嘆口氣的勇氣都沒有。
一九二七年，那時我九歲了，孫傳芳兵敗北退，飽掠蘇北，接著齊燮元、白寶山部均一路打劫而來，整個蘇北被蹂躪不堪，人民呼號無門。
一天，媽媽一路號哭著回來，我和姐姐急著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始終不肯告訴我們，這一天晚上，父親沒有回家，我們才知道他給兵拉差去了。幸好過了兩個多月，他又溜回來，腿上有一塊傷，並不是傷於槍彈，而是吃的槍柄。
父親回家以後，比從前更沉默了，更不愛說話了，甚至對孩子們的笑容也沒有了，起初媽媽總以為他在軍隊裡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過問他。誰知在後來中共黃橋暴動失敗以後，蘇北到處成立保衛團，厲行清鄉，父親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經審判就執行槍決了。這項消息立刻震驚四鄉，所有認識我父親的人，無不稱讚他是一個老實人，一個無用的好人。都說：「冤枉了，冤枉了!」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就全靠母親為人織補衣服餬口，母親個性倔強，富有生命力，父親遭難後她極悲傷，但並不氣綏，雖然這時我已可能幫母親做些事，但她堅要我讀書去，她以最嚴厲的態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時叫醒我，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感於父親苦了一輩，最後又死得不明不白，對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淚，但一見到我丟開功課，又聲色俱厲起來。
我就這樣算是受了三年的學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十三歲那年，母親逝世了!
她死得很突然，連交代我和姐姐幾句話都沒有來得及，在死前半小時她還談笑自若，勤勞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喪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裡，叔叔的家境本來也和我們差不多，增加了我們，負擔頓感吃力，我的學業當然停止了。我僅住了兩個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決定自己獨自出外謀生。
從此，我開始了流浪生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沒有了爸媽，離開了叔叔，走向哪裡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個比較富有的舅舅家裡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點剩飯剩菜給我，我一氣走出門來，臨走她還叮囑我：「以後別來了。看你這倒霉的樣子，不要把晦氣帶到我們家裡。」
我於是又找到一位過去的老師，在那裡住了三天，他為我灑了一把同情之淚，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一家如皋的雜貨店去當學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錢，約合當時的銀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個雜役還要苦，掃地、抹桌子，燒飯、洗碗之外，甚至還要我洗老闆娘孩子的尿布。店裡夜間打牌，我要侍候在側，倒茶拿煙，等到他們倦了，天已黎明，他們一個個睡覺去，而我又得提著沉重的身子繼續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點倦態，雞毛帚立刻迎頭打將過來。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隻飯碗，老闆娘把我鞭打得皮開肉裂，最後還罰我在烈炎下跪了兩個鐘點。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著我的小包裹，那是我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見了我的老師，他驚訝的望著我：
「怎麼，你——」
「我不幹了。」我把背包往他身邊一摔，似乎在對他生氣。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還沒有忘記在大人面前「撒嬌」呢，好像在當時我敢於「撒嬌」的對象只有他。
「這沒有辦法呀，吃人家的飯，就得受些烏氣……。」我呆呆的站著，老師苦口婆心的對我說。
他又介紹我轉入另一家布店，還照樣是學徒。
我一進門，見到那個肥胖的老闆娘，就想起鵝毛帚、鞭子、棍子……。雖然當老師送我進來的時候，她滿臉堆著獰笑。布店裡多的是木條尺，我懷疑簡直好像都是為我而設的。
老師常有信來，教導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時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類寄給我，要我常常背誦。至少他的熱情，相當感動了我，雖然這家布店的日子並不比那雜貨店好挨，但是我終於忍耐過了三個多月。這期間令我最氣憤的一件事是：我離開那家雜貨店以後，他們問我的老師討了了八天的飯錢，他們竟說這是「規矩」!
我不願再連累我那位好心腸的老師，決定怎樣受苦也在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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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夜深，老闆氣沖沖的走來，他一見我遮著布正躲在桌下讀書，大罵不休，把我的書搶去撕得粉碎，我辯說，我雖然夜間讀書，白天還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沒有打擾別人的睡眠。再，我點的臘燭，也是我自己花錢買來的呀!
他一聽之下，更加惱怒，罵我：「小雜種，賤骨頭，你也配讀書?給我滾出去。』
說滾就滾，我毫不猶豫，提了背包就走。
從此，我再沒有勇氣去看我的老師了。
路邊，屋檐下都暫時成了我的住所，被這裡趕出，就換到別處去。夜間冷了，就緊緊的縮做一團。有時霍地驚醒，原來是一隻野狗從我身上躍過，我拾起一塊石子打過去，罵聲：「他媽的，你奉誰家主子的指使，也來欺負我。」霜露掠過我的臉上，我抹一抹就算洗過臉了。太陽從地面上升，我就捧起書本子，路人都望著我哂笑而過。當我實在餓得有些發昏，寧懶洋洋挺起身子去討些錢買點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這個小叫化子不僅向人家討錢，而且要討舊書舊報紙。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門前，屋內傳出聲音：「哈哈，這個小瘋子又來了。」
時光易逝，我已經十五歲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間，政府一面安內，一面攘外，正當國民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蘇區的袋形陣線步步緊縮之際，不料天外飛來一顆救星，這就是日本侵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軍為應付東北危局，主力撤退，共軍乘機推進，又恢復原來的形勢。不久「一二八事變」發生，又給中共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中共公開號召「推翻國民政府」。「九一八」後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二八」淞滬之戰期間，中共又乘機占領了贛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動如此密切的配合下，舉國為之震動。然而同時也因為外敵入侵，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高漲，幫助了國民政府鞏固了他的政權。青年們都放下了書本不肯安心讀書，紛紛請纓殺敵，或者下鄉宣傳，「抵制日貨」之聲響徹全國。
就在這個時期，我也大膽去找到一個「泰州縣立中學」宣傳隊的負責人，我說：「我願意給你們當勤務兵，一路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錯了，我們這裡是學生宣傳隊，不是軍隊；不要勤務兵，也不打算到前線去。」
「但是，只要你們肯收留我，我幫你們做一切雜務，隨你們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遲疑片刻，終於答應我了。
但是，一個多月過後，這個宣傳隊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們介紹到當地的一個「泰報」館去做練習生。
「練習生」的名義此「學徒」好聽些，工作卻還是做些打雜的事，報館的老闆是地方上的一個劣紳和訟棍，態度也十分粗野，不過其它的上司總算「文明」得多了。
編輯中有一位丁豐川，還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據說剛從學校出來不久，是報館老闆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處得不好，因為他有點藉勢凌人的作風。他常常幾天不修邊幅，有時又愛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總是遲到早退，對於職業似乎很不耐煩，一有可以出風頭的事，他總是最起勁。但是一經風浪，他又沒有興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實際上連起碼的常識都不夠，遇到別人反詰，他就面現怒容，大罵山門。或者鄙視的看他們一眼，他自認是這報館中唯一的「前進份子」。
在我偷偷讀書的時候，常常發現有個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後出現，抬頭一看，啊，正是他，丁豐川。有一次，他把我的書全部翻了一陣，面現不悅之色，一面念著那些書的名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這些鬼書，讀來屁用。」
我一聽這話，似乎也以為有點道理，第二天換來兩本「寫信必讀」和「秋水軒尺牘」，他見了又搖搖頭，我自己翻一翻，也覺得沒有多少趣味。
過了幾天，他拿來幾本鄒韜奮（以後成為著名左傾人物，現已死去。）主編的「生活周刊」，放下沒有多說什麼就去了。
當時的「生活周刊」內容，談政治的部分並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討論青年的切身問題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覺得津津有味，他有時為職業青年說幾句話，也正是我內心的苦悶，讀來頗夠刺激。「鄒韜奮」這名字，漸漸戍了我崇拜的對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漸代替了過去「張士誠」的影子。
我寫了一段小文章寄給「生活周刊」，他們也給我刊登，我高興得跳起來，趕快飛奔到丁豐川的家裡，告訴他這個喜訊，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對我說：「你進步了。」
從此，我們開始做了明友，他每天總要找我談談，我也開始仗起他的勢來，對於工作，愛做就做，隨我高興。我的新名詞也漸漸學多了，有時也對丁豐川批評這個，議論那個，他聽了格外高興，覺得我的「覺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識」增加了。
這天，丁豐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後出現。
現在他已經公然干涉我的讀書自由了。他一看我新買來的書中有「曾國藩家書」和「梁啓超全集」，不由分說，大罵了我一頓，說：「這些書都是有毒的。」
以後，他常常檢查我的書籍，我每買一本書，也戰戰兢兢，先徵求他的意見，可不可以讀，有毒沒有毒，他如果把這本書說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雞，好像自己犯了什麼大錯似的，期待他的饒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為他的俘虜，他說這說那，我不僅隨聲附和，並且一本正經的模仿他的調調兒，也用來對付別的「落後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們多。丁豐川對我趾高氣昂，我就找別人擺擺威風。
然而，我的「威風」擺出不久，報館中的同事，他們對丁豐川沒有辦法，卻向我開刀了。他們向老闆告我一狀，說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闆在盛怒之下，將我開革，那個丁豐川並沒有為我說半句話，他對老闆又是一套，在老闆面前，他一步一趨，完全是一個忠心於統治者的走狗。
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時我十七歲。
離開報館以後，丁豐川告訴我，他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願意幫助我讀書，他介紹我去見見他。
他的這個「朋友」名字叫徐志安，當時以美孚洋行的買辦身份在蘇北一帶活動，實際上是中共組織在蘇北的負責人之一，「解放」以後，出任為中國石油公司的經理。
我一聽說有人幫我讀書，有些興奮過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處，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簡單的問了我幾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話以後，就遞給我一件預備好的介紹信，要我立刻就動身到上海去。
信是沒有封口的，一出門我就打開看了，內容很簡單，好像是：
「風沙兄：茲有青年朋友XXX君擬來滬謀事，請薦與丁經理一談，至感。」
下面的簽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這信中對於讀書一事，隻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為又要薦我去當學徒，很猶豫，但後來一想，既然人家答應幫助我讀書，當然總不會錯的，別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塊錢作旅費，去上海玩玩也無妨。
上海的地址是靜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門牌號碼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沒有問過，大概也許就是「章風沙」吧。
章把我的介組信接閱後，隨口就說了一聲：「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著女傭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暫時安身在他的家裡。他住的是一層房子，一夫一妻和兩個孩子，用了兩個女傭，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歸，後來一個女傭告訴我：「太太在楊樹浦一個工廠做事。」
章家裡每個來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後他們避在一邊嘰嘰咕咕又不知說些什麼了。
章也始終沒有和我提及讀書的事，問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個電話。
「你是×××嗎?」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約你談談關於你讀書的事情，請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號二樓來，我姓陳，你找陳先生就行了。」
這個怪電話使我又是一陣迷惑，我趕去問章，他說並不知情。我說：「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遲疑的回答我：「你當然應該去。」
陳先生是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他一見到我，很熱情的和我握過手後，就把我帶到一個小亭子間裡，這好像是他的臥室又兼書房。
他逐點問起我的家世、出身、經歷，然後對我說：「你的讀書問題我負責替你解決，你回去寫篇自傳明天上午送來。」
我又徵得章的同意，把「自傳」寫好如期送去，陳先生又和我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以後，我們每隔四五天見一次面，前後總有七八次。他在談話中，漸漸稱起我「X同志」來，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很榮耀的稱呼，同時，他的身份我也逐漸明白。我又喜又懼，以後我們的約會，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並不問我。
我在陳先生那裡第一次讀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黨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長征」途中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其它幾種極端秘密的小冊子，我看過後，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時他向我說：「我們黨的長征，完全是為了『北上抗日』。」這句話倒是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
經過這些反覆的談話和閱讀這些小冊子後，他終於給我看了一份「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要我正式入團，他並為我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團是黨的學校和後備軍。你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應該成為一個優秀的布爾雪維克。」
我的神情極度緊張，已經把來上海讀書的事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我起初說：「我對於革命理論還懂得太少呢。」他說：「這沒有關係，我們只要你服從革命的領導和紀律。」於是我再沒有經過多少考慮，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遞給他。
回到章的家裡，我有幾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雜撩亂。一方面驕傲的覺得，我從此是個「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識的想到，如果萬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殺頭嗎?陳先生曾叮囑過，要提高警惕，戒備我周圍的敵探、特務、叛徒、一切反動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會，他一定是我們的「同志。」……
「X先生，這幾天你怎麼的，飯也吃不下，整天儘是坐立不安。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章太太終於忍不住對我說。
我急了，連忙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上海這個地方太壞，你這個鄉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經的地方。」章太太聽我說「沒有什麼」，她似乎又另有解釋了。
我滿面通紅，把頭低垂下去。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