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二則：
其一，前些日子在國際網絡上瞧見有人在說，三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吆喝那副對聯的譚力夫如今當上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了。其實就是這麼一句挺糙的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可不知道當年怎麼就把我們這些半大小子和丫頭們糊弄得那麼五迷三道的。
其二，也是在網上知道的，最近美國最大的電腦晶片公司「因特爾」因為沒有得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首肯，擅自利用故宮的文史資料來炫耀公司產品的優勢，被故宮告了一狀。後來通過協商，又達成友好協議，攜手共同開發宣揚故宮的文化遺產云云。
兩則消息，一條結論：故宮還真是個五百年不衰的風水寶地。無論是過了氣的革命小將，還是洋人開的大公司，都惦記著它。
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故宮的那段經歷，雖說平淡無奇，但對我本人來講還頗為重要。要不是那段經歷，說不定如今我也會在國內裹進「下崗」的墮胎，抓耳撓腮了。
話說那年我從雲南插隊回到北京，驚魂未定。住在東城沙灘老北大的西齋，每日煞有介事地看兩眼外文，心裡頭可是為著沒個事由上下打鼓。有時候，晚上扒過了兩口飯，信步走到故宮神武門邊，看著護城河邊老樹枯藤上的昏鴉，免不了也嘆上一回。
不想這日故宮的兩條大漢上門造訪，口稱是警衛隊的正付隊長，要來招人。那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多天前，所以我記得清楚。來人說不但有工資，每月人民票四十塊，發放大衣、皮靴，一年兩季還有的確良外衣換洗。工作是在故宮裡各處巡邏，算是警衛。而我的工作則不需走動，就是站在大門洞裡頭往外瞧。我突然想起了名演員石揮在電影《我這一輩子》裡面演的那個警察說的話：「這叫『看宅門兒的』，別的不說，頭一樣兒，先省鞋。」聽到來人這麼一說，心想世上果真有這等好事，哪裡還會有不願意的，我便痛痛快快地一口應承下來。轉念道還是政府惦記咱們，不免心頭又是一熱。
話說回來了，我能得著這份差事，說實話還得謝謝當初招我去雲南的農場幹事老陳。我到雲南插隊時候，因為檔案裡頭個人及家庭的缺點實在太多，別人說不定會怪罪老陳，為何把這樣的人招到反美援越的邊境地區？老陳為人很四海，不過也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將我和另外幾個人的檔案索性一把火燒掉了。回去見到農場的人事幹部，只說是路上遇上了大雨，都澆濕了，再重填一份新的吧。好在農場裡的農工大多是「大躍進」時險些餓死，從湖南、四川逃荒來的貧下中農，所以人事幹部也不在意。有了全新的檔案，自然把我們象同志一般地對待，倒也數年無事。
檔案如影隨形，我回到北京，檔案也跟著到了北京。因此故宮警衛隊的隊長也看不出毛病，還和我嘆了一回他女兒在鄉下插隊的種種苦處。隊長說這裡都是自己人，說說倒也無妨。可以想見，要不是當年雲南農場的老陳當斷則斷，警衛隊長是不會收留我的，我以後的生活軌跡也許就會大大不同。後來到了北美，因緣即會和一位如今在海外頗有名氣的中國政治評論家做了兩年鄰居。他對中國大陸政治運作如數家珍，很驚奇像我這樣一個人，在那個政治氣候下，居然得以加入故宮警衛隊，覺得不可思議：「你要知道，那是要有警級的呀！」兒子也以我那段經歷為榮：「我爸爸當過警察！」
不過我這個警衛只是替早已走了人的皇上看家護院。我的任務是在珍寶館外牆的大門巡夜。大門叫做錫慶門，斜對過是通往後三宮的景運門，隔壁大牆內是太子讀書的毓慶宮。文化革命中，故宮被紅衛兵小將改成「血淚宮」的時候，在裡面辦了個「收租院」的展覽，放了些瘦骨嶙峋的泥人，賺了大家不少眼淚。後來美國的總統尼克森一來故宮參觀，又都趕緊搬走了，仍然還叫毓慶宮。先前給皇太子教書的太師太傅們都有個「毓慶宮行走」的頭銜，就像是如今，美國的中文日報上時常登出中國大陸來了個什麼代表團，其中的作家、演員的姓名前頭，也往往冠上個「國家一級」之類的，為的就是透著豁亮。
後來結識了研究明清家具的專家汪老先生，他說我這個警衛的活兒，要是在原先就叫「司閽」，由於地理位置，還可以加上個「錫慶門行走」的頭銜。從此之後，我對外不大願意說是當警衛，因為那時候抓人太隨便，其實也不都是警察抓的，但還是怕把人家嚇住，尤其是家裡有小孩的。於是別人問起來，我就半開玩笑地說是在皇宮裡聽差，正式名稱是「錫慶門行走」。
自從在錫慶門當上巡查的警衛之後，每天除了政治學習那兩個鐘頭大家裝一會兒洋蒜之外，多日無話。我也樂得這般閒暇，待遊人走後，在錫慶門外放一張椅子，隨意讀些故宮圖書館裡平素常人讀不到的書，洋裝的，線裝的，有的還有傅斯年、羅振玉等大家當年讀書的短箋或是借書條，仿佛手澤還在，懷古之情便油然而生。隨眼望出去，存放周代石鼓的箭亭那廂，落日漸漸收去琉璃瓦上最後的一抹餘輝，此時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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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錫慶門行走」任上最大的一個收穫就是開了眼。原來常人哪兒能瞧見那麼多皇上家用的東西哇？珍寶館、繪畫館，鐘錶館，還有內東路裡頭的各個展室，由著你隨便瞧。後來在西歐和北美，我也走了大小不少個博物館，看了人家搜羅的中國文物，儘管也算是收拾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但總覺得不是一個味兒，趕不上我當年在故宮夾雜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得過癮。這還不算，遊人到不了的地方，什麼慈寧宮裡的萬佛樓，御花園裡的小戲台，「推出午門斬首」之前拖著犯人走過的「斷魂橋」，還包括太監入宮的必修功課「淨身」用的「刀兒房」，儘管真實性大有可疑，但我都借警衛巡查之便看了個夠。
別說看見了文物，到故宮上班沒多久，居然還讓我趕上一回故宮分文物的好事：全院的大小員工人人分到一份宮裡八旗儀仗隊的披掛。據說是這種服裝宮裡太多，又是紡織品，不好保存，就索性分給大家拿回去改個椅墊子什麼的吧，算是作了廢的「過期文物」。我排了半天隊，好容易領回來一個包袱皮兒，打開一看，黃、白、藍、紅，顏色鮮明，手工做得可真精細，絕對在今日阿曼尼、皮爾卡丹之流這些洋人的玩藝兒之上。而且，上面一顆顆銅鉚釘上據說還都鍍著金。我不忍心把這麼好的衣服拆了，想帶回家去保存起來，以後也算是個念想。可是上頭規定了，必須把衣服上的銅鉚釘砸下來，交給國家去煉銅（當然是先把上面的金子回收了之後）。
費了半天勁，總算把銅鉚釘給砸下來了，可是那些綢子、緞子做的衣服哪兒禁得住這一通兒糟賤，也都成了要不得的碎布頭了。我的太太對服裝裁剪情有獨鍾，聽我一個勁兒地誇獎大清國裁縫的好手藝，不免想學上兩招。等我拿回家去這些麻袋片子似的碎布頭，她不禁大失所望。倒是我的朋友雅曼佛醫生見了連聲稱好，尤其見到不少布料上還依稀可見「乾隆××年，江寧織造」的印記，便不免想跟我討上一塊，說是帶回他們德國去，可以豐富他自己古代紡織品的收藏。我知道八十年以上就算文物，怕犯法，沒敢答應他。
後來，這些故宮過期文物有一大塊掛在我家廁所的窗戶上擋太陽，還有幾塊象點兒樣的做成自行車的座墊子。其餘小塊的，等我兒子出生之後，就讓照看他的王媽做成了屁股帘子，掛在兒子身後，冬天擋風。
在「錫慶門行走」的任上，我不但見著了故宮的好東西，還結識了一群故宮的好心人。
比如就說老牛吧，四十好幾，識幾個字，小時候從京東某縣來北京混事由。早先在隆福寺廟會上給人看過車。原來我還以為當初就有自行車的存車處，覺得那時候也挺有秩序的。
他說：「不介，那時候哪有怎麼多自行車哇，我是只看一輛車。要是哪個闊家主兒的少爺騎車來買東西，看我閒著，就吆喝一聲：『過來，看著我的車，我回頭給你錢。』我就守著這輛車，等少爺回來了，給我倆錢兒，有的時候多，有的時候少。」
我說：「那你要是把車推走了呢？」
「那不能夠，」他很肯定地說，「咱不能幹那缺德事兒。再說，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槍、鳳頭車的主兒嗎？」說完還憨憨一笑。
老牛解放前不幹缺德事兒，解放後也不幹缺德事兒。有件事我還真得謝謝他。
記得毛澤東過世的當天，原本我約好同隊的小苗在下午清場關門的時候上御花園的假山上轉轉，那時正在重陽前後，我建議登高望望落日。
剛好下午我不值班，就先回家看一趟。看了兩眼街上的禁書，正在打盹，突然聽到大院裡頭人聲鼎沸，象是出了什麼大事。出去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毛過世了，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我想，這回故宮大概會關門，下午御花園登高的雅興算是泡湯了，心裡懊喪得很，也就沒有按時回故宮去會小苗。
誰知小苗在巡查值班，並沒有人通知他毛的死訊。他按時到了假山上，左右等我不至，看著徐徐落下的日頭，不禁興頭大發，放聲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唱到高興處還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說時遲，那時快，警衛隊中一幫得知毛死訊的人一擁而上，將他按倒，拖回警衛隊。小苗一路上不知就裡，還在嘻皮笑臉地高叫。
晚上小苗到錫慶門的宿舍來，好一通數落我，怨我為什麼也不來通知一聲，要不是警衛隊的弟兄們仗義，他險些遇害。後來又扯了一回老王的兒子今天從鄉下來看他，老王心裡特高興，晚飯吃了七個窩頭的趣聞，說罷我們就撫掌大笑。誰知隔牆有耳，門外有故宮過路的人匯報到領導上，說是錫慶門警衛隊有人在治喪期間大笑，並且有門外警衛隊值班者可以作證。值班的就是老牛，他一聽說要他作證，就連忙找到我們倆，說這可不是鬧著玩的。那晚天黑，他也沒有瞅清楚那人的眉眼。既然事已至此，要我們就一口咬定，那晚我們是在哭，而不是在笑。可能過於悲痛，聲音有些反常。大概領導上也是悲痛已極，另外也根本不相信在這個時候會有人大笑，就放過了我們一馬。時至今日，儘管現在我想怎麼哭就怎麼哭，想怎麼笑就怎麼笑，但每每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這樁往事，腦袋後頭還不禁冒起陣陣涼風。也不知道如今老牛「下崗」了沒有，不過象他這樣的人，玄！
再說錫慶門外這排房的北頭上是珍寶館的售票處，售票處的蘭大姐也是個好心腸，待人熱情，直來直去。有時候他們的火爐子滅了，沒法子燒開水，就到我們宿舍來討碗開水沏茶，一來二去也就熟了。她見我愛讀個書，就主動要幫我介紹文物專家汪老先生。我當然是求之不得。
「我得告訴你，汪老先生現在還沒落實政策。可你別瞧，人家是大專家，大伙兒不是都說，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嗎？」
蘭大姐見眾人低頭無語，便轉了話頭對我道：「有句話可得說在頭裡，你小子今後要是成了專家，可別忘了你蘭大姐！」
「哪兒能呢，那不成了白眼狼了麼！」我趕緊接過話頭。錫慶門警衛隊的眾弟兄也趕緊打圓場兒，說我不是那號人。
從蘭大姐嘴裡知道了點兒汪老先生的經歷。
以往洛克菲勒基金是每年撥款資助給故宮修繕古建築，到了臨解放的前兩年，洛克菲勒基金也看出來政府要玩兒完，修得再好也白搭，於是就建議馬衡院長改用這項費用派人到美國學習博物館管理。汪老先生當年是馬衡院長一手挑來的青年才俊，燕京大學畢業，英文流利，文物是家學，功底深厚。汪老先生也吃得苦，後來他本人跟我說過，說那時候年輕，身體也好，每天早上不用等看庫房的人開大門，身上拴上條麻繩就能翻過宮裡的院牆，每天一干就是十幾個鐘頭。此項計劃馬衡院長派遣汪老先生去，當然是不作第二人想。
等到汪老先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到美國去考察文物管理，這邊廂傅作義將軍就獻了城，北平改回了名字叫北京。汪老先生惦記著故宮的文物，怕有個閃失，在美國一完了事就趕緊回中國。在天津口岸一上岸就讓他發現了美國人羅弗爾趁亂要偷出境外的幾箱文物，到底給截了回來。不承想，文物是截回來了，新政府卻懷疑他是和羅弗爾一夥的，要不然怎麼那麼清楚？又是剛從美國回來，抓起來審一審再說。於是就先暫時定了個文物走私罪，關了起來。羅弗爾倒給放了，後來這個傢伙仗著已經運出去的文物，成了中國文物專家，還出了幾大本書，不管是故宮、歷史博物館，還是考古所，都象是寶貝似地供著他的書，奉為圭臬。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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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後來搞清楚汪老先生是清白的。但是到了「反右」，政府一個勁兒地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汪老先生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礙著面子，就提了一句當初他的遭遇，說是如果能搞清楚再關人比先關人再搞清楚要好一點兒。政府正等著這句話，趕緊把汪老先生定了個「右派」。
後來我問過汪老先生：「您不覺著冤嗎？」
「我不在乎，我就是惦記著故宮裡的文物呢！」說的時候他還挺認真。
他確實是這麼個人。家裡的好些文物都捐給了故宮，可是到他要研究文物，希望借出來看一看的時候，人家的臉色就跟聽說這回長工資沒份兒了似的，甭提多難看。他也不在意，說是只要東西管好了，不給看就不給看吧。
聽說在文化部幹校的時候，別人正在批判他，正說到興頭上，他忽然不緊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沒有？」
「你這是什麼意思？」發言的人不樂意了。
「沒別的意思。我是說我那盆糖拌番茄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說。
蘭大姐跟我說到這兒，免不得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這個！」
知道汪老先生是這麼個人物之後，我就心悅誠服地跟著汪老先生學文物，他還介紹了好幾個老人給我。有時候，禮拜天看著他這麼大歲數的人跟我一起騎車，從東城到南城幾十里地的奔，為的就是給我找個師傅，真是於心不忍。
這麼著也就過了一陣子。毛澤東咽了氣，政府裡頭的頭頭腦腦們折騰了一陣子也就都消停了。虧政府還惦記著咱們這一撥人，就讓大傢伙考大學，省得老是嘴裡不乾不淨地罵街。於是我就進了考古研究所去讀書。警衛隊的隊長還真有點兒捨不得，說是早就看出來我是個苗子，算是警衛隊培養出來的吧。我笑說，要是您早就看出我來，那可就壞了。隊長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還以為我在開玩笑。這事兒只有我自己心裡明白。
離開故宮之後，我還經常回去瞧瞧。後來到德國學習，呆了幾年，回國之後，換到天安門邊上的歷史博物館工作，都屬國家文物局，與故宮算是「兄弟單位」，這就更方便了。特別是沿著錫慶門外的那一溜平房，是我當年住過的地方，每次到故宮，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記得有一回，我順道路過錫慶門，便到宿舍去串個門。警衛隊新來的人還真知道我，說是聽隊長說起過。說罷便把洗澡票硬塞過來，一定要我去新蓋好的熱力洗澡房洗個澡。我洗完了，他一臉期待地望著我說：「怎麼樣？不亞於你在西德的水平吧？」
也別說，故宮這二年真是建設得不錯，也懂得文物值錢了。知道不能成天燒煤球爐子，那樣對古建築太危險，於是就從東郊熱電廠鋪進來熱力管道。這樣，人也沾了文物的光，大家不用一個禮拜就可以洗個熱水澡了。而且領導上還做了規定，各個宮殿裡，不是有頭有臉的人，一般都不讓進去細瞅，怕把地面給踩壞了。更要緊的是，搞文物的專家也跟文物似的，一個個地被政府出了土。別瞧全都灰頭土臉的，可人家專家見過世面，從來也不多說那沒用的話，就知道埋頭幹活。不像那些小一輩兒的年輕人，成天老有不順眼的事兒。
這樣一來二去也就到了「風波」那年。說也巧，我的辦公室的窗戶正對著天安門廣場，居高臨下。戒嚴部隊一進駐博物館，就在我的辦公室外面安營紮寨。走道上，樓梯邊全是鋪蓋，滿樓道都是荷槍實彈計程車兵，聽說後來還走了兩回火。我偷偷地跟當兵的打聽了一回，知道他們一時半會兒也走不了。和他們在一塊兒呆著，什麼活兒也幹不成。閒著也是閒著，我就琢磨著出國看看，好在基金會的獎學金倒是現成的。
出國到北美之前，我還最後參加了一次文物局的專家組會議。記得討論的一個題目是：好些農民看了《河殤》，都要藍色文明，不要黃色文明，把長城上的磚刨走壘豬圈去了。我這人還算有自知之明，在組裡我是歲數最小的，輪不到我插嘴。我來開會不是為了別的，是想再來看看那幾位一輩子和中國文物打交道的老人們，也算是辭個行。汪老先生聽說我要走，知道這次我拿的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個機構的錢，便說：「這個基金不錯，出去再學學也好。完了事還是趕緊回來，這兒還有多少事等著人做吶！」聽到這兒，我不禁眼眶一熱，倒了多少年的霉，受了多麼大的委屈，從來都不抱怨一聲，真是好人吶！
行前，還特意到故宮張院長家中辭行。因為他在「風波」中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而被罷了官，我這一走，也不知何時再能相見。後來到了美國，有友人給我捎來他的信，一向窮忙，也沒有回他。見網絡上有人說譚先生頂了他的缺，趕忙托人去打探他的下落，知道他仍然在讀書做學問，不問政事。我倒是覺得這比什麼都強。
快十年沒有回國了，多少人勸我回去瞧瞧，我可怎麼也打不起這份精神。直到前些日子，聽說北京城裡又開始大卸八塊地拆房，我這才動起心思來了，斷斷續續想起上面這些拉拉雜雜的往事，想起當初汪老先生送給我「錫慶門行走」的頭銜，覺著無論如何應該再去故宮瞧一回，看看護城河，看看乾清宮、太和殿，看看錫慶門。真是風水寶地哇，怨不得那麼多的人都惦記著它！
珍寶館售票處的蘭大姐沒準兒還在抱怨我：「那年在錫慶門站崗當巡查的那小子，要不是我給他介紹的汪老先生，他哪兒會有這麼出息！也不說來看看我，整個一個白眼狼！」
說走就走，要不然明天怎麼樣？
（1999華夏文摘cm99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