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貧富不均本身，而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貧富不均。如果貧富不均是公平競爭的結果，人們會廣泛接受；在眾人眼裡，成功者是他們的英雄和榜樣。只有當貧富不均是貪污腐敗的結果時，它才會煽動嫉富、仇富和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和敵意。
——羅納德•哈里•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非常時期，比如經濟危機的時候，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即便危機過去之後，政府還是停不下來，而且會慣性地將手伸得越來越長，管的範圍越來越廣。我們知道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當政府管的領域過多的時候，我們發現，最終的結果往往事與願違，比如，消除貧困是世界各國政府的目標，但是管控過於嚴厲的國家，往往積貧積弱。因為存在著大量的權力尋租。簡單地說，有錢有權的人辦事越來越順暢，因為錢就能擺平，而沒錢沒權的人越來越搞不定，因此寸步難行，越來越窮。
因此，弗里德曼說，越是不自由的國家，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美國經濟的強大與其自由的氛圍是有很大關係的。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因一系列研究成果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弗里德曼是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干預。
因為自由意味著多樣化，同時也意味著流動性。它所創造的機會可以使目前地位低下的人成為明天享有特泉的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無論他屬於上流社會還是處於社會底層，都能享有更加富裕、更加完整的生活。
機會均等
完完全全的機會均等即所謂的「相同」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個孩子天生失明；而另一個卻視力正常。一個孩子的父母非常關心他的成長及幸福，而且提供給他一個文明和理解的家庭背景；另一個孩子的父母卻品行不端、揮霍無度。一個孩子出生在美國；另一個也許在印度、中國或是俄羅斯。顯而易見，他們一生下來所面對的機會就不同，也就沒有什麼方法能使他們獲得完全相同的機會。
像個人平等一樣，機會均等也不能依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它真正的含義也許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句話來表達最為恰當：事業只對天才們開放。沒有任何專制的障礙能阻止這些人達到目標，因為他們的才華使他們成為這些職位的最佳人選，而且他們自己的價值觀也引導他們去不斷追求。還有一些不相關的特徵，無論是出身、國籍、膚色、宗教或是性別，都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機會，只有他的能力能做到這一點。
不過，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這樣的機會不平等，比如，同樣是高考，北京、上海、天津戶籍的學生，能夠以低於其他省份戶籍小孩五六十分上清華北大，這就是非常大的不平等。上海、北京、天津本來就已經很發達，占盡了各種資源優勢，卻還要在錄取上區別對待。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但是，很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做到。
結果的平等
另一種不同的概念，即結果的平等，在它的那個時代已經取得了一席之地。
它首先影響到了英國及歐洲大陸各國的政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它也同樣日益影響著美國的政策。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圈子中，對於結果平等的渴望甚至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每一個人都應該同時結束賽跑。正如多多在《愛麗斯漫遊仙境》中所說的那樣：「每個人都贏了，而且每個人都會獲獎。」
這個概念，與其他兩個概念一樣，「平等」被依照字面意思理解成「完全相同」。其實，沒有人真正主張，每一個人不分年齡、性別或是其他生理條件，在分享每一種食物、衣服及其他物品時，都應該獲得相同的一份。
儘管目的就是為了「公平」，但「公平」卻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雖說並非不可能下定義，但也是難以準確定義的。
「人人均等，各有一份」，這種摩登的口號已經取代了卡爾·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這個結果平等的概念與其他兩個概念有著根本的區別。政府採取措施促進人人平等或是機會均等就會增加自由；要是實行「人人均等，各有一份」就會減少自由。
如果人們的所得要用「公平」來衡量，那麼誰來決定什麼是「公平」？正如我們可以一起來問多多：「但是誰來發獎呢？」
「公平」一旦偏離了「完全相同」，就不是一個能憑主觀來判斷的概念。「公平」像「需求」一樣，只有旁觀者清。如果每個人都有均等的一份，一些人或是某些集團就必須決定怎麼分才公平，而且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他人，同時從所得過多的人那裡拿走超過「公平」的部分並補償那些所得過少的人。
那麼這些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人的決策者們與那些被動的接受者之間平等嗎？我們的情形不正如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一書中所說的「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動物較之其他更為平等」一樣嗎？
此外，如果人們的所得由「公平」來決定而不是取決於他們創造的價值，那麼「獎金」又從何而來？工作和生產又有什麼動力呢？又如何決定誰來當醫生，誰來做律師，誰來收垃圾以及誰來掃街道呢？又有什麼可以保證人們會接受分配給他們的角色並按照自己的能力來扮演這些角色呢？毫無疑問，只有憑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脅才辦得到。
大家普遍相信，一些孩子比其他孩子優越，只是因為他們碰巧有有錢的父母，這是不公平的。而這一觀點就是隱藏在結果平等的驅動力之後的道德熱情的主要來源。
當然這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它的形式也許是繼承遺產——債券和股票、房產、工廠；而另外一種形式就是繼承天賦——音樂才能、體力、數學天賦。
但是繼承遺產卻比繼承天賦受到了更多干涉。然而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這二者有什麼區別呢？但是很多人怨恨別人繼承財產，對於他人繼承天賦卻沒有什麼不滿。
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大家就一廂情願地寄希望於政府來糾正這些由自然所創造的不公。但是認識到我們從自己所譴責的不公中受益匪淺，也是非常重要的。
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為百萬富翁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公平的理想，就不允許阿里在一夜搏擊之後（或是為了這一夜做了幾天準備之後）贏得比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在碼頭從事不需任何技巧的工作的人一天的所得更多的回報。
那麼對於喜歡看阿里比賽的人來說，這是不是更加不公了呢？也許有可能這樣做，但其結果就是剝奪了人們觀賞阿里拳擊的機會。我們非常懷疑如果阿里不能得到比一個碼頭工人的收人更高的報酬，他是否還願意去經歷那些艱苦的拳擊訓練或是讓自己參加那些拳擊比賽呢？
人們自己作出選擇，並且接受這些選擇所帶來的任何結果，這種制度一直流行於我們的絕大部分過去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恰恰就是這種制度給了亨利·福特、愛迪生、伊斯特曼、洛克菲勒、彭尼等家族前進的動力來改造我們的社會。
也恰恰就是這種制度驅動其他人為那些野心勃勃的投資者和工業巨頭們經營的風險行業提供風險資金。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人失敗了，其人數很有可能還超過了成功者。
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參與的時候眼睛是睜著的。他們知道自己在碰運氣。無論失敗還是成功，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都因他們願意嘗試去抓住機遇而獲益。
這個制度所產生的財富絕大多數來自於新產品和新的服務行業的發展，或是它們的普及。該制度不僅為整個社會創造了額外的財富，使很多人變得更加富足，而且其總量也數倍於那些由創新者自己積累的財富。
亨利·福特獲得了大筆的財富。與此同時，國家也獲得了廉價而又可靠的交通工具以及大量的生產技術。此外，在很多情況下，私人的財富也會在很大程度上造福社會。這種制度的運行結果與我們目前對於「機會均等」與「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其中產生了為數眾多的私人慈善事業，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平均主義政策的後果使我們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時，可以借鑑西方各國的經驗，因為我們與它們有著共同的知識與文化背景，而且我們的許多價值觀也來源於它們。或許最具指導意義的例子就是英國，它在19世紀倡導了機會均等的實行，在20世紀倡導了結果平等的實行。
自從二戰結束以後，英國國內的主導政策就一直是尋求更大程度的結果平等，採取了一項又一項的措施來劫富濟貧。稅率一漲再漲，直至財產稅升至98%、「所得」稅高達83%，與此同時，作為一種必要的補充，加重了對遺產稅的徵收。國家提供的醫療、住房以及其他福利措施的比重急劇擴大，同時也增加了對失業者及老年人的救濟與補助。
不幸的是，其結果與那些深受統治了英國數世紀之久的階級結構之苦的人所期望的效果截然不同。對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新分配，但到頭來卻是一個並不公平合理的分配。
相反，產生出了新的特泉階層，補充或者取代了原有的特泉階層：他們無論是工作時還是退休以後，都受到保護而不會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是一個擁有經濟保障的官僚階層。
工會頭頭們自稱代表了最基層的工人，但是實際上他們卻是該國收人最高的工人——勞工運動中出現的新貴；還有新的百萬富翁們，此類人最善於在國會或是官僚們所制定的源源不斷的規章或法律中鑽漏洞牟取私利，或是偷稅漏稅，並把財產轉移到收稅官鞭長莫及的海外去。這確實對收入和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但卻沒能實現更多的平等。
英國平等運動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採取了錯誤的措施，雖然有些確實是錯誤的；也不是因為糟糕的組織管理，雖然有些也確實很糟；也不是因為選用了錯誤的管理人員，不過有些確實用錯了。
運動的失敗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它違背了人類最基本的天性。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
或許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人們也為改善自己的孩子或是孩子的孩子的境況而努力。亞當斯密所說的「境況」並不只是指物質的富足，雖然這也是其中的一個組成因素。
他的頭腦中有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所有判斷一個人是否成功的價值觀，特別是那些使得慈善活動在19世紀層出不窮的社會價值觀。
當人們在追求自己的價值觀時受到法律的干涉和妨礙時，他們就會另闢蹊徑。他們會規避法律、違反法律或是離開這個國家。幾乎沒人會贊同那種迫使人們交出自己所創造出的價值和財富去資助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的道德觀念。
當法律與大多數人認為合乎道德與情理的觀念背道而馳時，他們就會違反法律，無論這些法律是以諸如平等之類的高尚名義建立的，還是為了使一個團體能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牟取私利的赤裸裸的目的而制定的。人們遵守法律不是因為覺得它們公正或道德，而只是懼怕懲罰。
資本主義與平等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都存在著收入和財富的總體上的不均。這一點絕大多數人都不滿意。面對一些人享受奢華生活而其他人則飽受貧困的煎熬，沒有幾個人能無動於衷。
上一個世紀出現了一種流言：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機會均等，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在這種制度下，富人可以剝削窮人。沒有什麼會比真理走得更遠。只要允許自由市場運作，只要類似於機會均等的觀念存在，普通人就可以過上從前連做夢都想不到的生活。
在那些不允許實行自由市場的社會中，貧富差距才是最大的。在一些封建社會中，比如中世紀的歐洲、獨立前的印度和現代南美洲的許多國家，世襲的身份決定了社會地位，情況就是如此。
而一些中央集權的社會也一樣，比如蘇聯或獨立後的印度，社會地位取決於能否進入政府部門。甚至在那些以平等的名義來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中，情況也是如此。
蘇聯由兩大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官僚們、共產黨的官員們和技師組成的少數人享有特泉的上流社會；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得比他們的祖父母們略好一點的普通人。
上流社會的人能夠去特殊商店購物，去好的學校讀書，享受各種奢華；而大多數人如果想得到比基本的生活所需更多一點的東西的話，就會受到譴責。
我們在莫斯科看到了一輛大轎車，就嚮導游詢問它的價錢。他告訴我們：「噢，這些車是不賣的，是專供政治局委員用的。」
最近在幾位美國記者所寫的一些書中，詳細地記載了蘇聯上流社會的奢華與大多數人的貧困的鮮明對比。
就算在相似的階層來看，一個蘇聯工廠中工頭與普通工人的工資差距也遠遠大於一個美國工廠中的工頭與工人的工資差距（當然，這是他應得的）。畢竟，一個美國工頭只擔心被解僱而一個俄羅斯工頭還要擔心被槍斃。
結論
一個社會，如果為了追求結果的平等，而將平等置於自由之上，就既不會有平等也不會有自由。運用武力來求平等不僅會毀了自由，而且本該用於良好目的武力，也會結束在用它來牟取私利的人手中。
相反，一個將自由置於首位的社會，不但會擁有更多的自由，而且會有更多的平等（一個良好的副產品）。當然更多的平等作為更大的自由的副產品，並不是偶然的。
一個自由社會放任其成員運用自己的精力和能力來追求自己的目標。它禁止一些人專橫地壓制他人，但並不阻止一些人在不妨礙自由的情況下享有職務特泉，當然它也不會允許這種特泉制度化；但是這些人會受到那些有能力的、雄心勃勃的人的不斷衝擊。
自由意味著多樣化，同時也意味著流動性。
它所創造的機會可以使目前地位低下的人成為明天享有特泉的人，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無論他屬於上流社會還是處於社會底層，都能享有更加富裕、更加完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