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間，我母親從河北農村回到北京。她的臉上還留著凍瘡瘢痕，在被解除群眾專政的同時收到了去幹校的命令。這個命令是執行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發表的「五七指示」，最初那個指示對在校生的直接影響是到北京郊區割麥種樹，而母親收到的命令則要求帶上家人並註銷子女的戶口。行前，我們將文革初期處理剩下的物品清理了一遍，賣掉或送走所有的家具，把不適宜的衣服寄送給姨媽和老保姆，又買了一些餅乾手紙肥皂。姨夫幫忙把物品裝入臨時打造的粗陋木箱，我的戶口也被註銷了。當時誰會料到，三年之後幹校解散，母親重返北京，我卻回不去了。後來母親為此事頗為自責，但她有選擇嗎？
六月十九日，我們踏上幹校專列。為避讓鐵路上帝公共運輸，出西直門時已是黃昏。列車背向落日而行，駛過灰色建築不久便見大地蒼涼。如此情形，成年人定有感觸，而我並無成年人戴罪流放的悲情，只對遙遠之域存著幾分好奇的期盼。
越向北行，人煙越稀。森林和高山取代了村鎮，運送木材的貨車逐漸多於客車。城市長大的孩子初見山野會感新鮮好奇，繼而感到乏味，因此每遇列車交會，我都會仔細地觀看。當我看到乘客相當土氣，周遭如此荒涼，心裡沉了一下，這才意識到此行並不好玩。
行走一天一夜之後，我們於六月二十一日到達中馬河鎮。當時我只看到四面皆山，並未體會到那是一個鎮。後來去鎮上，只見一條小街，街上幾無商店。漢朝鮮族混居的鎮民中有逃荒討飯滯留的「黑戶」，其中一些據說還做過土匪。在戶籍管理嚴格的60年代，我從未見識過所謂的「流竄」人口。對此，我不僅感到非常新鮮，甚至覺得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
事實上，早期的幹校完全獨立於當地事物之外。若非刻意，我們與小鎮居民的交流僅限於救火，當地產木頭，鎮上因多木屋木欄木棚而非常容易起火。起火多在夜晚，最初火勢雖猛卻還均勻，突然火焰就炸開了，無數火蝶自火球中飛出，光亮逼人，然而數秒內即化作黑色殘骸，隨濃煙寒飄去，其中的一些在幹校區域內紛揚而下。鎮上一著火，就能聽到「大家快去救火」的呼喊，我們即拿起水桶向火場跑去。打水，傳遞水桶，潑水，或亂成一團。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們作揖磕頭，但火勢太大，根本救不了。有次我站在距離火場1-20米處，烈火非但灼人，還令人眩暈，逼人後退。當然也有人不退，我記得幹校有位軍醫因堅持火場而致傷而受到了表揚，但不久又聽說其表現本無必要。
2.
一入幹校，男女老少一律都算是平等的五七戰士了，但我能從服裝上辨別出軍或民的身份，從褲子的顏色判斷軍種。絕大多數學員都是空軍的藍褲子，少數幾個穿綠軍褲的陸軍幹部都是跟隨配偶而來，因此大人常玩笑地稱他們為某某的家屬，這其中包括了王志鋼叔叔。
王志剛原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據說他與電影演員王心剛是叔伯兄弟。他跟隨妻子戴詠素來幹校，其家庭成員還包括尚在托兒階段的兒子和耄耋之年的老祖母。早期幹校成員多住集體宿舍，或兩家分住一間，我記得王家因四代同堂而分得一單間。戴詠素阿姨長身玉立，圓臉大眼睛，頭髮有點自來捲兒。她很少笑，常皺著眉頭。從大人的竊竊私語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卻不知道戴望舒何許人也。詢問大人，只說是個舊詩人。猶如黃自等詞作家早就「舊」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里的「丁香般結怨的姑娘」。儘管我成長的時代不容小資，生長的北方有丁香卻無雨巷，但詩人的女兒依然令我好奇。一九八O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紹之後，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漸為大眾所知，我才讀到《雨巷》，並看到戴望舒的照片。哦，戴詠素阿姨和他真像。
幹校的校長是一位一九二O年代參加革命的劉姓老紅軍。他是我小學同學的父親，文革前擔任後勤部某部的副部長，級別為九級。除了他，校里還有一、二位九級幹部，但都沒有他的資格老。我一直不知道劉伯伯犯了什麼錯誤，也許根本沒犯錯誤，只是因為政治可靠就被派作校長吧。另一位小學同學的父親丁伯伯原是空軍工程部訂貨部部長，他出身新四軍，有文化，否則不會負責買飛機。據說他的錯誤比較嚴重，所以是普通學員。那時丁伯伯已經五十多歲，身體不好，從事體力勞動很不容易。政治部的尚伯伯是候補學員。他很瘦弱，似經不起一陣風。候補學員就是所謂的政治問題特別嚴重的那些人，剛到幹校時，他們還被監督勞動，有時會被派乾重活，因此大多低眉順眼地保持沉默。除了空軍各部門的幹部，幹校里還有軍醫和工程師。很多幹校學員的配偶原是地方幹部。我記得有個蔬菜二班，班裡都是來自中央各部的阿姨。她們很能幹，不但種大眾菜，還種了我從未見過的生菜。除了大田菜地，幹校的副業包括養豬，羊，馬，鴨子和兔子。養馬場距離比較遠，我幾無印象，但對鴨場卻有些印象。那個地方位於校區之南，靠近山腳，周圍皆為濕地（當時還沒有濕地的概念），池塘之後的鴨屋裡住著兩三個幹校的放鴨郎。在我印象中，放鴨郎不怎麼參加幹校的活動，人們也常把他們遺忘。某個冬日鴨場出了煤氣中毒的事故，其中的一位大腦永久受傷。
幹校的孩子被稱為小五七戰士，其中除了我這樣的在校生，還有一些按年齡已算畢業，本應去卻還未去農村插隊的孩子。大概一九六九年底，當地新建了一座化肥廠，隨父母來的「畢業生」們被分配去那裡當工人。當時很多人都以為將在幹校呆一輩子，其子女就近從業最是求之不得。然而隨著幹校解散，就地分配的那批人又為了調離不得不各顯神通。
因很多家庭帶了學齡的孩子，幹校就成立了一個九年制的學校，名字叫做「衛東」。無論數量和質量上，幹校學員擔任中小學老師都富富有餘。我的班主任姓唐，原是後勤部的幹部，他對學生很耐心，好像慈祥的老媽媽。
當時我不算好學生，只記得上過農業基礎和數學課。工基農基是文革期間初中獨有的課程，工基課大概還教一點物理化學，而農基則完全是「新生事物」，與文革前的普通初中課程全不搭界。我記憶中的農基課主要講栽培肥料和土壤等。即使如此，我們上課的時間也很有限，依然是勞動為主。體力活重，又年輕，困頭特大，因此上數學課時，我常在夢周公。
3.
到幹校不久就是鋤禾季。清晨起來，吃過早飯就下地。最前面的打著一面紅旗，隨後個個扛著一柄長鋤，邊走邊唱，唱的多是語錄歌。我記得下地時路過干伙房，我能看到我媽媽戴著一塊舊褲子改成的灰布圍裙，坐在煤灰堆里挑選還能燒的煤核。待到了地頭，大夥一溜開，鋤頭握在手，身子向前傾。起頭兒的一兩個小時，太陽還不高。晨風吹拂，豆苗兒蔥綠，豆苗葉圓草葉長，初時草苗分得很清。鋤著鋤著，腰就開始鬧彆扭了，雙手也逐漸不聽使喚。鋤呀鋤呀，可眼前的豆隴似乎一直在長，慢慢地就長到了山腳下。此時草不是草，苗又不像苗，綠成一團。原來的黑土地，看著臉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鋤掉了一棵豆苗兒。那時我才十來歲，腰腿柔軟，相信四五十歲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難熬。勞動的大田裡時有宣傳員站出來念語錄，所謂鼓舞鬥志吧，念得最多的當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語錄他們還念一些自編的段子，比如胡ⅹⅹ阿姨在五七那天編了「歲歲五七，今又五七」的詩詞。那是模仿「歲歲重陽，今又重陽」，但比其他作品還強一些，讀不出是讚美還是反感，感慨卻是一定的了。
鋤到苗掉時就該休息了，這時伙房送來開水。後來我因生病也送過水，那活兒輕省，只要早點兒從廚房動身，擔擔歇歇，悠哉游哉，到了這時候，田野也好看了。挑到地頭，勞動人民都拿你當寶貝，圍上來瓢水喝，然後就是最經典的問題「今天食堂吃什麼？」食堂是當時大家最關心的地方。時隔四十年，雖然個人記憶選擇和側重不同，但對食堂的思念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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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幹校，幾乎頓頓飯都是高粱米飯窩窩頭，爛白菜土豆當家。勞動重，常常感到飢餓。當時我和母親分住在不同的集體宿舍，裝餅乾的木箱就放在走道里，我常去偷吃。後來老鼠也進去吃，我媽媽基本沒吃，不久就被我和老鼠吃光了。我記得幹校的伙食改善是1971年的冬天，那時精米白面黃豆早已自給自足並還上調北京了，但自給自足並不構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林彪摔死了，空軍隨之變天。此時幹校學員都鬆了一口氣，管理也鬆動了，原來持有的「伙食差更利於改造」的觀念也不被大談特談了。學員種的好菜，養的好豬羊，鴨子等又運不走，不吃做什麼？有了好東西，還要有人會燒。所幸那裡有好些人吃過好的，另有一些會做好吃的。兩相結合，幹校的伙食就蒸蒸日上了，接近幹校解散時，更有分光吃光的趨勢。我印象最深的是幹校殺鴨子，一些割頭鴨居然還能四處奔逃！
我印象中的割麥並沒有鋤禾那麼辛苦。這裡大概有兩個原因：一、聯合收割機負責收割大地塊，人工只管零星邊角。二、鋤禾需要長久地保持一種姿態，並要緊盯地面，很乏味，而割麥卻有些變化。磨鐮下地後，站在地頭，弓箭步拉開，一手摟過一把麥，盡力貼地齊根割，但若割得高一點也不礙事。麥收還有打爻子（即割下一把小麥打成捆麥的繩子），捆麥，堆垛，運麥。夏收的一個力氣活是運麥入倉，當時我同班的男生是一人扛一個麻包，大概二百斤左右，女生就要兩人抬了。
聯合收割機割麥要定期清理滾筒，這活兒多在午飯或下班時做。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夏，一位于姓候補學員進入聯合收割機內清理滾筒。康拜因手午飯歸來，拉鈴警示開機。過了一會兒，轟鳴聲起，收割機開動了。霎那間，機手感覺不對，立刻關機，可小於的雙腿已經被卷進去了！當人們把血肉模糊的小於抱出機倉，放倒在地時，他說：「我的手！」——他已經分不清四肢了。據說在那一瞬間，小於本能地抓住了滾筒倉內的鐵桿。若非年輕力壯，很可能卷進去的不只是他的雙腿。很多年後，我看美國電影「天堂歲月」，阿爾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攝出成熟的麥穗如火焰般地燃燒，麥芒和太陽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麥粒中的人體碎片。
小於被緊急送到鎮醫院，我模糊地記得幹校里的醫生也參加了搶救，幹校很多人為他捐血。經過搶救，他活了下來。大概是1975年左右，我在空軍總院看到小於。他坐在輪椅里，雙腿齊根兒沒了，人很瘦，臉上的紅潤已不見。短短几年，他就從意氣風發的精幹小伙兒進入了滄桑的中年。後來我聽說小於正奔走告狀，想獲得補償。幹校解散之後的五六年間，我也常常聽到原幹校學員去世的消息。
本來秋天收割大豆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機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場院裡急需脫粒入庫，於是就加了晚班脫粒。前半夜，我們數人合夥把豆棵叉成小堆，再推到脫粒器前。喊著號子，大家齊用力，脫粒機的地勢比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動就頗為省力也比較好玩兒。豆垛推到脫粒機前，再由站在機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堆，摔進機嘴裡。「餵入」這活兒力氣小了幹不了，因此都是輪流上陣。現在想起來有點兒後怕，若困了或沒站穩，跌進去怎辦？後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鑽進豆垛里眯一覺。再開工時，隊長就到豆垛里尋人。
除了這些勞動，學校還組織我們去當地的公社同吃同住同勞動（所謂三同）。那個村子是鮮族和漢族混住，我們幾個女生住在一個漢族五保戶老人的家裡。我只記得那屋內特暗，我們睡在土坑上，同時睡在土坑上的還有她的棺材。因氣候嚴寒，當地人洗浴有限，他們的身上和屋內多比較難聞，但鮮族卻相當乾淨。鮮族人睡地鋪，左右是臥室，靠中間的灶房燒火來暖地炕。他們的灶上坐著一兩口大鍋，黑色的鍋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擺放得乾淨整齊。記憶中的鮮族人比東北漢人更吃苦耐勞，特別是鮮族婦女。當地還出產水稻，人稱響水稻，那大概是中國大陸最北的水稻產地。稻子成熟後顆粒晶瑩飽滿，口感類似小站米甚至更好。後來幹校也開始種水稻，其指導就是響水大隊的鮮族老農民。種水稻最苦的活兒是插秧。東北春遲，插秧時水田裡還結著薄冰。赤腳下田先踩到冰，繼而破冰而入，雙腿冰得通紅，有時冰凌還會在腿上留下劃痕，這時可別起風！隨著多人跳入和勞動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氣和攪動中液化消散。
4.
一九七一年初，我初中「畢業」被分配到幹校的製藥廠，後來製藥廠解散，又被分配到機修廠。機修廠屬於幹校的三大隊，這個大隊原為空軍第一研究所，學員絕大多數是男性。這些畢業自北航和哈軍工的知識分子（當時自稱臭老九）先被全體下放到嫩江，嫩江幹校解散後又合併過來。三大隊的人也發軍裝，但他們穿得非常襤褸，好像故意在宣洩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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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師傅姓許，中等個，少話。他教我燒焊使銼時，語調溫和聲音輕微，與周圍的環境很不協調。他的臉非常白，白得可見太陽穴上的青筋。在幹校一片勞動的棕黑中，他真正是個白面書生。他的白少半來自天生，多半是因長久被關押，據說關押他的地方門窗都糊了報紙。此前我覺得候補學員的壓力就夠大了，並不知道隔著幾步路還有人完全沒有行動自由。我從未明白過三大隊的「革命形勢」，只隱約感到那裡的人和其他大隊的叔叔阿姨不一樣，好像一個獨立王國。某次三大隊的成員當著二大隊幹部汪國清叔叔的面打人，汪叔叔制止。打人的說，我們打的是反革命。汪叔叔說：「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打。」因不滿被汪叔叔制止，有人告到上面，要求幹校不要參與三大隊的事情。二大隊也為抓五·一六點過一些學員的名字，但多是為了應付上面而不得不為之。後來我聽說，我師傅和小於等都是抓五·一六期間被關起來的。到我們參加進去時，那裡的革命氣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師傅還曾給我講牛頓三定律。黑龍江氣候嚴寒，當地人都貓冬，而幹校的貓冬是在政治學習中度過的。在機修廠時，我們都是在男同志宿舍參加政治學習。通鋪上坐滿了人，我們幾個青工是其中文化程度最低的。我聽「老九」們念文件和發言，也聽到他們脫口說出「猶抱琵琶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徑處處相等，摩擦係數處處為零」來取笑人。我當即驚為天人，更渴望讀書了。
幹校成員中最引入注意是文工團員，他們來自空政歌舞團，歌劇團和話劇團。
我們到達半年後，在貴陽又另組幹校，要從本校調一些人過去。當時很多人不想去，一個話劇演員就編了個劇本名為「有那麼一個星期天」，劇情是說服人去貴陽。劇中有四個角色，爸爸媽媽，兄妹倆個。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話劇團演員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劇團的劉痕叔叔，他原在「江姐」中飾演甫志高，演媽媽是喬和春阿姨，她也是歌劇團的演員。戲演完了，我「爸」就動身去貴陽了。很多年之後，再遇到他們，還說起這段故事。我不知道為何會參加演出，很可能因為我是文工團的後代，容易抓差吧。雖然我母親一貫地不贊成我參加演出，但那時她還處於後專政時期，無力管我。
冬天農閒時，幹校組織了一個宣傳隊，節目有歌舞和曲藝。我擔任上半場獨唱，曲目是畢業歌，另與三個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費氣力，但舞得不怎樣，完全是湊數。空政文工團的獨唱演員徐菲阿姨擔任下半場的獨唱。她唱民歌，還唱河北梆子。壓軸的節目對口詞的表演者是舞蹈演員辛某某和話劇團演員欒某某。辛XX曾於50年代在東歐的某個青年聯歡節上獲過舞蹈獎。我記得對口詞的最後一句是「跟著XXX永遠向前進」，此時辛XX從舞台右后角，一路翻到最前頭，落地後站得穩穩的，再喊出「向前進。」他的表演總贏得很多掌聲，須知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員啊。因辛XX的生活問題，其妻與之離婚，並視文工團為傷心地。但70年代後期，文工團招生，不知怎麼竟然招到了辛的女兒，孩子的媽媽也跟來了，還是一副很擔心的樣子。辛的女兒從小就瘦，總有些愁苦。後來她的演藝生涯並不順遂，據說還出了一點事故，真說不清算不算孽緣。
除了幹校宣傳隊之外，我還演過李鐵梅和小常寶，不過那兩場戲都是業餘之業餘。鐵梅的那場戲是與一個叫朱菲的女孩合演的《痛說革命家史》，後來因當地節目太差，我們還參加了縣級文藝會演。1970年底，幹校附屬衛東學校排演《沙家浜》，讓我演阿慶嫂的A角。B角是喬XX，1977-78年喬考取廣播學院，我也考取大學，我曾在公共汽車上碰到她。她畢業之後曾主持央視的經濟欄目，而她曾經的夫婿就是飾演郭建光的男生。幹校的小孩學員中出的名人還有馬未都。《沙家浜》的其他演員年齡都比我小，與之對戲，我感覺有點像扮家家酒，沒有與空政的專業演員同台那麼緊張。沙家浜里最知名一場戲《鬥智》，演起來很能調動情緒，而最難的唱段為《風聲緊》。那段唱既長，又無人配戲，自覺有些吃力。我沒學過京戲，就像唱歌似地唱，因此人們都說我唱的是京歌。
演《沙家浜》時，我母親也從燒火工調任音樂老師。她教五線譜，她的課成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樂教育，因而被念叨了很多年。當時被調到衛東學校的還有空政歌劇團的周導演。我不記得他教過什麼，但他負責排演《沙家浜》。當時樣板戲已經看了無數遍，不但早已記熟台詞，連一招一式都記住了，排練的目的就是把早已爛熟於心的東西實踐一下。私下裡，我以為我知道怎麼導演，不過就是站位和動作表情的配合。
參加演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勞動，還能吃到好東西，遇見趣事。我看過烏拉草長長地飄動於鏡泊湖邊，養貂場裡鬼頭鬼腦的貂。人參種植園中紅紅的人參果讓我想起動畫片《人參娃娃》，悶罐卡車駛過結冰的湖面猶如俄羅斯小說中的場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個第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鋤禾，麥收，秋收，1969年在「拉練」中結束。在拉練中，我們體會了極少數已知的國際事務——珍寶島事件。我們進入了70年代，卻對人類已經登月全然無知！除了幹活吃飯，校內交往，這世界的其他一切毫無選擇地與我無關，而無關的生活一直持續至1971年秋冬。在那個冬天裡，除我這類非幹部，幹校的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了林彪事件。在他們進行更封閉的學習時，我依然混沌地當著豬倌。即將進入1972，我終於也知道了那個驚天的消息，從此即便愚鈍如我者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事。雖然當時人們仍然閉口不談，但私下又如何呢？或有人察覺到命運即將改變？或有人已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騙局？直覺？還是頓悟？
在紛揚不止的風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親丁伯伯頭一次被批准離開幹校去探親治病。在無人管束下，我，玉英，立立和立立的弟弟人人（他是4.12生的）喝著酒迎來了1972年。我們並不知道，僅僅半年，所有的人都動身南行。我和玉英最後落腳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當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來信和戎裝照，當時他正在越南進行著什麼自衛反擊戰。
40年過去了！我們上一代的幹校學員或已作古或風燭殘年。幾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幹校的老人，得知他記日記。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記，他說真的無甚可讀，若非今天幹了什麼活，就是開了什麼會。即便是同代人的回憶，我發現其中的許多雖已被簡化得缺乏細節，卻又被柔化得充滿了祖國花朵般的情感。何以那種感情依然？或許當時年齡太小，或許後來的生活乏善可陳，或許……
幹校歲月之於我是一段生活體驗。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的高潮期，也只有那幾齣戲和那幾首歌。對一個人來說，童年和少年的歌曲即便不是至關重要，也是記憶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時代只有那幾首歌，因歌詞太政治化，後來也無心趣再唱。若有選擇，我不會選擇那樣的生活。
初稿於2010年5月7日
改於201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