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今日於台北生技園區舉行獲獎者演講，漢學獎得主、大陸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學系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以「放寬你的歷史視野」為題，提出「大歷史」、「大關節」、「大判斷」的論點，並深入分析秦始皇實現儒家理想等案例，呼籲歷史研究不僅要用放大鏡、顯微鏡，而且要用廣角鏡和望遠鏡，讓大背景成為座標，然後確定人物、事件的位置。
他首先分享14年前在普林斯頓與余英時先生聊天的內容，以王國維曾批評姚名達考據孔子何時到東周王室的文章是「特事小耳」，還有錢鍾書曾對陳寅恪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一事有微詞，但這背後涉及李唐之所以興盛是不是和胡漢交融有關，來點出今日的主旨「大歷史」以及「大關節」。
隨後葛兆光指出，大歷史和大關節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種力量，這個力量指歷史原來平穩發展的方向發生了扭曲或變化，同時它又是一個基因，最後沉澱到現在，變成影響今天的一種歷史因素。研究大歷史需要「大判斷」，這是歷史研究能不能舊貌換新顏的基礎。而過去可能不被濃墨重彩敘述的歷史事件可能就會呈現新的意義。
他提到，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古代中國史學傳統以及晚清以來現代中國史學的傳統，「我們面對的是兩個傳統，一個是老傳統，一個是新傳統」，不得不「以整體對抗整體」。而歷史研究和科學自然科學研究不太一樣，每一次都要回到起點，一旦從起點重新去審視，那麼舊的歷史就會出現新的風景。
葛兆光舉出三個例子來談把握大歷史、抓住大關節的重要性。
第一個例子是蒙古帝國蒙哥汗時期突然改變宗教寬容政策，成為宗教「不」寬容政策。當時是公元1255年蒙哥宣布《化胡經》（道教）應焚燒禁止，而在前一年法王路易九世派出教士魯布魯克到哈拉和林和聶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展開一場辯論，而當時蒙哥仍表現宗教寬容，但一年之間蒙古人的政治策略和宗教制度就發生巨大轉變。葛兆光解釋，這因為1255年後蒙古大軍開始轉向東方，「當他面向一個歷史悠久，宗教信仰認同很單一，而且族群意識很強烈的東方大國時，他不得不開始改變」，這才能體會陳垣所指出全真教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宗教。這個例子說明，如果放在橫跨歐亞的大歷史背景裡面，不大能夠體會為什麼當年會發生這樣的宗教辯論，「也不會理解為什麼這場宗教辯論會導致對道教的嚴厲打擊」。
第二個例子是秦始皇對儒學的重要性。葛兆光指出，陳寅恪曾提出秦始皇奠定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遺傳到晉代，涉及《泰始律》的意義。葛兆光強調，近來中國出土了很多簡帛文獻，尤其是秦代竹簡，可以看到很多倫理道德基礎基本上就是儒家的。因此，「我們過去把好像秦始皇是法家，漢武帝尊崇儒家看成是一個天經地義、公認的歷史過程，其實可能是不一定對的」。他說自己從來不覺得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儒家和法家兩家，「其實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家，只不過是一手硬，一手軟，一個重教育，一個重管理」。
第三個例子是明代永樂年間南征安南。當時安南陳朝末年，權臣黎季犛取代陳氏，明朝發現後介入，並於永樂4年皇帝派大軍進攻，幾乎打下了整個安南並設治，可是十幾年後形勢就逆轉了，當時後黎朝的創建者黎利起兵，幾年後打敗了明軍。恰好此時永樂皇帝死亡，後繼者洪熙皇帝和宣德皇帝改變了永樂積極擴張的政策，決定放棄安南，於是這場戰爭以安南重新獨立告終。葛兆光指出，如果僅僅從中國史單方面看，這當然意味著明王朝對外政策的根本轉變，但如果放大一點視野，這是安南的國族意識逐漸恢復，對中國的敵意越來越厲害的關節點，而如果再放大，不光是安南，這件事情還影響了整個朝貢圈全心全意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如果再放大視野，放在整個亞洲甚至全球背景來看，「其實有很深的歷史意義」。
他解釋，首先宣德年間從安南撤軍，讓安南獨立以及不再下西洋等，象徵原本積極擴張朝貢圈的根本傾向發生了轉變，使得15、16世紀的環南海地區保持了相當多元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以及各種語言、宗教和習俗，另一方面也給後來的歐洲殖民者趁虛而入的可能性，導致原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逐漸崩潰。第二點，由於明朝實行海禁，海外貿易衰落，越南則從朝貢區圈的邊緣的安南，逐漸轉變為南海貿易圈的安南，加上不斷對外擴張，於是便成了一個南海國家。第三，15、16世紀環南海地區逐漸形成南海貿易圈，此時明朝已經不是南海貿易圈的主導者，而只是一個參與者，1511年葡萄牙占領麻六甲，1571年西班牙入主馬尼拉，逐漸開啟了由南海為中心的全球貿易，明朝一直到1567年的隆慶開關，沿海商人才合法進入南海貿易圈。
最後，葛兆光以「鏡子」作為比喻來談歷史大歷史和大關節。他說，「歷史研究不僅要用放大鏡、顯微鏡來審視文獻，而且要用廣角鏡和望遠鏡，把歷史觀察、歷史人物、事件放在更大的背景裡面，讓大背景成為座標，然後確定人物、事件的位置，也讓這個座標和背景看清它的前後左右，帶我們看看它究竟是不是我們判斷的大歷史和大關節」。如果能夠放寬歷史視野，觀看大歷史、把握大關節，我們面前的歷史圖景可能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