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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瀋陽醫學院,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殘酷打擊迫害知識分子,製造假案,私設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19人,逼瘋多人。令人髮指的是,他們把有的人逼死後,竟慘無人道地將死者肢解作「標本」。
有位政治老師姓陳名為秀,與陳獨秀的姓名只差一字,文革中,這竟也成了罪狀。紅衛兵把陳為秀捆綁了起來,說他是老「右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
人死總要掩埋,專案人員為了「方便」今後的辦案,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割下他的大姆指頭,裝進玻璃瓶里,用福爾瑪林藥液浸泡起來,啥時需要他的手印,隨時即可撈出來使用。
「安徽長江北邊,村子一半餓死一半逃荒,幾百口人的村莊,最後只剩下6個,過了江就是丘陵,進山里餓不死,後來軍隊乾脆在江邊上架槍不讓過江逃荒,偷偷渡江直接打死。最嚴重的村子一個人都沒剩下。」
文革開始時,侯德喜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來人,給廠里遞了材料,隨後就把他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著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
我看見我媽媽還沒有完全死,還能把衣服解開,讓妹妹吃奶……周圍有人看著可憐,就走過來,把妹妹抱開。小妹兩手都染著媽媽的血,還在哭。民兵看餵完奶了,就走過來,給媽媽頭上補了一鋤頭,媽媽就死了……」
自從呂正操帶領共產黨軍隊開進太行山區後,這種恐怖政治同時也被他們帶到了那裡。「他們在逮捕或處死人犯前,總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義的口實;但有時也突然闖進一個曾經發表過反共言論的人的家裡,立即予以處決。」
「老頭子」還告訴司馬璐,「上海平日殺共產黨最起勁的巡捕,說不定就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不多殺一些共產黨員是沒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幾個自己的幹部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也是對黨的一種貢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