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時召見他時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羅當即表示不同意，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1、1920年代，浙江義烏地面出了一個神童，天資聰穎，智商過人。18歲時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但他志不在此，之後前往上海，考入中國公學。胡適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發現這個叫吳晗的學生是個可造之材，對其撰寫的《西漢的經濟狀況》非常讚賞。吳晗對胡適也是十分仰慕，曾寫信...

這次批鬥一個考題，連《人民日報》也殺氣騰騰，顯然不是香港官員為了交心鬥左導致的意外。回顧北京對港研判與政策，中共其實自2003年之後，便已經處心積累對香港教育界進行大清洗。

首先，吳晗完全忽略了毛澤東領導的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仍有農民革命的強烈色彩。其次，吳晗似乎也沒有發現毛澤東潛意識裡的帝王情結。曾經嚴格的史學訓練讓吳晗還不至於說出有違史實的昏話，但也正是這些真話，卻招來了致命的一擊。

一個與吳晗共事過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正是吳晗的鬥爭堅決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歷經磨難達20載。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輝表明：在反右運動中，因吳晗憤怒「控訴」而深受傷害的不止一個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開始了，吳晗也做了階下囚，於69年10月11日死於監獄。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她當年對國民黨政府的敵視態度客觀上極大地幫助了中共，毛澤東當年稱讚她對新中國的貢獻，說的是實話。她充當新中國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這個政權帶有一定的聯合政府性質，這在客觀上也幫了中共的忙。但是，歲月流逝，毛澤東竟絕情地下了逐客令，並請她到海峽對岸去，這明顯是宣告，她是大陸不受歡迎的人，是國民黨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時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們竟然說出如此絕情的話，宋夫人的內心的震動和悲痛是可以想見的。

在毛周的眼裡，吳某本來就是一個頗有特色的花瓶，一入中共就失去了觀賞價值。一直到1957年，知識分子們吵吵嚷嚷的時候，吳晗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他被接納入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但卻有一個附加條件：他必須作為秘密黨員加入，對外仍是民盟身份。人們唯一清楚而不寒而慄的是：一個執政黨在和平時期竟然有秘密黨員！直到文革，他才明白自己也許從來就不是「自己人」，或者鬥起來就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這回要減的就不是幾碟小菜，而是他的腦袋了。

其實在中共建政後的幾十年裡所發動的從無休止的歷次運動中，除了「6‧4」因為我家沒有相應年齡的人以外，其它的哪一次運動，我家都有人在共產黨殘酷的鬥爭中挨整、受迫害，甚至丟命。

吳晗告訴同為大歷史學家的翦伯贊說：「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罷官》毛主席看過，而且讚揚過的。我聽馬連良親口告訴我的。《海瑞罷官》是他主演的嘛。那個戲公演後，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裡接見了馬連良，還請他吃飯，馬老闆當場給毛主席演了幾段。毛主席很高興，說：『戲編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很激動地對我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決定，「要打破舊的格局給與我們的限制和束縛」，行政區域要設在舊城中心，並且要在北京首先發展工業。自此，北京古建築開始被大規模地拆除。當年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可以通過合理規劃加以保留。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吳晗與他爭論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氣得梁當場痛哭失聲。

延安整風20多年後，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恰恰又是周恩來，劉少奇已從當年整人者的位置退下來，被迫進入被人整的角色。在周恩來擔任專案組組長的期間，專案組「戰果纍纍」。初戰告捷，揪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史稱為61個叛徒案。接著，擴大戰果，最後將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一案，不但劉少奇死於非命，而且受株連立案的有22,053件，並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極有可能是盤古開天以來，株連人數最多的冤案。

誰能想到，毛澤東說的話、毛澤東表的態全都不算數了。吳晗也沒有辦法找到毛澤東當面對責，毛澤東也不可能給他這個機會。即使給了他機會，他敢為自己辨誣嗎？吳晗冤啊！吳晗比竇娥還要冤！竇娥還有地方去告狀，吳晗既沒膽量，也沒地方去告狀。

周信芳成了整黨的對立面，成了整黨「吐故」的對象和「納新」的警示。實際上，張春橋是借周信芳這個「靶子」，來展開並闡述文革整黨的思路。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張春橋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實質上是藉助這一個案，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步步緊逼地指點造反派的行動。

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吳晗的鬥爭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力量，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除了對新版《朱元璋傳》結論的耿耿於懷，主要因為吳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長，在文化上又是史學名家，這種雙重身份，正合適拿他來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被稱為兩袖清風、持心公正。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曾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這個「懷疑」既是他心跡的流露，1948年底，吳晗以共軍軍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來之命發「挽留」函電勸梅貽琦留下來，他沒有聽從這一建議，而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飛機到了南京。他的一位友人曾問他為什麼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

1950年代的反右鬥爭，是中國知識分子劫難的開始，直至文革打倒頂峰，無數知識分子被打倒，慘死他鄉。在錢鍾書看來，知識分子被打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淪喪，知識分子間的相互出賣。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與人之間失去了最起碼的信任。在談到吳晗的悲慘命運時，錢鍾書頗有些戲虐地說「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京劇《海瑞罷官》的獨特歷史地位，並非因其藝術成就之高，而是因為姚文元對它的批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個明代的官員，歷任知縣、州判官、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尚書丞、右僉都御史等職。他正直剛毅，為政清廉，職位低下時敢於蔑視權貴，做了高官仍直言敢...

49年毛共許諾善待知識分子，搞民主政治，胡適不信，逃去台灣，安度晚年。吳晗信了，家破人亡妻女不保，被鋼絲勒喉，凌虐致死。山西王閻錫山不信，戰敗逃往台灣，得以安生保命。傅作義信了，胞弟餓死於夾邊溝勞改農場而不能援，女兒受辱於集中營而不能救。老舍信了，投湖自沉；束星北信了，牛棚吃糞。

著名五毛吳晗因為錯誤領會了上意，寫了一個劇本，搭上了一家三口的性命。劫夫，原名李雲龍，吉林人。作品：《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歌唱二小放牛郎》、《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為毛主席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譜了曲。71年9月他猜測林彪已接班，寫下《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個月後被關進「學習班」，審查五年多，76年12月因心臟病猝逝...

１９５７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９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