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某一天中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步入市府專共市長級「公僕」用餐的小食堂。按規矩，他平時和另兩位副市長張友漁和黃敬共桌，而那天張、黃赴一黨內會議，另有備飯，故吳是單獨進餐。伙夫見只有一位首長，便酌減了幾道菜。
到此為止，這個故事沒有任何古怪之處，但接下來就越來越怪了。張黃二人會畢回府，不知怎麼得知了減菜一事，立刻向市長彭真作了匯報，彭又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很快又面陳毛。數日後，毛辦傳旨，宣張友漁、劉仁（專管知識分子的副市長）和吳晗進頤年堂。
當時的吳晗，是以民盟中央委員的身份「參政」的，同時還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當教授。他因與中共有淵源，故1949年當他還在蘇聯朝聖時就被「選」為副市長。吳晗雖親共，但並無意從政所以一再請辭。但毛、周均看中了這隻古色古香的大號花瓶，所以數請不准。為表示自己並無意出任高官，吳晗在受命之後並未離開清華園，而是每日進城上班。對他這一階段的「表現」，張友漁曾說他「沾染了一些恃才傲物的舊文人習氣」又說「我認為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他分管文教衛生是適宜的，進步一定會更快。」因此，同是副市長，但在黨的眼裡，釅然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學齡兒童。
然而，50年代初，江山剛坐穩的時候，「統戰」這根筋繃得還是很緊的。越往高層就越是敏感。儘管吳晗本人未在意，但減掉的那幾碟菜卻掀起了他未曾想到的風波。
毛在頤年堂召見了張、劉、吳，說：「我們是把黨外民主人士當作自己的幹部一樣看待的。」他雖未提減菜的事，但明顯是有所指的。他還訓斥了張和劉，要他們好好團結黨外幹部。隨後，周又特意召開了一個高幹會議，會上周點了張的名，讓他站起來，把「吳晗同志吃飯的事」再好好說說。待吳報告完畢，周淳淳道：黨外人士「有自尊心，常怕被人看不起。減少一點菜，好象是小事，實際上可能對統戰工作產生不利影響。」
此事在中共統戰史上可稱為「減菜事件」。當事人中，黃敬六十年代初發瘋自殺，吳晗文革中自殺，只有張友漁僥倖留得一命，在民盟機關刊物《群言》上刊出一文，詳說此事本末。
其實說怪也不怪，因為骨子裡，這些「民主人士」就是被視為來分一杯羹的，其身價也就是幾道菜的增減而已。毛周對這點看得尤其透徹，所以常有賜飯賞衣贈款送屋，甚至代為覓妻之舉，至今還有人念念不忘，傳為統戰佳話。在這種氣氛下，飯桌上減去幾個碟子自然要被視為事關統戰大計的原則問題了，並不算大驚小怪。
「減菜事件」對吳晗既是溫暖又是壓力：如此知遇，還不死心塌地？因此不久他就辭去教職，搬出了清華園，住進了市府大院。但他一直有一個心事懸在那裡：他還不是黨員，始終有「妾身未明」之感。
其實早在1949年，吳晗就乘著南下大軍的東風提出入黨要求，毛未允；搬進市府大院後，他自以為夠格了，再一次申請，毛批「還是不入為宜。」他始終沒搞懂的是，毛就是不要他以中共的身份執政，而偏要他以民盟的身份「參政」。在毛周的眼裡，吳某本來就是一個頗有特色的花瓶，一入中共就失去了觀賞價值。
一直到1957年，知識分子們吵吵嚷嚷的時候，吳晗盼望已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他被接納入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但卻有一個附加條件：他必須作為秘密黨員加入，對外仍是民盟身份。（是否單線聯絡？有否接頭暗號？這些只有等將來黑箱曝光才知道了）也許這是偉大領袖的一個戰略部署，在反叛的知識分子陣營內預埋伏兵？或甚至想得更遠，萬一「資本主義」復辟，可以重開地下鬥爭？這也只好拜託將來的歷史學家了。人們唯一清楚而不寒而慄的是：一個執政黨在和平時期竟然有秘密黨員！
然而吳晗沒有不寒而慄，他沐浴在春日的陽光下。他終於是「自己人」，因而終身有靠了。從此他安安心心、勤勤懇懇地辦著毛欽定的標點《資治通鑑》、改繪《歷代與地圖》的工作，還自發地響應毛要向海瑞學習的號召，寫了《海瑞罷官》。總之，是以自己人的態度揣摸上意，步步緊跟。直到文革，他才明白自己也許從來就不是「自己人」，或者鬥起來就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這回要減的就不是幾碟小菜，而是他的腦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