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委的討論會上，韋君宜親耳聽見彭真說：（赫魯雪夫）這個報告一出，史達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也是在這裡，韋君宜還聽到了市委的負責幹部們議論：毛主席說那次史達林強迫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氣；還有以前史達林和蔣介石訂中蘇友好條約，是兩肚子氣。看起來毛澤東對於斯...

周揚曾經是毛澤東的文藝總管，文革期間，被批判成反毛澤東文藝黑線的總代表，遭監禁9年。（《百年真相》提供）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節目。周揚，曾經是毛澤東的文藝總管，在中共文宣領域一度聲名顯赫。但到了十年文革期間，他卻被批判成反毛澤東文藝黑線的總代表，遭監禁9年。今天...

《書城》今年四期上有陳詔先生一文《拾得舊夢祭於伶》，內中有一處說到周揚。陳先生說有一次於伶和他談起周揚，於伶說：胡風反革命案件平反後，文藝界有很多人譴責周揚，鬧到他的家裡。周揚在無法說清楚的情況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給大家看，總算獲得大多數人的諒解，才使事態平息。原來周揚在這個位子上...

胡風似乎尚未完全明白。茅盾所作的報告，不但預示了未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毛的文藝思想、工農兵方向在全國範圍內領導地位的確立。作為整個文藝界的指導思想，臥榻之旁豈容他人打鼾！胡風的悲劇意義在於，他的文藝思想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許多相悖之處，而他堅持不轉向，還主張文藝界應該確立魯迅的文藝思想為指導思想，這就勢必要撞在槍口上了。

烏雲籠罩的北京天安門法捷耶夫是史達林的文學總管。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開槍自殺。周揚曾經是毛澤東的文藝總管。到了十年文革時，周揚卻被批判為反毛澤東文藝黑線的總代表，並被監禁長達9年。周揚吹捧毛澤東周揚，湖南益陽人，中共著名文藝理論家。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

更讓丁玲吃驚的是，彭真的話是從周揚那裡聽來的，周揚在土地會議主席團住的院子裡說，丁玲寫了一本同情地主富農的書。這讓丁玲心裡很不高興，因為在此之前，丁玲將寫完的書稿複寫了兩份，其中一份先交給了周揚，想聽聽他的意見。但周揚一直沒有表態。現在倒好，我第一個把小說拿給你看，你有意見不當面講，卻背著我在高級領導幹部中散布，而且一講便上升到思想原則的高度。這豈不是給日後出版設置障礙嗎？

曾經整胡風的人的共同特點是：聽毛澤東的話，毛說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毛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他們個人沒有是非。此即所謂「黨性」使然也。他們挨整，基本上重複了當初他們整胡風時的路：胡風反黨，他們也反黨；胡風反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反馬克思主義；胡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他們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胡風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相勾結，他們也是國內對敵對勢力在黨內的代理人；胡風是黨的敵人，他們也是黨的敵人。

再去醫院看到的就是一個昏睡不醒的人，一個植物人。一次，陳荒煤陪同即將離京返回四川的沙汀前去探視。周揚平躺在病床上，原本魁梧的身軀已經只剩下皮包骨頭，鼻孔里有長長的鼻胃管插入體內。陳荒煤和沙汀默默地站在床前，病房裡只有儀器嗡嗡的聲響，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藥水味。

示意圖，圖為烏雲籠罩的北京天安門。1955年，毛澤東製造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全國性大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據中共官方數據：當時，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19...

粉碎「四人幫」之後，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陳伯達並非當年受到周揚錯誤批判的人，而是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嚴重罪行的人，周揚怎麼關心起陳伯達來呢？

反胡風運動，是從作家協會開始的。那時我正在作家協會，而且參加黨組。周揚對於胡風確實不滿意，這是我聽得出來的。說他是個小宗派，說他想辦同人刊物，不願被領導。對於他的那個萬言書，更是極為生氣，說要把它印出來隨《文藝報》附送，讓文藝界大家評評理。但是，要把胡風連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

毛澤東慣用的做法：他是自以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歡把論敵的文章、觀點公之於眾，不怕群眾接觸「反面教材」，他深信群眾是會跟著自己走的。直到這時，胡風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與毛澤東本人對抗的，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年輕朋友，他選擇了屈從檢討，開始寫《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見周揚，

奪取政權後，中共依然堅持馬列的階級鬥爭理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整人，不但剝奪了人的權利，踐踏了人的價值，而且直接導致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給大陸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革結束後不久，人們痛定思痛，開始對十年浩劫和中共建國以來的歷史進行全面反思：中國的毛病出...

但疑點也由此而來，從胡風事件到丁玲、陳企霞事件，周揚都是關鍵人物。如果周揚手裡真有一封信，那麼他在世的時候，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透露出來，因為這是關係他歷史中所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但我們現在沒有見到有關這方面更可靠的資料。如果周揚說在胡風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澤東的壓力，顯然又說服不了找他鬧事的那些受害者。

潘漢年案件和胡風案件看似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案件，然而，仔細對比，卻可以發現他們有著許多的巧合與相似之處。首先，這兩個案件都是毛澤東親自操刀的欽案，兩人被捕時間相近，長期關押不做審判的經歷相似，實質性處理的結果也相近。此外，潘漢年、胡風還恰巧都和周恩來關係密切，周恩來對兩個案子也恰巧都表示了懷疑並提供了反證。

如今大陸上叫著"新左派文學史敘事"的解讀，話語改造最標準的做法，不是剝奪而是以偷換的方式，把每一個"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經典"所供應給你的"標準件"：在人們的想像和表達的對象化為空洞之處，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異的意識形態話語。周揚掛帥的這支文藝隊伍，締造了一個語言的暴力體系，創作了一批"經典"，藉助一切傳播的手段，進入大眾想像/表意系統、情感宣洩方式等等淺意識無意識領域，

潘漢年和周恩來的關係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漢年就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並在顧順章叛變後，和陳雲、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為中共情報工作的首腦之一、上海灘上的神秘「小開」。到達江西蘇區後，潘漢年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先後參與和十九路軍、粵軍的談判，由此成為紅軍的「外交部長」，後來又協同周恩來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周恩來的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鬥爭，越是和他有明顯淵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關照。有時為了顯示自己的鐵面無私，甚至還要格外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