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委的討論會上，韋君宜親耳聽見彭真說：「（赫魯雪夫）這個報告一出，史達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也是在這裡，韋君宜還聽到了市委的負責幹部們議論：毛主席說那次史達林強迫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氣；還有以前史達林和蔣介石訂中蘇友好條約，是兩肚子氣。看起來毛澤東對於史達林的惟我獨尊也是很不滿意的。
有段日子，韋君宜積極組織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以為這是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意見行事的，是反官僚主義。編輯部把贊成和反對的兩派意見都登出來，但顯然是偏向於贊成的一面。這時作家協會正在開鳴放會，韋君宜參加了一兩次，聽到李又然、丁玲他們的發言，大致是對前一階段（鳴放以前）那樣整他們、批他們，把《文藝報》當一個賊窩來追查，很有意見。韋君宜在會上冒冒失失發了一次言，說聽到有些人講，在這裡不敢講話，為什麼不敢講呢？應該讓他們講。不管是丁、陳（丁玲和陳企霞），還是周、劉（周揚和劉白羽），應當有同等的發言權。讓他們都講嘛！
韋君宜的講話引起了當時作協領導劉白羽的注意，認為她是偏袒丁、陳的。加以她在下鄉時候看見鄉村公共汽車對於乘客是那樣不負責任，寫了一篇短文，登在彭子岡所編的《旅行家》上，再加上她主持的《文藝學習》發表了那些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於是作協決定開會批判韋君宜，把她和黃秋耘兩人一起進行批判，還在《人民日報》發過一個消息。
那一階段，作協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擺，天天開批鬥會，當然，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陳企霞的，後來又加上了馮雪峰。此外還開了好多人的批判會。記得批秦兆陽，說他那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目的在於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說他講了我們的有些批判捕風捉影。「捕風捉影有什麼不好？總是你有風可捕，有影可捉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作家協會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個，「踩線」的還不算。劉賓雁、王蒙、鄧友梅……與《文藝學習》編輯部有點關係的作家都成了右派。
韋君宜自己也險些劃成右派。她回家把此事告訴了丈夫楊述，楊述是北京市委管文教的書記，楊述將此事轉告了蔣南翔（韋君宜的入黨介紹人）。蔣南翔打了個電話給胡喬木說：「你把韋君宜調到作協，現在她快要劃成右派了，要開批鬥會了，你管不管？」胡喬木打了個電話給劉白羽，說韋君宜大約尚非右派。同時楊述把這事也報告了彭真。這才使韋君宜沒被劃成右派。不過批鬥會還是要開，韋君宜一面挨批鬥，一面在編輯部主持工作，繼續發批判稿批別人。
黃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鏽損靈魂的悲劇》，被中宣部點名批判。他是《文藝學習》的副主編，《文藝學習》必須表態。作為負責人，韋君宜被迫執筆寫批判文章！兩人曾經患難與共，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私下秘密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和憤懣。但為了過關，韋君宜只能胡說八道，署名「朱慕光」，寫完後交給黃秋耘看。黃看了只笑一笑，說：「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嚮往光明，不曾看見人民疾苦啊。」
黃秋耘還是比較僥倖的，由於邵荃麟的力保，竟然免劃右派，只給了個留黨察看了事。還有許多人，雖然有人設法保護，卻沒能保下來。例如陳涌，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展開了爭論，何其芳說：「不能劃陳涌。如果陳涌該劃，那黃秋耘也該劃。」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還有王蒙，在中宣部里討論時，楊述和許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劃王蒙，與團市委負責幹部爭論，但中宣部最後「平衡」了一下，結果還是劃上了。許多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平衡」決定的。你並不太壞，但是他的壞也並不超過你多少，他已經劃成右派了，你怎麼好不劃呢？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比較攀扯法」，統治了當時整個中國的運動。
團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懷著一腔熱情投奔解放區的青年幹部劃為右派，有劉賓雁、李凌、丁望、王亞生、陳野……還有更早的學生幹部陳緒宗、陳模、李庚。劉賓雁是為了他的文章。韋君宜知道他那篇《本報內部消息》裡所描寫的那位到了中年就喪失了革命鬥志的總編輯，就是陳緒宗。但是到頭來，陳緒宗竟然也免不了劃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寫匿名信對報社內某一同志攻擊、不滿。如果攻擊不對，最多只能說是個人行動不對，與反革命什麼相干？但是，卻定了她一個「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陳緒宗出來代為辯護，也被劃成了右派。
至於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里的人才。作家協會有個楊犁，也是這一群里的。他們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員），有的還是黨員，是當時學生運動里最活躍的分子，他們搞的反飢餓、反內戰活動，有力地支援了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
這些人結果都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個，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劃右派時他們都還最多不過三十歲左右。李凌等幾個在團中央被劃了，楊犁在作協被劃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幹部袁永熙在清華大學被劃了。楊犁的妻子黎陽，原是在北京大學由楊犁領上革命道路的，人極幼稚、極單純，真是人家說什麼她都信。他們二人原來極其相愛，從兩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樣的字互相顛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楊犁被打進漩渦，這個單純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離了婚。
光是為此離婚的也非止一個。清華的袁永熙，妻子是國民黨要人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曾經勇敢地背叛家庭，獨自在北平貝滿中學教書，參加共產黨幹革命，後來被捕，鬧得國民黨報紙都競相登載。她有這樣的勇氣，卻沒有勇氣面對丈夫被打成右派，和袁永熙離了婚。後來一直沒有再結婚，文化大革命又遭到批鬥，終至自殺。
相比較，倒是黨的機關北京市委，右派劃得少一些。市委宣傳部只劃了一個鍾鴻，還實在是七拼八湊硬湊上的。這個鐘鴻曾在韋君宜兼任市文委副書記時幫助做過工作，所以常去韋君宜家，和楊述也熟，是一個溫柔沉靜的女子，也是著名歷史學家、文字學家黎錦熙先生的女兒，文筆很好，韋君宜從來沒聽到她發表過什麼言論。那幾天劃右派的時候，韋君宜只見楊述天天往外單位跑，去開會、比較、定案。到最後，幾位管機關支部的來找他匯報本部門要劃的人，楊述說：「這樣的言論，不夠條件吧？」另一個說：「唉，這也算可以了。再沒有別人的言論比她更重的了。」因為一個單位，如果一個不劃，實難交代，又因為再找不著別人了，只能把鍾鴻劃成右派。
這次反右派運動最後波及面到了推翻歷年「統戰」政策，亂打亂鬥，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把台盟的主席謝雪紅、雲南起義的首領龍雲、民盟的章乃器、羅隆基以及自己的老黨員柳湜、王翰、沙文漢……全劃上了。中央比地方更厲害，北京市委就比中央還好些。像因建築學思想不「正統」而屢遭批判的梁思成，如果換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劃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為了他，多次召集會議研究，將他保護過關。
而社會風氣和幹部作風，從這時候起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等等極壞的作風開始風行。有這些壞作風的人，不但不受批鬥，甚至還受表揚、受重用。骨鯁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這怎麼能不發生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韋君宜親眼看見兩個好朋友，一起負責編輯一個刊物，所有定稿都是兩個人一起乾的。但反右風潮一來，其中一個人競出來揭發他的朋友，說那人如何如何寫右派觀點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別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結果，朋友劃成了右派，他卻從此青雲得路，得到高升。
韋君宜因為不願意把一切問題都推到黃秋耘身上，自己也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她從少年起立志參加革命，立志改變舊世界，沒想到參加革命之後，竟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她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
劉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陣他在作家協會的表現真是厲害。在作家協會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污，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這個人又真奇怪，當散了會之後，你去單個拜訪他，他會真的像一個作家樣，跟你談什麼作品呀、普希金呀。他這麼說著的時候，好像與作報告意欲將別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個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將，當時編制在作協的一班作家們，一聽說她們，真是聞風喪膽。有次開全體會，由其中一位主持會議，她宣讀劃羅烽、白朗為右派的決定，那聲音剛脆，森冷瘮人，簡直使人覺得那聲音本身就有殺傷力，每一句話就是一把刀。還有一位，用縴手指著一個老編輯說：「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這幾個人，都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參加革命卻都很早。在革命的學校里飽受黨領導一切的教育，然後出來就在作家們中間做黨的工作，儼然變成黨的化身。但她們實在不懂文藝。從上邊來的各種指令，由她們動手來搞這個運動那個運動，具體整人。
在上邊指揮的是周揚，後來，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風打成反革命的責任也不能全由他負。但當時中央在文藝上的確是依靠他。文藝界反右運動基本結束後，曾以他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發表的當時，大家都已知道，這文章是領導上親手改過的，不全是周揚的手筆。直到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周揚文集》的時候，張光年還出主意：「別把那篇文章收進去，那裡邊提的一些問題至今還很敏感。」周揚自己為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過：他不知道怎麼處理。按說這是文學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個人無法負責，除非逐段註明，哪裡不是他自己寫的，但這樣辦又不大好。以前，周揚還對韋君宜說過：他當時本不想劃艾青為右派。
儘管如此，上邊那時確實是把周揚當成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將才，指到哪裡打到哪裡。在反右中，周揚的確幹了很多錯事。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他打倒，翻臉不認人，才使他從一場大夢中醒了過來。
整個一場反右運動，波及達上百萬人。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當時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覺得冤枉。
比如王蒙。他本是頭一個受到毛主席保護的人，並且使許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都為之歡欣鼓舞。王蒙那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說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組織部內的官僚主義、官風官氣，當時就引起文藝界和共青團許多人的討伐。奇怪的是毛澤東竟為這個青年的作品仗義執言，說：「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還說：「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對我。」大家歡喜極了，於是寫文章說話的人紛紛湧出，真是空氣為之一新。萬萬想不到的是，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突然改變調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原來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卻突然提出「這是為什麼」的問題，說現在人們在反對社會主義，你們反對官僚主義的人，都是心懷叵測，是資產階級右派。
王蒙那時才二十四歲，十五歲入的地下黨，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標。他在共青團市委，大家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護過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拿出來打，就另找口實。但是王蒙實在沒有寫過反黨文章，無目標可找。於是他們就跟他談話，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沒有寫過宣揚資產階段自由思想的文章，頭腦里想過沒有？對別人偶然提過沒有？想出一點點，也要老實向黨交代。年輕的王蒙，在這種苦逼誘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麼不符合黨的方針的偶然動念。深挖來深挖去，他說自己曾想到過，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誰有什麼主張，都可以拉一個肥皂箱來，自己站上去任意發表，那有多麼舒服，多麼自由啊。他的這個想法，其實從未實行過，自己也從未講過，也沒勸別人講過。但是他已經供出來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鐵證，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仗義執言保護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廢。這個青年作家就此開除黨籍，先打發下鄉，後發往邊疆，長達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陽謀」的典型犧牲品。
又比如葛佩琦。這個人的問題是在「陽謀」口號剛剛提出來時，在報紙上作為最狠毒兇惡的右派首先打擊的。說是他曾在人民大學公然喊叫：「要打共產黨，要殺共產黨。」這樣的敵人不消滅他還等什麼？這樣的人存在，說明了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不明真相的人會認為這人發了瘋，真這麼說，那是該批該鬥了。但實際上他的原話是：「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那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宣傳還是照舊宣傳，沒有一個人敢出頭來為這個大右派鳴冤叫屈，說一句公道話。韋君宜也一直沒見過這個人，直到1985年，在紀念「一二·九」的會上，有人向韋君宜介紹一個老頭子，說：「這就是葛佩琦。」他名聲太大，韋君宜不由得懷著敬意說：「你就是那全國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來，太好了。」沒想到的是，葛佩琦卻低著頭，「王顧左右而言他」。就因為說了一句話，就毀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逝世後，報紙開禁了三四天，登出親赴胡家流涕弔唁的葛佩琦，韋君宜才明白大約是胡耀邦親自過問，才救出了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號大右派！
再一個儲安平，也是全國知名的大右派。又再說章乃器。章是當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運動時，北平派了陳翰伯等人當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聯繫。章是一位銀行家，又很熱心救亡運動。他找來沈鈞儒等，開成了會，搞成了大遊行。後來章本人因出頭搞救亡而被捕，成了聞名全國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這個事實上緊跟共產黨的人，卻在解放後劃成右派，根據就是在一次發表個人意見的會議上，說了「民主黨派可以跟共產黨輪流做莊」，由此變成了反黨頭目。他們大約以為新的國家建立以後，他們這些參加建國的人，總會有說說話的一席地，等於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哪裡曉得只有吃飯和鼓掌的權利。那個羅隆基，也是一樣。這是個大學教授，是韋君宜這些「一二·九」學生經常請來幫他們說話的人。他家在天津，韋君宜就到天津去邀請過他。羅隆基在五四紀念活動時來清華演講過，痛斥胡適等人如何放棄了當年五四的傳統。在西安事變時，他更加勇敢地到清華來，說蔣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說清華老同學只想做官，我們必須反對。這個人在新中國建國之後，當然會以為這個國家將符合自己的理想。
說到羅隆基，聯想起一位女將浦熙修以及與她有關的幾位才女。浦熙修和羅隆基有戀愛關係，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於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參加的革命政治活動。在重慶時，她是著名的新聞記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歡。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懷將軍的夫人。憑這條關係，她在重慶新聞界中號稱「浦二姐」，寫了許多有利於中共的新聞。日本投降以後，她又跟著重慶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發生過國民黨軍警動手打群眾代表的「下關慘案」。浦熙修也在裡面，挨了打。解放後她來北京主編《教師報》，當《文匯報》的記者，活躍如故。這樣一位左傾新聞記者，竟會被劃成右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解放後新聞界有四才女之稱，除她之外，還有一個也被劃成右派的彭子岡。她也是在國共雙方對壘的時候，就寫了許多如《漫步張家口》之類歌頌解放區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後，只因為她有篇隨筆，說了句「咱們現在大家互相之間朋友來往都很少了，還應該有一點」，這就被劃成了右派，被認為是攻擊了新社會。第三位被劃右派的才女是戈揚。她本來是出名的左派，曾擔任過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社長，後來主篇《新觀察》。她的丈夫胡考被劃了右派，她背地裡偷偷對人說：人們有話現在只能回家說，在辦公室只能說假話。這句話被揭發出來，於是劃為右派。還剩下一個逃脫「右」網的「才女」就是韋君宜，也不用多說了，有什麼才，有什麼名，都是白費！名記者惲逸群，名編輯曾彥修……名人太多，舉都舉不過來，真的都白費了。
還是說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像《八路軍進行曲》的詞作者公木，他到底是因為什麼劃右派的？韋君宜和他同一單位，都沒有弄清楚，只知那時他擔任文學講習所所長，聽他來作協匯報過，說的都是一本正經，按劉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辦。到最後決定右派榜時，也沒有聽說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時為人老實，也不寫什麼文章，只做教學工作，不知在背地裡跟什麼人說了幾句什麼犯禁的話，就此也被打進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後，遣往東北。多年之後，韋君宜又見到他，他在教書。見面時，頭髮已白，開口只談教書的話，一句不提當年如何劃成右派。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作者。這個歌，人民解放軍至今還在唱。
至於作家挨打的，前邊已經說了不少，說不勝說。想起一個最可笑的，詩墮胎沙河。他不曾對黨的方針或社會風氣有一句非議，只是寫了一首情詩：「我把你的嘴唇，當做醇酒一杯，我捧起來吻到沉醉」。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說戀愛中的熱吻，別無他意。而這個詩人竟因此劃成右派。只能說，我們這裡不准講戀愛，不准說接吻，接吻就是資產階級右派行動。當時批判他的文章的確這麼說，說他黃色、荒淫無恥。但是黃色何以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而且作為罪行，作為撤職開除的罪狀？還是沒有理由。
還有更多更多無法預料的人成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長王斐然，是北京市市級幹部右派中級別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惡應當公之於眾，但是沒有，簡直沒聽見，就悄悄地劃上了。書法家啟功、木刻家彥涵後來出選集，其作品都說成是人間瑰寶，可是當初為什麼把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陰隨意拋棄，誰也不能回答。
以上隨手列舉的右派所受處分，最低的是開除黨籍，行政降幾級，不准當領導。高的則發往農場勞動改造，更重的送入監獄。總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處分。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麼過的，無法過問。這一部血淚凝成的歷史，舊事重提，不是算老帳，圖報復，只希望這種悲劇在中國不再發生。
作者：韋君宜《思痛錄》；改寫：爾新
2020-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