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被告知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對他說：「誰會想到我們能夠占領大陸啊？」斯諾答：「你想到了。」最後的中國之旅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他認為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因此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後來成為了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只是這樣的醒悟還是太遲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見了他的老朋友愛德加·斯諾。接見期間，毛對我說：「斯諾這個人，看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讓他知道中國的內幕，有好處。」毛利用這次接見機會來促進中美關係，並傳達他願意邀請尼克森來中國或接見美國其他高級官員。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報局知道，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目前十分緊張，看看美國有什麼反應。毛在談話中指出：「喊我萬歲的人有三種。第一種是真心喊，這種人不多。第二種是隨大溜，這種人最多。第三種嘴上喊萬歲，心裡希望我早死，這種人很少，可能那麼幾個。」

我們節目100多期，已經說了很多為土共奪權掉了腦袋的黃皮膚在地中國人，但這100引號英雄里也有幾個洋另類。第92集裡，咱們說了老毛外教、美國鬼子李敦白，來中國挺共黨，卻被土八路關監6年多，最軸的是這位還矢志不渝，到老了回國才睡醒。本集說說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諾，他是又一位被列在共黨榜單上的「英雄模範」。

20世紀的中國革命洪流中有一批長期居住在中國的來自西方的「國際主義戰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們有斯特朗、路易·艾黎、愛潑斯坦、李敦白、馬海德、陽早、寒春等。這些人多數是專家，有的是搞翻譯的，有的是搞農業、醫學的，他們雖然支持中國革命，但是對中國激烈的革命政治都是若即若離的態度，李敦白是其中最熱心參與政治，也是涉入中國高層政治最深的一位。

記者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公認的天才」。毛澤東為這些具有自由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記者的到來，作了一切準備。他不遺餘力地想使他們對他產生好感。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會見他們時，對中國革命談得還算有分寸，而談他自己就太過份了。毛澤東向埃德加·斯諾談出來的他青年時代的政治觀點，一直使我吃驚。毛澤東說，那是空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雜燴」。

埃德加斯諾與中國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中共主席毛澤東。圖攝於1960年的北京。中央社刊圖並指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眾領域。 © 維基百科 照片中共百年黨慶前多次提及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稱要找到新時代的斯諾，正確報導中國。但...

內外交困之下，中共急於尋找外宣工具。中共百年黨慶前多次提及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斯諾，稱要找到「新時代的斯諾」，「正確」報導中國。但斯諾的女兒近日投書媒體，直指其父不會支持中共政府打壓記者的政策。而事實上，斯諾在晚年也因為曾幫中共宣傳而陷入悔恨。

siuying：倪匡表示，坊間流傳一句宣稱是他說的話：「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不過他澄清自己從沒有這樣說過，笑稱這句話是侮辱妓女：「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

林彪顯然是個怪人，他不僅怕光、怕風、怕涼、怕出汗、還怕水，視水為敵。他每天最多聽秘書講半小時的文件，餘下時間全部是獨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蒼白的枯屍，數小時地一動不動。文革開始時，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在一次為林彪看病時為之大吃一驚：「這明明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麼能讓他來管理國家呢？」

陳沅森：進行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呢？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1936年，美國作家斯諾問：誰應對1927年共產黨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毛回答說：「罪魁禍首是陳獨秀」，那時，「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此後，毛在黨內鬥爭中多次反覆提到陳，稱他是「大叛徒」、「壞人」、「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對我們黨危害最大」，「不可救藥」，「只能打倒」。

中共需要什麼樣的西方記者呢？王毅不知廉恥地給出了兩個樣板。一個是延安時期的美國記者斯諾 ，一個是現在的法國記者維瓦斯（Maxime Vivas）。按照王毅的說辭，這兩個人雖然國籍不同、生活時代不同，但他們都通過自己的筆，「客觀真實地報導了中國，並讓世界了解了中國」。然而事實上，難道不是他們誤導了世界嗎？

劉善本高中畢業那一年，曾在一本雜誌上讀過美國記者斯諾寫的關於毛澤東的文章，對毛印象深刻。回國後，他又在書攤上發現了毛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並相信了其謊言。其後他開始秘密收聽延安廣播，在聽到中共歡迎國民黨軍官、士兵投降並受到優待的消息後，尤其是聽到毛所言的「中國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國人民神聖權利所在」的聲明後，不願打內戰的劉善本決定投共。

抗戰期間，國軍正面抵抗日軍，也得到盟國美軍出人出槍的大力支持。中共幹嗎呢，蝸居在延安地區，保存實力，藉機發展壯大。這時的美國政府並沒有特別看好中共黨軍的存在。然而，一個美國人的春秋筆法，讓這局面開始改變，一步步走向有利於中共。

斯諾並不知曉的是，在他的書中所記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詞，都是中共想讓其看到的「美好一面」，進而向全世界宣傳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設定好的戲詞，至於被毛害死的劉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虛偽，毛和中共領導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蕩，毛對中共軍隊規定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的抗日總方針……斯諾無疑是沒有絲毫辦法知曉的，而這正是中共一貫對待西方記者的伎倆。

斯勵，黃埔軍校學生，北伐期間在總政治部任秘書，並加入了中共。他的哥哥斯烈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國民黨「四一二」清黨時就是他下令在寶山路開槍的。國民黨清黨時，周恩來曾被國民黨軍隊扣押過，正是斯勵通過哥哥將其營救出來。如今執行顧順章滅門的周恩來發現斯勵認出了自己，心裡暗暗叫苦，但並沒有選擇放過自己的恩人，而是下令將其一同殺死。包括斯勵在內的客廳中所有的人，都在死後被埋到了天井裡。

這裡，毛澤東說的三種人，前兩種說的沒錯，後一種不對了。違心的喊「萬歲」就偽善嗎？在那個瘋狂的極不講理的年代，哪個中國人敢不喊「萬歲」？哪個中國家庭敢不掛毛澤東像？被迫喊萬歲和逼人喊萬歲到底誰偽善？

八十五歲的老嫗竟還像純情少女一般天真浪漫，相當標準的赤粉，未有絲毫「覺悟」。如此一生堅持馬列主義，深度迷醉赤色夢幻，不可能醒來了，完全與中共「同命運，共呼吸」，一隻心甘情願貢獻一切能量的政治花瓶，怎麼可能對中共產生逆向反思？

毛澤東回憶說：「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可以領到一筆巨款——八塊大洋，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寫信給孫中山的夫人、政治上反蔣親共的宋慶齡，請她幫助中共物色一個合適的外國記者。宋慶齡不但和美國新聞界有關係，而且住在上海，可以和外國人接觸。宋慶齡不負中共厚望，很快就選擇了斯諾，並打電報告訴延安。延安於是對斯諾的背景作了詳細分析。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劉鼎奉延安的命令面見張學良請他幫忙，為斯諾進入中共控制區提供方便。張為劉開了一張特別通行證，而且派出自己的衛隊為斯諾和中共地下黨開道。張學良如此夠朋友，令中共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