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隆基
羅隆基猝死
1965年12月7日。
經過秋風掃蕩落葉之後，當朔風在北京街頭勁吹，只能搖曳著光禿禿的樹枝。雖然已是早上8點鐘了，天昏地暗，不見太陽的影子。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似乎還剛從睡夢中醒來，商店店門緊閉，行人稀稀疏疏。
一個60來歲的姓王的老護士，穿著一件風雪大衣，頭頸縮在長長的圍巾之中。她不緊不慢地穿過王府井大街，來到東安市場旁邊一條名叫「迺茲府」的街道，推開一扇紅漆大門，那大門上方釘著「迺茲府12號」字樣的門牌。迺茲府，過去叫「奶子府」，在北京話里「奶子」就是奶媽的意思。
迺茲府12號是一座四合院，分為前院、後院，四周有遊廊，雕樑畫棟，氣勢不凡。此處原是清朝王府，後來成為國民黨大員蔣夢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來把這座四合院分配給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當時，此人在北京無立足之處，借寓於北京飯店。雖然他孤身一人，加上兩名警衛、一名司機、一名廚師、一名秘書、一名護士，也不過七個人，成了這個擁有數十間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護士來此上班。她很準時，每天上午8點到達，準備好注射器之後，便會敲響那位民主人士臥室的門。他總是在那時剛剛醒來。他睡覺時，喜歡拉上窗簾，屋裡昏暗而安謐。一聽見敲門聲，他便習慣地把手指摁在床頭開關上，屋裡的燈便唰地亮了。於是，護士推門進屋，給他注射一針胰島素——因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兩至三次胰島素……
今天有點蹊蹺，當護士像往日一般敲響臥室的門之後，屋裡仍是黑沉沉的，沒有響起那句不知聽了多少遍的話：「請進！」護士又敲門，屋裡仍然沒有動靜。
護士等了片刻之後，輕輕推開了房門，一道光線便投進這黑茫茫的屋。護士往屋裡一瞧，發出「啊」的一聲驚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著臥於床上，臉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護士奔了進去，撳亮電燈，發覺地板上散落著幾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療心絞痛的急救藥，發病時含一片於舌下，一兩分鐘之內便可使冠狀血管擴張而獲救。他患此症，總是隨身帶著急救之藥。這次，大概是夜裡發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時失手落於地上。他伸手去取，卻因心力交瘁而無法完成這「舉手之勞」，終於垂下了手臂……
護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額，發覺尚有餘溫，當即撥電話給北京醫院。救護車把他送入北京醫院搶救。經注射強心針之後，他仍毫無反應。就這樣，他孑然一身離開人世。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唯一的親人，是從鄭州匆匆趕來的同父異母、比他小16歲的弟弟羅兆麟……
此人是誰？凡是經歷過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曾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他，便是「章羅同盟」的那個「羅」——羅隆基，號努生。
在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前，他擔任如下公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傳部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
劃為「右派分子」之後，他的工資從四級降為九級。沒有司機、沒有轎車了。他唯一的職務是全國政協委員。他仍住在紅門銅環的迺茲府公館裡，直至他辭別人世。
走訪羅隆基秘書與「聯絡員」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夾雪，頗為泥濘。我在下午來到木樨地，叩開葉篤義先生家的房門。葉篤義曾擔任羅隆基的秘書。1957年，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革」後，在1983年12月27日舉行的中國民主同盟五屆一中全會上，葉篤義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秘書長。後來，他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第六屆中央副主席。
我請葉篤義先生談羅隆基。作為羅隆基的秘書，他非常詳細向我講述了羅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經過。以上關於羅隆基之死的情況，便來自葉篤義的口述。
我問及那位給羅隆基每天打針的護士是否還在，能否採訪？葉篤義搖頭，說事隔多年，已經不知那位護士的去向。後來，倒是上海《文匯報》老報人、曾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謝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給我的信中這樣寫及：「我認識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協和醫院護士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協和安裝鐵肺後返美，就是王小姐護送的。五十年代初，羅（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針劑，都是承她義務幫忙的。我也是請她注射的。羅（隆基）身亡之時，她應是花甲老人了。」
葉篤義告訴我，羅隆基去世之前的那個晚上，在家設宴，與幾位朋友聚餐。來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國政協委員趙君邁先生，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及其女兒劉煒等。
葉篤義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羅隆基猝死的情況，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北京東城區東四六條趙君邁家的地址。我當即趕往趙宅。不料趙君邁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軍區總院201房間。我問病情如何，答曰交談無妨。北京軍區總院離趙宅不遠，在東城區東四十條南門倉5號。這樣，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趕往北京軍區總院採訪。85歲的趙君邁，穿著病號衣，披著軍大衣，接受我的採訪。他聽力差，戴著助聽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談往事。
趙君邁告訴我，他並非中國民主同盟成員，而是無黨無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鬥爭」積極分子。在「大鳴大放」中，新華社在1957年3月15日關於全國政協會議的報導中提到他，只一句話而已：「趙君邁認為，應該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體育運動項目。」所以他在「反右派鬥爭」中安然無恙。然而，他卻是章伯鈞與羅隆基這兩位「大右派」的聯絡員。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訪當年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陳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頭銜」便是「章羅同盟的聯絡員」。然而趙君邁卻是正兒八經的章伯鈞、羅隆基的聯絡員！
趙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訴我，「在全國政協設有一個聯絡委員會，總共有25個聯絡委員，我名列其中。按照規定，每個聯絡委員都要聯絡幾個全國政協委員——這些全國政協委員大都是有點『麻煩』的人物。羅隆基在『反右派鬥爭』中遭到了『大麻煩』，誰都不敢擔任羅隆基的聯絡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龔飲冰問，誰願意當羅隆基的聯絡員？我說，羅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奮勇當他的聯絡員。」
龔飲冰是龔育之的父親（龔育之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趙君邁說，龔飲冰跟他是同鄉，很熟悉。龔飲冰希望通過聯絡員了解聯絡對象的思想狀況。趙君邁既跟龔飲冰熟悉，又跟羅隆基熟悉，確實是很恰當的聯絡員人選。
當時，羅隆基和章乃器，是兩個「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儘管羅隆基「死不投降」，畢竟他是「頭面人物」，所以他在成為「右派分子」之後，雖被撤去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但仍保留全國政協委員頭銜。他沒有被送往北大荒勞改，依然住在北京迺茲府那寬敞的公館裡。他和浦熙修斷絕了來往。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個人住在空蕩蕩的大院裡。正因為這樣，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全國政協覺得很有必要指派一位聯絡員，關心羅隆基。當然這位聯絡員必須是羅隆基的老朋友，能夠跟羅說上話。趙君邁自願當聯絡員，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全國政協真是求之不得。重要的是，趙君邁不光是羅隆基的老朋友，而且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批判」「揭發」過羅隆基，是羅能夠接受的聯絡員。
除了羅隆基之外，章伯鈞當時也被撤銷了交通部部長職務，工資從三級降到七級。不過，按照七級的級別，他還有小轎車。章伯鈞住的四合院，比羅隆基大一倍，還有個小花園。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羅隆基要好得多，但也是終日悶悶不樂。
誰來當章伯鈞的聯絡員？在全國政協的聯絡委員會之中，無人敢於應承。
趙君邁對筆者說，「『剩下』的章伯鈞，沒有人敢要，因為章伯鈞在『反右派鬥爭』中同樣遭到了『大麻煩』。我說，一不做，二不休，那就把章伯鈞也給我吧。這樣，我就成了章伯鈞、羅隆基兩人的聯絡員。」
趙君邁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說起了自己頗為傳奇的經歷：
他出生於1901年，比章伯鈞、羅隆基都小；原名趙恆敬，是抗日將領趙恆惕的堂弟，生於湖南衡山縣，卻自費到日本上中學，在美國上大學。1922年，當他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時，羅隆基比他早一年來到這所大學，所以他跟羅隆基相識很久。
1926年他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土木工程系，學橋樑工程，按常規應當是做橋樑工程師，而他卻又進入美國西點軍校學習，回國之後成為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隊總隊長、國民政府軍第四師第三旅旅長。1932年，他率部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曾重創日軍；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東北長春市市長兼警備區中將司令，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後來國共交換俘虜，他被放回。他覺得作為中將，曾經有過不光彩的被俘經歷，不願再在國民黨軍隊裡做事，不去台灣，而到香港經商。
趙君邁先生一生瀟灑。據稱他自稱，「愛游泳，識水性，曾中流擊水，是水上自由王國的浪裏白條；好柔道，擅摔跤，曾揚名美國，是中國第一個國際自由式摔跤手；騎術高超，熱衷提倡近代軍事體育；曾學內、外家拳術，領得一身上乘功夫。」大約由於他喜愛體育運動的緣故，1955年當他從香港回到北京，被任命為國家體委委員、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中國摔跤協會主席。他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出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62年當選歐美同學會常務副會長。
羅隆基的晚年生活
自從趙君邁擔任章伯鈞、羅隆基的聯絡員，便常常登門拜訪二人，跟他們聊天，為他們解悶，安慰他們，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趙君邁跟章伯鈞原本只是認識而已，屬於「點頭朋友」，並無深交。經羅隆基介紹，趙君邁也與章伯鈞交上朋友。
趙君邁認為羅隆基是書生。「反右鬥爭」之前，在中國民主同盟，章伯鈞是核心人物，而羅隆基是表面上的領導人。
在趙君邁看來，羅隆基始終是愛國的，愛民主，強調人權。
趙君邁以為，章伯鈞與羅隆基根本不可能結成「同盟」「聯盟」。在「反右鬥爭」之前，章伯鈞與羅隆基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吵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後，羅隆基堅決不承認有什麼「章羅同盟」，而章伯鈞迫於政治壓力承認了所謂「章羅同盟」。
趙君邁跟羅隆基無話不談。他注意到，羅隆基往日愛穿西裝，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則常穿中山裝。經趙君邁提議，邀集幾位老友，輪流聚餐，在餐桌上聯絡感情。這樣的聚餐，大約每星期一兩次，以晚餐為多，偶爾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論在北京的和平賓館還是四川飯店，章伯鈞來，羅隆基也來。這樣，被打成「章羅聯盟」之後，章伯鈞與羅隆基倒是常見面，常聯絡——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爭，沒有什麼可吵的了。羅隆基沒有車，通常是章伯鈞用車接他，一起去飯店。有時，羅隆基外出要用車，就打電話給章伯鈞借車。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兒，還有黃紹竑、陳銘德，也常常參加聚餐。大家一起談天氣，談種花，談美食，邊吃邊聊，話題漫無邊際，不過幾乎不願涉及政治。羅隆基雖然還是那樣的脾氣，但說話比起過去要謹慎多了。
康同璧是康有為次女，年長於羅隆基。她早在羅隆基赴美國留學前14年——1907年，便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回國之後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中國婦女會會長。解放後為中央文史館館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康同璧的女兒羅儀鳳當時約50多歲，個子矮矮的，一直沒有結婚。她常常跟隨母親康同璧一起參加聚餐，並看望羅隆基。
黃紹竑是當年以李宗仁為領袖的桂系將領之一，曾先後擔任國民政府廣西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作為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赴北平參加國共談判，談判破裂後發表聲明脫離國民黨，此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在「反右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陳銘德是老報人，曾任《新民報》（《新民晚報》的前身）社長、總編輯，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養父。浦熙修當年是《新民報》採訪部主任，所以羅隆基跟陳銘德也很熟悉。
在羅隆基晚年，常去看他的還有羅涵先。201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採訪民盟中央原副主席、88歲的羅涵先。羅涵先曾任羅隆基秘書，所幸在「反右鬥爭」中沒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筆者在訪問羅涵先時，他幽默地說明了自己沒有成為「右派分子」的原因：在1957年，他除了擔任羅隆基的秘書之外，還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辦公廳主任。在「大鳴大放」時，每一次民盟中央召開「鳴放」會，發言的人都極其熱烈，要「排隊」才能挨到發言的機會。在即將輪到羅涵先發言時，別人就會說，你是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怕沒有機會發言？讓一下吧！就這樣，羅涵先一讓再讓，始終沒有發言的機會，所以也就沒有「右派言論」。
羅隆基、章伯鈞與這樣一些朋友來往，在聚餐、談天之中，稍稍得到些許安慰。羅隆基和章伯鈞都不抽菸、不喝酒，無法借酒澆愁，只是借聚餐驅除那可怕的孤獨感。
趙君邁說，章伯鈞、羅隆基當年都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他們高傲。自從成了「右派分子」之後，那股傲氣不見了。雖說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通常不談政治，但畢竟他們都是在政治上摔跤的人，難免不談政治。偶然間，他們說起章乃器，說起梁漱溟……他們對老朋友充滿思念之情。他們對於章乃器、梁漱溟的「硬」——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屈不撓，不承認「錯誤」，表示佩服。
章伯鈞曾說，章乃器比我強，他始終沒有認「罪」，堅持到底。羅隆基則說，1952年「批判」梁漱溟，他處之泰然，始終不屈服，這樣的人真不多。
章伯鈞說起了「反右派鬥爭」：「這是一場錯誤的政治運動，把知識分子都得罪了！」羅隆基接過章伯鈞的話說：「像我們這樣過去擁護共產黨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而那些軍閥、國民黨反動官僚反而沒有挨整，這是不公平的！把費孝通、潘光旦、吳文藻這些進步知識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是極其錯誤的。陳銘樞，北伐名將，只是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的時候仗義執言，到了1957年就成了『右派分子』……」
看得出，不論是章伯鈞，還是羅隆基，在私下的談話中，表達了對於1957年那場「反右派鬥爭」的強烈不滿。
趙君邁說，在「反右派鬥爭」之後，羅隆基曾經被送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當時總共有160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右派分子」。章伯鈞後來也參加了。在那裡，每天學習，羅隆基沒有承認「錯誤」，但是講話很謹慎。小組討論時，羅隆基幾乎不發言。章伯鈞在那裡，則是口頭承認「錯誤」。他們只有在與老朋友聚餐、聊天的時候，才會講出心底的話。
趙君邁說，章伯鈞夫人李健生資歷也很深，但她謹言慎行，從不參與政治性的談話。其實她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運動看得很清楚，只是不說而已。
趙君邁回憶，羅隆基喜歡音樂，喜歡戲劇；章伯鈞則喜歡讀書，喜歡字畫。羅隆基家中掛著一幅齊白石的畫，那是齊白石送給他的。
1961年，全國政協曾組織參觀團去江西、湖南，羅隆基和趙君邁、黃紹竑、康同璧及其女兒羅儀鳳一起前往。他們曾上了廬山。但是章伯鈞沒有去。羅隆基去江西時，曾想順路回故鄉安福看看，後來思前顧後，沒有去。畢竟他是「大右派」，回到家鄉諸多不便。
趙君邁說，在「反右派鬥爭」之後，在王府井迺茲府大街12號羅公館再也沒有見到浦熙修的身影。羅隆基認為浦熙修在「反右派鬥爭」中頂不住壓力，背叛了他，從而跟她一刀兩斷。
趙君邁還說，章伯鈞在男女關係上很嚴肅，對李健生「從一而終」，而羅隆基在這方面就不如章伯鈞。羅隆基晚年跟一個姓張的小姐來往密切。趙君邁常去羅公館，見過她。羅隆基喊她「張小姐」，而她則喊羅隆基「羅伯伯」。這位張小姐是劉王立明介紹的。
「最後的晚餐」
羅隆基去世的前一天晚上，還和聯絡員趙君邁在一起。
趙君邁回憶羅隆基「最後的晚餐」，那是1965年12月6日晚上，羅隆基在家裡設宴，與幾位朋友聚餐。來者除了趙君邁之外，還有劉王立明和女兒劉煒等。趙君邁說，不論是他，還是劉王立明，都住在北京東四，離羅隆基家很近。
劉王立明原名王立明，為了紀念丈夫劉湛恩而複姓劉王。劉王立明跟羅隆基來往密切，可以說有四個緣由：一是彼此都曾留學美國，劉王立明當年留學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生物系。二是都對政治有濃厚興趣。劉王立明回國之後與李德全、史良、劉清揚等發起組織成立中國婦女聯誼會，曾任第一、二、三屆國民參政員。1944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當選為中央委員，1949年之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三是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處境相似，有共同語言。四是住處挨得很近。
那天，羅隆基請自己的廚師做了涮毛肚（即牛百葉）。已經戒酒的羅隆基，在晚餐時有點興奮，還拿出一瓶殷紅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隻只江西景德鎮瓷杯。他開了酒戒——本來，他患心臟病，已與酒「絕緣」。
飯足酒余，他還到不遠處的劉王立明家中聊天，直至夜11時才回家。那時他還一切正常。
12月7日清晨，羅隆基心臟病發作。羅隨身帶著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開硝酸甘油片藥瓶時沒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這樣死去。直到上午8時，護士王小姐按時上門給他注射胰島素，這才發現他已經去世。據醫生分析，導致羅隆基心臟病發作的誘因，不是涮毛肚，而是喝酒。
趙君邁說，羅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鈞一連幾天雙眉緊皺，長時間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遠，卻沉默不語。趙君邁很感嘆地對筆者說，羅隆基一死，早期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的10位中國同學之中，只剩下他和高士其了。
我很感謝趙君邁老先生在病榻上接受我的採訪。他作為聯絡員，所回憶的羅隆基的晚年情景彌足珍貴。在我採訪他一年半之後，1988年7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雖然趙君邁先生生前所任大都為虛銜閒職，但是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節目播出他的追悼會報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李先念以及康克清、趙朴初等400餘人參加遺體告別儀式，趙紫陽、楊尚昆、鄧穎超、胡耀邦等送了花圈，這足以表明趙君邁先生深為中共看重。趙先生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趙君邁先生是不是中共特別黨員？不得而知。他並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怎麼會住在北京軍區總院，我也不得而知。就在他病逝後4個月，我曾多次採訪過的高士其先生也去世了。
被紅衛兵扔掉的骨灰盒
1986年11月，我在北京接連採訪了羅隆基生前好友趙君邁、葉篤義、陳新桂，還前往北京同仁醫院與正在那裡住院的章伯鈞夫人李健生作了兩次長談，另外在章宅採訪了章伯鈞之女章詒和及女婿馬克郁。11月27日，我離開北京，乘坐279次火車直奔鄭州，專程採訪羅隆基唯一的親屬、鄭州糧食學院油脂系教師羅兆麟先生。
由於此前我曾多次致函羅兆麟先生，向他請教關於羅隆基的身世問題，所以與他一見如故。他除了詳細談及他與「四家兄」羅隆基的諸多交往之外，還談及羅隆基的後事料理經過。
羅隆基的「單位」是中國民主同盟，所以羅的後事由民盟中央負責。羅兆麟記得，在羅隆基去世當天中午，接到民盟中央的電話，告訴他羅隆基去世，並要他立即到北京料理後事。羅兆麟和兒子在翌日早上分別從鄭州和撫順出發，乘坐火車前往北京，到達時已經是晚上。李公朴夫人張曼筠、李文宜以及一位姓安的（羅兆麟記不起名字）代表民盟中央接見了他。當時張曼筠是民盟中央委員兼辦公廳主任。
羅兆麟來到迺茲府12號羅公館，發覺羅隆基重要的文字性遺物，諸如日記、文稿、信件等，都已被中央統戰部運走。另外，羅隆基的遺體，已安放在北京醫院太平間。
他們問羅兆麟作為親屬，有什麼要求。羅兆麟當即提出，要求摘掉羅隆基的「右派分子」帽子。羅兆麟說，總不能讓「四家兄」戴著「右派分子」帽子進棺材吧！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絕，因為「羅隆基一直沒有悔改表現，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為此，羅兆麟受到了批評，不得不「承認自己認識水平低，沒有和右派劃清敵我界線」。
就這樣，羅隆基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帽子」。沒有舉行追悼會。鑑於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國政協在北京醫院為他舉行了小規模的遺體告別會。羅隆基雖然雙目緊閉，但他依然顯得那麼瀟灑，一派學者風度。他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雙眉卻是舒展的。
羅兆麟出席了在北京醫院太平間舉行的羅隆基遺體告別儀式。據他記憶，那天前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有史良、邵力子、張奚若、楊明軒、劉王立明、齊白石的兒子……中共中央統戰部來了個科長，總共大約三四十人。羅兆麟記得，統戰部的科長問：「羅隆基的母親怎麼沒有來？」他所說的「羅隆基的母親」，是指羅隆基的繼母，亦即羅兆麟的母親。在當時，除了羅兆麟之外，羅隆基的繼母也是羅隆基的親屬。羅兆麟回答那位科長說，母親年邁體弱，無法前來。在遺體告別儀式之後，羅隆基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火葬場火化。
關於羅隆基骨灰的處理，羅兆麟是這樣說的：「念『手足之情，兄弟之誼』，當時我要求『四家兄』骨灰進八寶山革命公墓，否則給我帶回去。」負責此事的民盟中央的辛志超對他說，羅隆基是「右派分子」，進不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是骨灰盒也不能讓你帶回去。究竟如何安置，要等組織決定。
就這樣，羅隆基的骨灰盒只能寄存在火葬場臨時存放處。羅兆麟說，他回到鄭州後，曾以他的母親的名義寫信給民盟中央，要求儘早安葬羅隆基。沒想到，不久「文革」爆發。「文革」中，羅隆基的骨灰盒被紅衛兵扔掉。羅兆麟嘆道，「四家兄」真是「死無葬身之地」！
羅兆麟回憶說，在羅隆基的遺物中，有史良的情書、浦熙修的熨斗。另外，羅兆麟還見到過羅隆基寫的自傳，20萬字，從出生寫到在天津辦《益世報》，未寫完。羅兆麟說，「四家兄」寫得很生動，他要求帶走《羅隆基自傳》手稿，民盟工作人員不讓他拿走，稱這「是一個政治上極為反動的文件，不適宜由家屬保管」。
1990年7月羅兆麟先生病逝。
我慶幸20多年前能夠走訪諸多羅隆基好友以及弟弟羅兆麟，得到羅隆基去世前後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得以釐清歷史的真面目。那些珍貴的採訪錄音帶如今都在，我將捐贈給上海圖書館，以供後人研究。
2014年9月18日
選自《同舟共進》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