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指控犯有「惡毒攻擊罪」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判決死刑，立即執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發表作者胡平題為《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文章稱，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下令殺害遇羅克。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1957年「反右運動」時，林昭因發言為右派學生們辯護而被劃成右派。當時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使她內心十分痛苦。由于堅信自己沒有錯，她是北大當年所劃一千四百多名右派份子中唯一沒有認過錯、作過檢討的右派份子。其堅持真理、堅守做人道德底線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勇氣由此可見一斑。

五十多年前的今天（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時年27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被執行槍決。今天是他的忌日。◆◇◆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很少有知道遇羅克的了。即使有文章偶爾提起，也只是談到他的《出身論》。但事實上，在發表《出身論》以前，遇羅克就已經表現出了他的天才與勇敢。1...

曾為西藏重要官員的噶雪•曲吉尼瑪，在中共軍隊進入拉薩後，積極向外來政權靠攏，是當時被稱為「愛國上層人士」的諸多貴族中的一員，但在文革時卻被當做「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正如照片上所呈現的，被男女紅衛兵押著後背的他，頭戴紙糊的尖尖的高帽子，高帽上用藏文寫著：牛鬼蛇神、徹底消滅等。

一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幾十人被戴上手銬腳鐐——那是專門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這手銬、鐵鐐，與一般的不一樣，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著腳鐐就難以邁步行走。我們這些死刑犯背著自己的行李，一個接著一個，走向死牢。那已經是凌晨2點多鐘了，我們跌跌撞撞地分別走...

北京的幹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大體上有些共同之處。這個共同之處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幹的，他們敢干。這在「充分發動了群眾」的文革中顯得特別搶眼。 我在讀「大三」「大四」（1963－1964）期間，曾與一位高幹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級幹部，很有些資歷。他曾說起，有些幹部子弟、特別是上了大學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誰都敢罵。 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發動起來的就是在大中學校學習的幹部子弟。他們最先組織了「紅衛兵」和各種戰鬥隊、積極響應「革命造反」的號召，在學校最先批鬥校長和老師。

在這種恐怖和高壓的氛圍下，一個孱弱而內向的青年，站了起來，戰勝恐懼，昂然揮筆，寫出了長篇文章《出身論》。該文筆鋒犀利，邏輯謹嚴，情感充沛，嚴正抗議並激烈批判出身歧視，激起了廣泛的反響。藉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混亂，文章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獲得長期受壓的「賤民」們深深共鳴與支持，一紙風行，洛陽紙貴，產生了某種雪球效應，激發出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賤民」們的權利意識。

2010年溫家寶提出辭職，沒有通過。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兩年後，胡錦濤裸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已經開始潰敗。回天無術。今天無論是誰上誰下都不能夠扭轉潰敗的局面。社會有內在的邏輯，沒有人能改變歷史的規律。

遇羅克：過去，東四往北幾乎看不到什麼廁所。因此時有過路人問津打聽四處找廁所。其時內有機關，街上的小胡同，不論益懋大院、鹽店大院、大溝巷，還是隆福寺里的驕子胡同，裡面都有廁所。在明星電影院的後頭，也就是老東四郵局的對面，有一條死胡同，那裡面也隱藏著一個公共廁所。廁所，大都建在活胡同...

遇羅克在《出身論》中，凜然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他更是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遇羅克被處決後，有關部門通知家屬去領取遺物。遇崇基和王秋琳夫婦去了。所謂遺物，是幾本馬列著作，和一件遇羅克始終捨不得穿的新襯衫。人亡物在，寧不心碎！遇崇基難以自持，欲哭無淚，幾乎倒地，王秋琳卻緊緊地攙扶著他，大聲對他說："咱們孩子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要哭，不在這兒哭，走，咱們回家！"兩人掙扎著走到街上，遇崇基淚流滿面，神魂恍惚，終於挪不動腳步，在一個牆根蹲了下來，王秋琳俯身安慰他："咱們回家，回家……"

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指控犯有「惡毒攻擊罪」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判決死刑，立即執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發表作者胡平題為《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文章稱，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下令殺害遇羅克。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1970年1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通知》是以「現行反革命罪」擬出待處決的20人名單及其罪行，要求組織革命群眾進行討論的一份內部材料。在這份名單中遇羅克排名第10，王佩英排名第11，沈元排名第19。而排名第1的楊淑辰卻很少有人知道，死了半個世紀，卻還是默默無聞。楊淑辰何許人？她的丈夫王守亮是北京25中學的語文教師，聯想總裁柳傳志曾經是他教出來的學生。

1963年春節遇羅克全家福，左起：遇羅錦、母親、遇羅文、父親、遇羅克、遇羅勉人生是為正義而戰從文化大革命中死裡逃生的人們常常談論，目前還沒有一部文藝作品如實地全面地描繪了一九六六年紅八月遍及全大陸的大規模暴行。正是紅衛兵的令人髮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條反...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在獄中他還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何使仁任先剛/著述點評中共本身就是利益黨、物質黨，利益當頭，極權利益才是真正的核心，生為極權利益而戰，死為極權利益而死，戰爭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看官先看一段1949年元旦出版的《人民日報》要聞：聶榮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遠、蕭克、趙爾陸、王世英、...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