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上次節目播出的《王滬寧的核心論與權威說》一文，介紹過了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夠以大內御筆身份官居中央領導核心層、成為七常委之一的王滬寧，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重大理論貢獻甚至早於他的組織關係從上海復旦轉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

陳伯達在受審時自責：「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但他至死認識不到悲劇的根源，晚年還重申「永遠感念毛主席」，他這個「學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憐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殺頭還堅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產黨這部絞肉機碾成齏粉還甘為零件的順服工具。

發言到最後，男生大聲喝問陳毅：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陳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問：你是執行誰的命令？陳答：「我是秉承劉少奇的黑旨意」。感覺陳毅真是個爽快人。後面發言的主題是陳毅整陳伯達的黑材料，滔滔不絕講了一大通，最後喝問陳毅是不是承認。陳毅說，當初外事口的張彥整的陳伯達的黑材料，拿給我看，我認為他是在挑撥我和伯達同志的關係，這些材料我看了以後交給周總理了。

毛對林三條意見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擔任國家主席一事），此議不妥。毛又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面重申：「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明明是毛當面對他說不想當黨主席，並授意林出面提議毛當國家主席。林照毛的話做了，卻招來一個反毛反黨的罪名。毛與林的談話並無第三者在場，林就無法與毛當面對質。

這時我才仔細看了那兩張紙上的字，原來是陳伯達親筆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信的內容是送閱藍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寫的《我的一封公開信》，江青在公開信中述說她與第三任丈夫唐納糾葛的一些事情，訴說她對當時社會輿論的不滿。在陳伯達信的落款處，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都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還寫了批語。陳伯達在信中稱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為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已經圈閱並寫了批語：「我就是由此認識江青性格的。」

文革期間，孔林遭到的破壞是很嚴重的。孔林，有墓10萬餘座，被挖2000餘座；歷代栽植的樹木42000餘株（不含民國晚期以來的），被毀古樹萬餘株；墓碑4000餘通，被拉倒的近千塊。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間曲阜文物遭劫的書，提及了曲阜師院「向孔林要糧」之事。它指出，曲阜師院在孔林開荒200多畝，伐樹500多棵，平墳1000多座，砸毀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築廳殿9間，就地伐樹建房41間，還隨意砍樹做飯、取暖。

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關於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報導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千萬、幾千萬，甚至更多。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態為《出身論》定了性：《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在獄中他還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文革不僅給生活在當時的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對中華文明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當時包括孔子、岳飛在內的很多先人的陵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不僅造成文物的大量毀壞，還徹底摧毀了我們民族固有的敬天法祖的文化傳統。孔子墳被用雷管炸開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並稱為三...

林彪最後的結局很慘，如果有「四不」制度可能也不會如此倉皇，這事兒還有續集：既然沒有形成「四不」的制度，那對不起，江青也得不到「四不」的待遇，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便被抓，一個告別恐怖年月的時代開始了。而這個行動的重要參與者葉劍英也意味深長地說：「抓四人幫將是黨史最後一次用特殊手段解決黨內問題。」

故國舊影：香港街景，1980年代攝。 朱韻和：藏羚羊 邇東晨：#誰在說#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時說：「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

毛批示，要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著倒台，何故？吳法憲透露，原來是「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戚以為江青寵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駙馬。周恩來承上旨，立即在碰頭會議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命謝富治等當即執行。戚剛到會場，衛士一擁而上將他銬起來，戚竟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車時，還對姚文元說：「請你代我向江青同志問好！」這般醜態，令人啞笑。

毛：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毛澤東選擇了這樣的時機，用了這樣的方式，讓全國人民知道他對「四個偉大」討嫌了，也就是向全國人民表示他對「親密戰友」討嫌了。話說到這種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文革」開始時，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緊跟毛澤東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當屬「江青集團」；但陳伯達後來幡然悔悟，毅然與「文革」極左派分手，與林彪聯手打擊「文革」極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陳伯達歸屬為「林彪集團」，何況毛澤東早就將陳伯達打成「林陳反黨集團」的要員。然而，陳伯達並未參與「林彪集團」的所謂「陰謀」，據此，將陳伯達歸於「林彪集團」也甚為牽強。最後，中共只好把陳伯達這位反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人物硬塞進「江青集團」，如此做為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

江青和周恩來。(網絡圖片) 有如此惡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談什麼美好的目的。——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 文革風雲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近發表了長篇文章《回憶江青》。這篇長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層權力鬥爭的大量信息。我以為這些信息大體...

有"三朝帝師"之稱的中南海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昨獲擢升入常，穩坐中共最高權力第五把交椅。外界形容王是中共頭號政治化妝師，估計王或掌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王被指是毛澤東私人秘書陳伯達的翻版，筆桿子成為常委的第二人。

【改名】69年齊齊哈爾工人王白旦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會場議論，怎麼選個「王八蛋」？陳伯達當即道：我給他改字，叫王白早。1970年，陳伯達被打倒，改名一事被審查，江青好心，幫他又改名叫王百得，過關。文革一結束，王百得傻眼了，陳伯達、江青都給他改過名，這不搭上了兩個反革命集團麼？

專制體制下的官員，鮮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級的。揣摸什麼？思想用意性格愛好等等，無不包括其中。揣摸是為了迎合，這裡有自保的恐懼，也有利益的謀求，所以殫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專制體制官場上混，還需其它種種技巧。要說假話空話以修飾形象；要恩威並用以駕馭下級；要費盡心力去排除異已，還要防備異已對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學」寫盡官場上官員的智力所向。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從毛家灣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寫給毛澤東的信稿。但是，關於信稿的事，執行毛家灣清查任務的中央警衛局有關人員在其回憶錄中沒有提及，吳德、紀登奎等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及。「兩案」審判中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也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