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初，一組內流言蜚語，盛傳毛的一位女機要員和毛的某位隨員過於接近。汪覺得這影響不好。汪的私生活毫無可議之處，他對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無法了解毛「哪來那麼大的勁」。毛既然是個特異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來看待毛。但他對一組的人則是一絲不苟。四月在杭州時，汪要我開個會，批評兩人。
我認為這件事辦不得。我喜歡那位女機要員，她是個天真純樸的女孩子。我並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隨員只是說笑閒聊罷了。而且，開會批評儘管是好意，但受批評的人，心裡一定不滿意。傳到毛那裡，毛會認為這是指桑罵槐，因為毛本身就有這個毛病。汪不以為然，說我膽子太小，頂多惹得毛不高興了，不在這裡干工作，還可以到別處去干。他是我的領導，我只好奉命開了會。
事情果如所料，儘管語言和緩，但是批評總使人不舒服。女機要員非常不高興，於是聯合了張玉鳳，到毛那裡去告狀，我不知道她們告些什麼。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錯。
幾天後在從杭州回北京的專列上，毛找我談了一次。毛說：「你太蠢了，不該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還是缺少鍛鍊。回北京後，你組織一個醫療隊，到農村搞搞巡回醫療。多接觸社會，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會好一些。」
我決定去黑龍江，現在那裡的人正忙著挖深洞的備戰工作，我可以觀察一下當地備戰的實際情況。
我已經到寧安四個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在村子裡給農民看病，一輛吉普車開來。鍾司令從車上跳下來說：「找你足有兩個小時了。我們從一個村子到一個村子，真難找啊。」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北京中央辦公廳來了長途電話，有緊急狀況，要我立刻回去。我將醫療隊交給張政委和牛醫生，同鍾司令上了吉普車。到牡丹江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這一地區只有牡丹江機場）。鍾司令一定要給我餞行，我推託不掉。但我一點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趕回北京是什麼事情，會不會有了新的周折。
到飛機場已經快十一點了。一架蘇聯制伊爾六十二飛機停在機場跑道上。我登上飛機，機艙中只有我一個人。抵達北京西郊機場已經深夜二時多。毛的司機老張正在等我。
座車在空蕩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駛向中南海。我仍穿著一身厚棉軍衣。車子停在室內游泳池前時，我已滿身大汗，老張對我說：「他老人家坐在大廳里等你。你見過他，我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毛坐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室的正面沙發上，面色潮紅，呼吸急促。他問我在什麼地方巡回醫療。我告訴他在寧安，就是滿清時的寧古塔。他說，那就是顧貞觀寫的那首詞：「季子平安否」給吳漢槎的地方了。我說是的。他說：「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請你回來。你先叫護士長把我的愛克斯光片拿出來看看，明天再給我檢查，說說你的意見。」我向毛報告了一下寧安的義務醫療工作，說在那裡不苦，做「赤腳醫生」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我表示想馬上看看片子。
吳旭君在值班室內拿出毛的胸部愛克斯光照片，對我說：「李院長，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說：「你怎麼叫我李院長呢？」
吳說：「是李院長，已經下了任職命令了。」我流放期間，總參謀長黃永勝、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已經同意通過任命我為解放軍三〇五醫院院長。
我問吳旭君：「到底出了什麼大事？」
原來是當年八月到九月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也就是我去黑龍江後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線後，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劉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經由此會再次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建議。毛幾次打招呼不設國家主席，廢除這個職位。
林轉而尋求汪東興的大力相助。後來汪跟我說，上廬山以前，葉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張設國家主席，「否則沒有林的位置了」。葉知道毛決定撤除國家主席這一職位，便慫恿其他領導人提議。這樣主張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數人的意見。林彪集團主要成員，除了葉群以外，有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司令李作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及陳伯達。汪東興告訴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廬山以前，他們就已商量好，要主張設立國家主席，並要在會議的各分組發言中首先表態，用以左右全會的代表們的發言。
原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陳事先與林彪和葉群商量好，由陳編選馬克思、列寧和毛的一些講天才的語錄，經林彪審定的「天才論」的材料，陳在小組會上宣講。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復任國家主席，並刊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一時會議代表都以為這是毛的意旨，紛紛發言，主張設國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黨委表示，他決不再出任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但大部分中全會的會議代表並不知道。一旦恢復設立國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林彪為唯一可能人選。這便是林的如意算盤。林彪這下犯下了和劉少奇一樣的政治錯誤——以為中國可以有兩個主席。在毛眼裡，想和他齊頭並立是犯上作亂。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嚴厲批評陳伯達，隨之開展「批陳整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