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烏魯木齊的一些維族學生在課堂上。參加一個聚會，是歡送一位被單位派去河南鄭州學習的維族工作人員。歡送目的倒不是因為去鄭州學習是多好的事，而是在這裡，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為聚會理由。聚會地點是一家烤魚店，主要內容當然是喝酒。聚會者中有兩位中學教師，一個教漢語，...

利伯通過「千人計劃」的安排，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長達10年。武漢理工大學還任命利伯為武漢理工大學--哈佛大學奈米聯合重點實驗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學聲稱，他們對該實驗室一無所知，也從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學後來要求武漢理工大學把哈佛大學的名字從利伯的合作項目中刪除。看來，利伯在武漢理工大學的實驗室並不是正大光明地獲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項目，而是違反校際合作規則、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與武漢理工大學搞出來的。

這種「不謀而合」（我們姑且這麼說）都導致了泛民主派選民徹底絕望。他們知道，立法會已經不再是過去的立法會了，兩者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取而代之的，是名為立法會的，並不遙遠卻又顯得嶄新且陌生的機構。因此，他們才做出了和澳門選民截然不同的選擇——冷眼相看，以沉默反抗這荒謬而有序的世界。

反習派似乎不再提「兩個維護」而只提一個維護；習派似乎也不再強調「兩個維護」而只強調一個維護。探究其中的原因，大抵兩條：反習派因對第三份歷史決議極度失望而變得憤怒，不再掩飾對習近平的不滿、反感和反對，因而只提維護黨中央；習近平感受到各方敵意強烈，黨內出現明顯分裂，心下著慌，不得不暫時放下維護習核心的提法，退而求其次，也呼籲維護黨中央。

毫無疑問，在蘇聯的轉型與解體過程中，戈巴契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蘇聯就是讓戈巴契夫給整垮的。他們說，共產黨國家，像蘇聯，除了共產黨自己能夠整垮自己，其他誰能整垮它？這話當然不對。說起共產黨整共產黨，共產黨自己整自己，誰能比得過史達林、毛澤東呢？史達林搞肅反，毛澤東搞文革，多少共產黨的老幹部被整得死於非命，家破人亡。

彭帥和張高麗彭帥和張高麗每到年底，都要回顧總結一下這一年的好事壞事，以便為今後做打算。不善於回頭看的國家和人，往往也不善於向前看，或者說沒什麼前途。從老百姓喜歡八卦的角度看，媒體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麼演藝界的緋聞啦，富翁們的財產糾紛啦等等，就成為媒體上的主...

中共對這次民主峰會全力開動宣傳機器，既想表現十分不屑，又極盡惡毒冥想的攻擊，充分展現了虛妄傲慢面罩下被妒忌狠毒啃噬的煎熬。中共在民主峰會前後翻騰出來的諸多伎倆，可見中共是如何惱怒，不甘卻又徒喚奈何。為了在世界民主峰會期間逃脫孤家寡人的難堪，中共發起了「讀懂中國」的國際會議，只是與美國主導的世界民主峰會相比，世界矚目和無人理睬的對照彰顯了自取其辱。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出現了很久未見的一段論述，那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全黨都要聚精會神地貫徹。」這樣的表述，幾十年來並不陌生，通常強調這一點，都是因為出現了「左」的傾向，出現了不把經濟建設，而是別的什麼東西當作中共的工作中心的現象，才需要祭出這句體現鄧小平路線的核心精神的口號。1992年，江澤民忽略經濟建設，要搞「姓社姓資」和階級鬥爭；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最常講的就是這句話。

一間位於屯門的「直資小學」，居然在所謂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之中，播放南京大屠殺的戰爭真實片段，令部分小朋友害怕至當眾大哭；六、七歲的小朋友，如今不但要學憎恨，還要收看南京大屠殺的電視畫面，難怪最近的移民潮，正是有小朋友的家長首當其衝——只怕小朋友在荒謬的香港洗腦教育下，要在學校收看「大屠殺片段」，只怕留下一生的心理陰影。

加拿大移民部（IRCC）在2021年推出為近屆香港畢業生而設的3年開放工作許可證，讓申請者為獲得永久居留權鋪路。這項特別為港人而設的特殊簽證在推出的首3個月，已錄得超過6,000宗申請，明顯分流了相當部分打算到英國的香港人。實際離港前往加拿大生活的港人肯定比這數字多，畢竟不少人是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移民加拿大，現在不少人的下一代又回到加國；而傳統投資移民加拿大的選項，也依然存在。根據這數字，加拿大一年內最高可以接收數萬香港人，應不成疑問。

我知道他當不了金三胖，更當不了習近平，原因是，一個企業的馬屁畢竟不是黨的槍桿子，殺傷半徑有限。這些土皇帝的把戲，其實也都只能是關起門自娛自樂，出了這個美容美髮企業的大門，這一切瞬間成為笑料。所以，連官媒CCTV也看不下去了，在其網站上對這種做派口誅筆伐。其實，這就是一個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隱喻。在一個人治的社會裡，說真話有風險，拍馬，也未必就能善終。所以，對於心存底線的人來說，雖然也未必安全，但也可以選擇躺平。

通俗地說，我們不能讓自己的每一個銅板都帶者新疆人、香港人、甚至是中國廣大底層民眾的血。當然，這一切似乎正在改變。隨著習近平的持續耍賴，華爾街也一再被打臉。我只是希望，臉打腫了，希望他們也就醒了。

對「田飛龍主義」而言，沒有回應是反抗，解散團體是反抗，沉默是反抗，唯有高呼「支持新香港、支持國安法、香港最民主、香港最多元、我們最幸福」，才是「唯一出路」，否則都是各種各樣的「攬炒主義」。昔日史達林、希特勒、金日成對待「不合作運動」，正是如此這般「入罪」，但他們生不逢時，沒有田飛龍教授的理論基礎。

中共說出如此荒謬的話，主要是因為12月9日到10日，美國將召集110個國家舉行世界民主峰會，台灣和香港的代表受邀參加，而中國被排除在外，難怪它會如此氣急敗壞。這也說明，世界民主峰會的召開，對中共已經產生了心理上的震懾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即將召開的民主峰會也充滿了期待，希望這個峰會不要成為口頭上喊喊民主的務虛的會議，而應當讓這次大會取得一些具體的成果。

我個人，也終於在台灣的金馬影展特別場，鼓起勇氣，看完整部電影。放映期間，幾乎全場充滿抽泣，不分香港人還是非香港人，都仿似發了一場夢。假如電影能夠在香港播放，幾乎肯定能觸動每一人。回到今天的現實，自然感觸更深。2019年的香港人，空前團結，素未謀面的人的互信，不分階級和背景，其實卻是具備了「時代革命」的一切元素。

五六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在海外啟動，資金來源就是中共統戰部。台獨運動早期的大佬們都對我說過，當年為了給民主運動找到激動人心的切入點，選擇了台灣獨立的口號。因為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下，最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暴政。所以民主運動就以台獨運動的面貌，獲得了更多人民的支持。

勸進其實是有範本的，大致是：勸進、固辭，再勸進，再推辭，再勸進，辭不過，勉為其難。無論是2000年前的王莽，還是106年前的袁世凱，都是這麼幹的。此外，勸進這種本身帶有謀逆屬性，掉腦袋風險極高的押寶，因為賭的是九族的身家性命，當然就需要盡全力的占領一切高地，包括道德高地，因此，天道人倫，歷史的命數氣運等等，都是勸進表中的熱詞。

港星切割港人抗爭，台星迴避台灣自決，這些年已不是新聞。但我真的很想說，連被視為根紅苗正的大陸本土演藝界人士都被迫緘默甚至必須下跪換取一份隨時可能被奪走的口糧的時候，作為從來被黨列為不可信任的海外文藝人士，你們的下跪的代價有多大，自己不明白？

每年的感恩節早上，我們都會收到公司大老闆，感恩員工一年來辛勤付出的電郵；同時，部門經理、專業領導也都不忘發感恩賀卡，偶爾，也會有一些小禮物；電郵、賀卡充滿誠摯的、鼓勵性的感恩語句，使每一個員工，包括本人，感覺自己被重視，產生一種為取得的成績而自豪之心情，一種同事間互助互愛之溫馨。

過去一百年，根據這份決議，中共一直駕馭中國的發展，由毛澤東帶領中國「站起來」到鄧小平推動中國「富起來」，再到今天，就是習近平成就中國「強起來」，並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因此從中共來看，既以此大夢為鵠的，而且大業未竟，就不能一天沒有習近平當舵手，正如當年中共建國沒有毛澤東、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同樣是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