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考慮，能夠吸納外籍華人血統且專業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代表中國隊參賽，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僅節約了大量培養成本，奪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從這些外籍華人選手來說，讓這些年輕人考慮中國的政治因素拒絕機會，似乎也不大可能。這些運動員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後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國的華人，不少就是公費選派的，他們出生於文革後期及改革初期，對中共政權的專制黑暗並無切骨之痛，當然也不會教育子女仇恨這個政權。如果獲獎，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是報酬豐厚。

有趣的是，冬奧期間中國代表隊被發現有如谷愛凌等一些備受國籍爭議的成員，去年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谷愛凌表示：「我這個外形和說話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國人，沒有人能否認我是美國人。當我去中國的時候，沒有人能否認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中文流利，對這裡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為什麼中國人會接受同時自稱美國人的谷愛凌也可以代表中國？原來看來相當簡單，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賣婦女的"重災區"。根據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從1986年到1989年，人販子從全國各地拐賣到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48100名。書中最令人驚詫的是徐州市計程車司機拐賣婦女大案。據書中所言，當年整個徐州計程車半數司機都參與拐賣婦女，只要從火車站拉到單身女孩就會轉手給人販子賣掉。這本書還明確寫明了計程車屬於"華航汽車出租公司"、"雲龍旅遊服務公司"和個人私營計程車。

醫學專家紛紛表明，「清零」不切實際，「同病毒並存」是別無選擇的社會現實和抗疫策略，與愛不愛國無關，總之不能擾民過甚，死守「清零」政策不放。以至《明報》在每篇評論後加上按語，表明文章旨在指出政府施政缺失，無意煽動仇恨，儘管不是免責條款，也不能阻止警方執法，但起碼有助取信於法庭，從按語的角度理解文章的用意，盡力保護餘下的言論自由。

清一色」而「完善」的立法會議員，都居然對政府的防疫政策完全無法理解，誤解「清零」將會在可見的將來都持續，既不是只等更多老人打疫苗，也不是等待新疫苗，這不正是說明了，政府目標是什麼，不要說普通市民不知道，連保皇黨立法會議員都不知道嗎？保皇黨不但沒有幫政府解畫，反而幫倒忙，在散播傷害政府自己專家公信力的言論，甚至阻嚇他們表達意見，這不是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勢，是如何荒謬嗎？

人類無法消滅新冠病毒，跟它共存根本別無選擇，「清零」政策註定是行不通的「倔頭路」（沒出路）。不錯，病毒不斷變異，Omicron之後新病毒可能尋回強烈毒性，至今沒有科學家可以斷定，但到時若有需要大可改轅易轍，重推「清零」政策，但絕不能因為未來可能逆轉，便放棄現在因時制宜，以適當措施應付眼前疫情，正如疫情伊始，未有疫苗，也不掌握治療方法，斷不能假定病毒會逐漸變得溫和，而貿然採取放鬆對策，與病毒共存。

隨著過去一年中共及作為傀儡的港府加大打擊香港公民社會的力度，近月逐漸瀰漫著失敗主義及投降主義。近日在中大任教的著名時事評論員蔡子強的受訪言論可以說是當中的表表者，簡單來說，他將失敗歸咎於反送中以來的「激進」做法，這當然是本末倒置的說法，面對一個以非常激進方式想要消滅所有反對勢力的政權，大家用較以往激烈的方式反抗，到底何錯之有？

當時駐西德的美軍空軍司令李梅是二戰中曾指揮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官，他調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飛機，開始向柏林空運生活物資；同時還發急電，請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地調更多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有能用的飛機都投入柏林空運，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規模的空中運輸──柏林空運拉開了帷幕。

在「全民檢測」後，政府又拋出「全民接種疫苗」，又再一次吹噓接種疫苗後，就可以通關；結果接種率愈來愈高，卻永遠都無法達標；接種率的標準愈拉愈高，可是即使100%接種，Omicron卻殺到來，不但令較弱效果的中國科興疫苗無效，甚至連mRNA技術的復必泰也大打折扣，要接種第三針的補充劑。結果「信疫苗」、以為接種過後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幻想，又再告幻滅！疫情兩年了，不但沒有旅遊，出入香港的限制卻愈收愈緊，只見無了期的隔離政策。

對於中共來說，基於所謂的「制度自信」，對於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早已經滿不在乎。冬奧會雖然受到外交抵制，但這種局部的抵制對中共來說不痛不癢，因此也不會在人權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做出任何回應。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內部的政治穩定，也就是「二十大」的順利召開更重要。因此，外界必須有心理準備，在2022年，我們將會看到中共犯下更多的侵犯人權的惡行。

抗疫又是標榜民族主義的時刻，各種措施如只用國產疫苗、封城強迫檢疫、對外長期閉關、健康碼貼身追縱等等，都代表跟西方涇渭分明的中國模式，因此抗疫之餘，更要好好宣揚，以示國威，也增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所以儘管防疫形勢大大有別於從前，也儘管中國模式有多麼不濟，也得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繼續示範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實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減輕檢疫的難度；例如打疫苗，為何不是以效率優先？上海復星買下德國BioNTech的「大中華」代理權，由當時預計上年七月可獲中國大陸的批文，卻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國兩隻著名的滅活疫苗，對Omicron變種都幾乎沒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選擇；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全球多國都最輕易獲批，可謂最受歡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國大陸使用呢？

10日當天，有朋友哭著在電話中對我說：「人權捍衛者所做的一切值得嗎？張青就這樣走了。他們夫妻在一起的日子還不如兩地分居的時間長……！」確實，人權捍衛者和他們的家人實在太不容易了，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常人所難以體會和想像的。我們交流過，張青很明白：一個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先行者的付出，甚至犧牲。張青去世前後發生的一切，使得我們再次認識到：集世界獨裁暴政邪惡於一身的中共，暴政的邪惡程度無人能比。

現在共產黨的大一統才是一個危害，它是強調用一個東西把所有東西都籠住，一國之下沒有多制，一體之下沒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個十七條協議嗎？說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就知道，要把西藏納入中國的版圖，就要尊重別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會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輕易去改變它。但中共後來破壞了這一點，踐踏了十七條協議。

林鄭政府若限於口舌批評，卻不嚴正依法追究犯人，按例懲處違規者，今後不但無以服眾，更不啻是擺明刑不上大夫，明示香港確有法外之區，公務員體系亦確有治外之民，不受管制。如此不作為的話，特首雖然無煽動市民仇視特區政府之意，卻令市民深深不忿而有煽動之實，以現時的標準看，甚至有損害國家安全之嫌。

曾在香港成功推動廢除死刑的國際特赦組織之撤退，有著相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香港一直是國際公民社會組織理想的亞洲地區總部，不過，在《國安法》下，任何外籍人士也都可能因為批評政府或北京當局而被認定觸法，故此，其它國際NGO也有可能考慮遷離。對北京而言，像國際特赦組織這種世界有名的NGO能夠知難而退，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況，在不用付出代價下就解決了他們，且證明《國安法》的確具有嚇阻的力量，而「去國際化」就這樣大步往前。

從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即可見政府民望低落，不止是因為政府官員的責任，而這批所謂「建制中人」比起政府甚至更不堪；即使特首在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這些身為建制一分子的權貴，竟可帶頭知法犯法，不去怪責自己不守法，反過來「不滿」政府對自己人「嚴苛」，足證在沒有民主陣營監察的「建制」，可以墮落到無法無天的地步，不但連為政府「護航」的角色都做不到，反過來拖累政府的民望更向下沉。

這個例子一次過犯了四個錯誤。一是混淆了受訪者與記者的角色和責任，該報導採訪兩位中大畢業生，他們才是消息來源，內容即使有何冒犯之處，甚至警方指內容有煽動成分，也不能毫無證據，便想當然認定記者造假行騙，更不能指新聞機構刻意煽動市民；二是認為個人經驗不可取信，也等於否定受訪者的親身見證，可作為記者常用的新聞來源和題材，正如人證也可當作有效證供一樣。

全球許多國家都在為與武漢肺炎共存來推動經濟反彈與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國則仍以清零為目標，犧牲經濟而採取極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著人事換位，安排習家軍坐上寶座，實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國有什麼好兆頭。

要改變國人的不幸和國家命運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確結論：學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自由和人權，古代中國優於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權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後的今天也證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夠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權。學習蘇聯的政教合一加農奴制，只能讓中國人的命運倒退回兩千多年前，至少不會高於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