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因為寫了「花叢小語」這樣的諷刺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為了自保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對黃萬里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

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

賈植芳《我的人生檔案》：有個文工團員，反右時支部分到兩個右派名額，討論到深夜沒結果，這姑娘去了趟廁所，回來得知自己是右派了。還有個老教授，組織上談話，「黨的困難就是你的困難，現在右派少一個，您解決一下？」教授答應了，扔到山裡勞教了20年。

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中，老覺得父親的話會被監聽。成年後一些傳聞得到證實，一個民主黨派高官的家人，說收拾屋子時，無意在牆上發現電子管的竊聽器。還聽一位老警察說過，當時採用拉線的方式對羅隆基、章伯鈞家進行監聽。這說明從小形成的恐懼感是有道理的。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她當年對國民黨政府的敵視態度客觀上極大地幫助了中共，毛澤東當年稱讚她對新中國的貢獻，說的是實話。她充當新中國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這個政權帶有一定的聯合政府性質，這在客觀上也幫了中共的忙。但是，歲月流逝，毛澤東竟絕情地下了逐客令，並請她到海峽對岸去，這明顯是宣告，她是大陸不受歡迎的人，是國民黨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時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們竟然說出如此絕情的話，宋夫人的內心的震動和悲痛是可以想見的。

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罵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制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著「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嘆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

農工黨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反對蔣介石的中華革命黨，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委會主席，其成員後來主要以醫藥界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與其他黨派相似，農工黨支持中共，在統戰方面為中共建政同樣立下了功勞。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大部分農工黨成員都被打成了「右派」，命運多舛。

她在"文革"中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載。父親歿於被捕之初，女兒生於囹圄之內，丈夫亡於平反之前。所有的親人不斷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驀然回首，茫然四顧，發現最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裡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勳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

章乃器雖然成了右派，但是仍舊保持讀書的好心情，他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鈞先生，每次政協開會，老人手裡都拿著一本書，邊開會邊讀。那時政協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章伯鈞藏書豐富，章乃器從他家借來一套線裝足本《金瓶梅》，但不許兒子看。章乃器兒子章立凡說，他有一次看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竟是「萬里流竄到陝北」，章立凡想不到近代史也可以這樣解讀，從此愛讀禁書。

共黨篡奪中國的政權後，沈鈞儒們主動解散了所謂的「救國會」。從史料來看，「救國會」叫「救共會」才名副其實。一來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變」後，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國會」的工作;二來，「救國會」在王炳南們的操控下沒做過救國之事。

中共《同舟共進》雜誌曾刊文稱，1945年8至10月重慶談判時期，蔣介石六次高呼毛萬歲。而且蔣仇毛憎毛已到瘋狂地步。而據資料顯示，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在公開場合幾次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而私底下評論蔣介石是「草頭將軍」。蔣介石曾在其日記中表示，毛澤東勾敵...

在不得不犧牲良心時，韋君宜力圖儘可能少犧牲點，在不得不下手時，她右手拿起了利刃，左手卻本能地進行遮擋；或者高高舉起，儘量輕一點落下，努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絕情。也因此，她能把寫的批判文章交給被批判者看。

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裡，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發出的是蔑視與鄙棄(儘管消受了你的好煙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屍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

55年逮捕第一個文人反革命胡風的是羅瑞卿，65年第一個被關押又跳樓的也是羅瑞卿;57年第一個跳出來批章伯鈞的是吳晗，67年第一個自殺的也是吳晗;58年批劉伯承、蕭克的是彭德懷，59年第一個被批鬥的也是彭德懷;胡風事件中最賣力的是周揚，後首先被批鬥的文棍也是...

共產黨對「自己人」的無恥與殘暴，立即讓我對自己說，「我這一生，如果我說共產黨一句好話，我不是人養的!」所以，我非常認同阿隆這句話。我以為，反共，可以說是做人的底線。

章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一九七一年，反對國民黨的王造時就死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共產黨的監獄可不比國民黨的監獄!九年後，王造時被兇手「平反」。 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則因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違背天理人倫，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的洋人與華人都沒有好下場。

1946年8月25日,民主同盟招待記者三負責人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論功行賞，親疏有別凡舉有功於共產黨1949年取得政權的「民主人士」都得到了如期的回報，從「民主黨派」、政協、人大、政府、國家的虛職、名譽、地位以至特權待遇。「民主人士」心情舒暢，得意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