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徑
目下海外網絡上還流傳著一篇原載於香港《爭鳴》雜誌2006年1月號的「內部消息」，這篇文章講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但從當年的歷史文獻來看，這一報導也不可能是事實，因為這些人都是民主黨派里出了名的極左派。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的黃炎培和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主任的陳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澤東召見，面授近3小時機宜要他們發動批判章乃器和「章羅聯盟」。那夜至6月10日的5天內，他們有的只是受寵若驚後的涕零感激，哪裡來的「不理解」？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因為寫了「花叢小語」這樣的諷刺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為了自保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對黃萬里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批判」，還馬上寫信給統戰部表明自己的心跡，全信如下：
中央統戰部：
承告清華大學同學們，願約期來談，談的是我對於黃萬里問題的看法，我是這樣的：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報載黃萬里寫「花叢小語」，當時就認為這篇文字太荒謬了，是反社會主義的，將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我立刻嚴正地告訴黃萬里，必須堅決站穩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深刻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並將這嚴重錯誤快快地徹底糾正，不許再犯。
我這幾天連天開會，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會，分不出接談時間為歉。
黃炎培1957．6．30上午
（來源：《新清華》1957年7月9日，原文題為「黃炎培斥子」。）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完全理解黃炎培如此地膽小且過激地和兒子「劃清界限」也事出無奈、主要是為了自保。但是我們同樣不難斷定這樣的一個戰戰兢兢的黃炎培決不會在6月10日給毛澤東寫信，「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於當時的民盟主席沈鈞儒，更是一直被周恩來譽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在5月17日反右還沒有正式開始，他便在《人民日報》上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批判章、羅等人的錯誤言論。」此後，他明知民盟內根本沒有一個「章羅聯盟」的存在，卻還在9月11日發表公告稱：「中國民主同盟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中，起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和作用。這是因為在一個時期內，由民盟兩個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所形成的『章羅聯盟』的右派反動路線——從政治路線到組織路線，曾經在盟內占了上風。『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在不同情況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許多地方組織的領導機關的實權。他們在國家生活的許多部門特別是文教部門還參加了領導工作。他們以及在他們影響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組織的合法地位，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在全國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學界、新聞界、出版界、文化藝術界和其他方面，充當主帥和大小頭目，籌劃、發動、號召和組織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發號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是沈鈞儒以民盟主席的名義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對一個民主黨派的主席來說，這無疑是一種組織性的自殘！當年身處逆境的羅隆基讀了這份公告後不僅疼痛錐心，還立刻寫了一封長信給沈鈞儒，進行了義憤填膺的反駁。鑑於羅的信件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方才問世，彌足珍貴，這裡不妨輯錄如下：
羅隆基致沈鈞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此信約寫於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發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當前的嚴重政治任務」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採用「章羅聯盟」這個名稱，並且說「『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這對我來說，是萬分嚴重的指控。「章羅聯盟」這個名詞的來源和事實根據是什麼，我直到今天還不知道。經過三個月的反省後，我的良心告訴我，「章羅聯盟」這個罪案對我來說，絕對沒有事實根據，是個極大的冤枉。這個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將來總會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後總會明白。現在我願向我公說明這樣幾點：
第一，這兩年來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這方面，都是經過公開正當手續的工作，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什麼勾結，更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兩年來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兩人單獨地聚談過一次，更沒有兩人單獨地商談過民盟事務或其它政治問題。我已經請求周總理和統戰部徹底查究「章羅聯盟」這件事。我這樣聲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鈞兩年來兩人的確有任何秘密勾結，秘密聯繫，秘密陰謀，或兩人共同秘密地對任何盟的地方組織或全國任何盟員發出過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或指示，我願受國家嚴厲的懲治。」
兩年來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個副主席和秘書長進行五人的事先協商，重要事件必經過常務委員會的座談和批准而後執行。絕對沒有什麼事是我同章伯鈞兩人秘密商量後隱瞞著其他副主席而執行了的，沒有什麼事是我同章伯鈞兩人所堅持，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務委員會所反對而執行了的。這些經過，史良、高崇民兩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書長都是參加五人小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兩年來進行工作的情況，我公亦大體都知道。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結，更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就拿五月間成立的科學體制等四個委員會的經過來說，在我這方面，絕對不是同章伯鈞勾結的陰謀。五月中旬，章伯鈞用電話通知我要約文委、宣委、學委三個委員會的負責人來座談展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工作問題。我當時以為章指導文教，我指導宣傳、學習，事既在我同章的職責範圍以內，我就在電話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協禮堂第二會議室向章伯鈞、史良兩位建議仍用四個副主席名義召集座談會，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後才知道章伯鈞指示用章羅名義召集的通知已經發出，並且被召集人的名單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無法補救。但開會時我仍要工作同志用電話請史、高兩位來參加。他們因事未到是事實。四個委員會的產生和各委員會的召集人都是座談會的結果，並不是章伯鈞同我的預謀。座談會只討論了委員會工作的方法，絕對沒有談到工作的內容和目的。後來史、高兩位都分別為「長期共存」和「有職有權」兩個委員會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於準備出國就寫信請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職有權」委員會。我對四個委員會的工作從此以後就沒有過問。曾昭掄、錢偉長利用科學體制委員會制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方案，我是回國後聽了郭沫若院長的發言才知道。這一切事實都證明四個委員會的設立和結果，在我這方面，絕對不是同章伯鈞有了什麼勾結，要進行什麼陰謀。
總起來說，這兩年來，我在民盟的工作，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鈞有了勾結，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書長而做的，亦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由於章羅二人的勾結，強制民盟而做的。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絕對沒有任何勾結，因此，就絕對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章伯鈞在交代中承認「章羅聯盟」，這是章伯鈞對我的誣罔構架，這是他枉撓夥伴，分擔他在盟內外全盤嚴重罪過的陰謀。我提出後面的具體事實來證實他的險詐行為：
甲，章伯鈞在我出國期間，竟造謠向史良說我看過儲安平「黨天下」的發言稿。六月十五日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社交代時，質問章伯鈞何以憑空說這樣的話，章伯鈞承認說：「我個人認為是不對的」（見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緊急會議記錄）。六月二十號我在昆明用長途電話質問章伯鈞何以憑空造謠，章回答說他根本沒有向史良說我看過，這件事應由史良負責。章伯鈞造謠的目的，就企圖誣陷我為儲安平的主謀人和支持人，以納我於罪。這就證明章伯鈞狡詐誣罔的行為。
乙，章伯鈞看到前面計劃失敗了，於是在七月初在農工民主黨內又說：「羅說，開會你來我就來，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發言中又說：「羅隆基不斷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章伯鈞妄圖以此證明章羅有勾結，有聯盟。其實這又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謊言。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這般重視過章伯鈞其人，也絕對不會向他說這樣卑屈盲從，十分無恥的話。事實上民盟許多次會，章伯鈞託故取巧不來，我不止召集了會，而且主持了會。我怎能說開會他來我就來。章伯鈞許多狂妄發言和荒謬主張，我經常反對並且批評。我怎肯向他說：「你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這只是章伯鈞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謠言。章伯鈞這種謊言，適足以證明我同他沒有勾結，沒有聯盟。
丙，章伯鈞說：「從思想聯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聯盟。再變為政治上的聯盟」，這更是章伯鈞飾虛行詐的言詞。章伯鈞對民盟工作專斷獨行，堅持己見，這是幾個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則沉等人都主張把文教委員會分為教育、科學、文藝等委員會，章伯鈞在副主席商談時聲色懼厲地反對，結果三個副主席多數服從少數。又例如人大常委會補選民盟缺額問題，章伯鈞不經協商，專斷獨行，向統戰部提出華羅庚，我同高崇民反對，他向我以辭職相要協，要我讓步，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結束民盟檢查工作問題，我一再勸他趕早進行，並勸他約張雲川、汪世玉、范仆齋等人個別談話，章在副主席會商時，大發雷霆，主張開除並懲辦張雲川、范仆齋，並且認為這是我在團結宗派進行倒章，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辦法。這些事正說明我同章伯鈞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過為著民盟工作順利，我同史、高兩位經常讓他而已。章伯鈞在交代時卻造謠說：「去年民盟檢查工作，羅隆基在我出國期間把它處理掉，這是他包庇我」。事實上檢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處理，我又何嘗包庇過他。章伯鈞為達到在盟內為所欲為的目的，常揚言說，某事總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維漢部長同意如何如何，假傳意旨，騙取幾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這是他經常玩弄的手段，這還能說我同他從工作一致進到了政治聯盟嗎？
丁，章伯鈞自己承認「對知識分子有野心，沒有同羅隆基談過。」（見《人民日報》七月四日）既沒有同我談過，又怎能說形成了聯盟呢？他一年來經常請一大批大知識分子吃飯談天，以宣傳他的政治主張，這完全是他個人一方面私自籠絡勾結的行為。他說：「我想通過羅隆基影響知識分子」「我就請羅的朋友馬哲民、彭迪先、沈志遠、潘大逵吃飯談天。」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鈞要籠絡勾結這一批人絕對不必通過我，事實上他不止沒有通過我，並且從來不約我參加他的談話。他請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吃飯談天，還經常背地裡在談話中批評我，做挑撥離間工作。這是他同我從工作一致進到政治聯盟嗎？
戊，章伯鈞從做了政協副主席以後，得意忘形，驕傲自滿，發表肆無忌憚的言論，提出荒謬狂妄的主張。這是盟內眾所周知，亦為我公所痛惡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張民主黨派要發展幾百萬人，我對高崇民和盟內外許多人都批評過。他狂妄地主張「兩院制」，要把政協變為參議院，我向葉篤義和政協外賓招待委員會以及國際問題組組長批評過，認為此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精神不相符合，並囑咐不可對外賓提出此種錯誤意見。我對章伯鈞的政治主張有這許多反對的意見，我們還怎能成為政治聯盟。
衡老，章伯鈞的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對他一些荒謬政治主張如「民主黨派幾百萬人」，如「兩院制」、如「政治設計院」、如「資本主義國家有絕對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結而形成為政治聯盟。兩個人沒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見解，政治聯盟又從何談起？這個問題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補充材料」中說得很多，此外不再重複。
我堅決不承認有所謂的「章羅聯盟」，我是根據事實和我的良心說的，我絕對不是企圖推卸責任，洗刷罪過……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亦有了將近二十年的歷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風上，特別是在政治主張和政治活動上，分歧太多太大，我們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聯盟，兩年來亦絕對沒有勾結形成聯盟的事實。兩年來由於我接受了盟內許多負責同志的勸告，在盟務上同章伯鈞比較合作，但我同盟內許多負責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為著加強盟的團結，做好盟的工作，不是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羅聯盟」實有其事，並指所謂的「聯盟」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見疑之辜，遭無驗之告，罪責既過分加重，冤案必失當造成，我固長此銜冤飲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長者，愛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實，追究真象，明辯是非，主持公道，實為殷切之望。區區真誠之懷，不敢因顧嫌而不暢陳所見，肺腑之言，幸祈諒察。
三年來我絕對沒有了什麼宗派團體。三年來我沒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動，我沒有寫信或托任何人帶口信給盟內外任何人指示盟務或其他政治活動。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我不止沒有同章伯鈞有任何勾結，亦沒有同盟內外任何人有什麼勾結。◆◆
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這是第一次由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上開的效忠會，比後來文革中紅衛兵的效忠會差不多要早了8-9年！
這裡我要重申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遠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