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郭飛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為他想到美國來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張青。中共當局不准郭飛雄到美國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經夠缺德、夠無人性的了，殊不料還要把郭飛雄拘押；外界本以為拘押幾天也就會放了吧，殊不料當局還要給郭飛雄判刑，而且刑期高達8年。當局給郭飛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想出國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荒唐到如此地步，實在是超出了正常人類的想像。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業受到整肅，應該出現「小民鼓掌，咸與稱慶」。但從習近平當政以來，所有的反腐反行業腐敗壟斷行動，輿論基本上兩張皮：國內媒體一律叫好，國外媒體則從權力鬥爭、打擊政敵等方面評價，基本無視腐敗本身，最後還莫名其妙地出現同情腐敗者聲浪。到了習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動，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通常使用「理性行為者模型」來做出預測，該模型認為，政策制定者會在仔細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並權衡不同行動的成本後，確定既定目標，然後採取理性行動。但人們很容易犯錯誤，因此這個模型在預測政府將做什麼時用途有限。特別是在預測獨裁者的行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獨裁者可以在不受國內阻力的情況下追求不合邏輯的想法。

當中美貿易降格丶高增值產業受阻丶樓市危機不解，加上沒有統計數字但相信依然嚴重的年青人失業問題，若無法找到出路，中國將面臨三十多年未有之社會變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會議後，至今未見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瀾於既倒，正正說明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下行，更在於當局欠缺排難解紛的應變能力。

雙腳站在拉薩的地面上，我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毋庸置疑，這是做過手術的舌頭造成的。我發現，我幾乎說不出幾句完整而標準的藏語，我脫口而出的反而是帶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可是，我的母語原本並非中文啊，只不過我的問題在於，我的母語在成長過程中被置換了。我甚至懷疑這是因為我吃過麻辣兔頭，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連外貌也會改變。

為了吸引外企繞過美國的禁令，孫東披露政府正研究以補貼吸引企業來港，相信這會為特區政府儲備打開一個「缺口」，未來恐怕更多納稅人金錢會以此為理由，流入一些被補貼的科技企業，破壞香港的公平競爭環境，甚至形成「私相授受」的政府及企業文化。

高智晟律師被中共綁架失蹤將滿六年之際，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後，她錄製了一個向中共黨魁習近平要人的視頻，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動呼籲尋找高智晟。就是這件事情引出了中國共產黨隔空與世界正義力量為敵的幕後故事。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來電話說：「我們找的翻譯正在把翻譯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時接到中共爪牙打來的電話，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為美國天主教大學的人權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則你在中國的家人就會有麻煩。」助手說「我們必須馬上另外找人翻譯，並放上字幕」。

六七暴動之後，嚴苛惡法如煽動罪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亦備而不用，香港又回復一個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間中也有鎮壓公民活動，但並不多見。大部分日子，都讓不同政見通過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傳「四人幫」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人闡述三民主義和反攻大陸，有人主張香港獨立，也有雜誌散播無政府主義思潮，或者大談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國際負責人香港也可找到，但這一切不礙香港的繁榮安定，反而兼容並包，逐漸成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火箭軍的大規模洗牌，習近平還有「要準備打仗」的考量。《解放軍報》8月6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文中用雙引號介紹了習近平的強軍興軍思想，「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必須聚焦能打仗、打勝仗，扭住強敵對手，創新軍事戰略指導」云云。王厚斌和徐西盛從海軍和空軍調到火箭軍，似乎是犯了「外行領導內行」的大忌。但習近平可能為的是增強陸海空三位一體的立體核威懾力量。

當地震正在發生，保全還要「請示」，得到領導「允許」後再開門的做法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該有的做法，而是一台機器、一件工具才有的反應。此時此刻，這個保全就是那塊妨礙避險而應該被砸碎、眾人才能逃生的玻璃。在這種危急關頭，只能被迫傷害他們，眾人才得以緊急避險。這個道理與砸碎車窗玻璃才能緊急逃生，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共產官僚應對危機時的僵化死板實在可惡，可是仔細深思後發現：必須得到領導「允許」才能採取行動的獨裁暴政灌輸進人們骨子裡的緊緊束縛住我們心靈的枷鎖，才是最危險的魔咒。

近幾十年，世界經濟增長依靠美國與中國這「雙引擎」。一些西方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均認為，疲軟的中國經濟已經讓世界少了一個增長引擎；如今中國資本撤離西方可能導致部分國家新增就業減少，也使矽谷等一些地區的企業所能利用的資金池縮水。但是，時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內涵，實際上就是圍繞著世界的兩極而伸展。

香港從來也是一個經濟城市，很多投資者都會避談政治，但制度敗壞可以是在朝夕間摧毀，更可怕的是內地的政治影響力已經滲透到監管層面。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國證監會於7月20日會見了香港當地的律師，明確要求淡化中國法律及監管相關風險，具體要求包括不要在公司的上市招股書中對中國的政策或商業和法律環境進行負面描述，這種「赤裸干預」香港金融事務的做法，實際上是自行撕毀一國兩制，斷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高等教育成了生意，學生追求學歷多於學問，面對學界及社會持續出現批評聲浪，李遠哲曾於2005年在立法院公開為教改道歉。然而，台灣高教千瘡百孔，亦不能全怪罪於外行領導內行的李遠哲。但多年來政府都視若無睹，2014年第一所私校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倒閉後，陸續有多所關門，私校退場後的校地至今大多仍是「用途不明」。當初沒有長遠規劃，現在的爛攤子不知該如何妥善處理。

總結一下這場偉大實驗失敗的原因：1）黨內高層對對話的看法南轅北轍；2）黨內開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敵黨內保守派；3）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4）黨內開明派、軍內對話派、學生和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廣泛聯盟。而這四方players（參與者）——黨內開明派、軍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誰也不具備單獨挑戰或戰勝鄧小平等鎮壓派的實力，因此廣泛聯盟應是不得不的選擇。

目前加拿大、馬來西亞、澳洲、英國等地方放寬限制，爭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經濟考慮。反觀特區當局「闊佬懶理」，不但任由人和錢不斷流走，更繼續政治掛帥，一齊從嚴，抹走兩制的本質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