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五四竟然是這樣的（節選）
我留意過五四時代的經濟史，發現今天講的民營經濟這些東西，在五四時代是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講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創辦一家私營銀行，恐怕還有制度的障礙，但在五四時代，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氣，甚至不需要巨額資本，就可以註冊一家民營銀行。從1915到1925這10年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民營銀行。最早的海歸派之一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本金只有7萬元，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小的銀行，但很短時間內就發展成了上海舉足輕重的大銀行。陳光甫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摩根」，在美國、歐洲享有很高的聲望。所以，抗戰時國民政府才會派他和胡適到美國去借款。作為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留學生，他沒有資本，也沒有顯赫家世，白手起家創辦銀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創立了很多在金融業界可以成為標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錢起存——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國卻是創舉。
五四時代不僅可以隨便辦銀行，更可以自由創立企業。另一個海歸派、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回國後就創辦了一系列的紡織企業。榮德生、榮宗敬號稱「紡織大王」、「麵粉大王」，儘管他們創業的起點是1900年，但他們的企業真正做大、起飛也是在五四時代。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幾乎都在五四時代發揚光大，成為各自領域的「大佬」。其實，什麼私有制、股份制、民營企業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時代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談論「五四」是不能離開這個經濟背景的——那確乎是一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時代，經濟的多元化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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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對五四時代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創辦報刊就可以創辦。當然那個時代也有壓制言論自由、關閉報刊的事，但關了報館可以再開，這在法律上沒有限制。結社自由在那時也是稀鬆平常的。周恩來們在南開有覺悟社，毛澤東們在長沙有新民學會。如果過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時代軍閥統治的維度上，只看到軍閥混戰，只說外國壓迫中國，可能會過於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個悖論，租界在帶來治外法權、國中之國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帶來很多新事物，比如說「律師」就是在租界裡面先示範而後影響全國的。甚至一些非常細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齊、自來水的出現、電燈的出現都是模仿租界。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所以在中國產生，租界也是有貢獻的，上海的租界保護了許多革命黨人。
「五四」時當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總統，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凱也好，以及後面的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張作霖這些人，確實都是軍閥。雖然徐世昌是從袁世凱的幕府里走出來的，但是與拿槍者有所不同。在他當總統期間，正好是 「五四」的黃金時代。文人政府當然比張作霖這些人要收斂，要更為節制。幾乎家喻戶曉的是，「五四」學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趙家樓燒掉了，把章宗祥打了。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不一定都是愛國行為了，而且曹、陸、章都是「賣國賊」這種說法也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學生運動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後，一部分比較激進的學生直接往趙家樓去，然後放火、打人。當時北大教師梁漱溟就寫文章說這樣做是違法的，不能在愛國的旗號下為所欲為，愛國不是萬能靈藥，不能打著它的旗號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個時代才能產生真正學貫中西的人
回到「棉紗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創業不久、賺的錢不是很多的情況下，竟然計劃拿出一筆巨款，在經過 「五四」洗禮的學生當中選五個人，贊助他們赴歐美留學，這完全是用民間的方式建立基金會。穆藕初委託蔡元培（以及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物色候選人，最後選出段錫朋、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他們在五四運動中都有突出表現，此時卻被激進的學生們譏諷為「五大臣出洋」）。這五位學生回國後在學術等領域都有建樹。
在五四時代，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蔣夢麟這些人遊玩，而不是去跟達官貴人往來。企業家的心中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對精神的敬畏。那個時代，傳統的東西並沒有失落，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承到1919年前後的那幾年，不僅沒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傳承。中國文化溫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身上仍保留著，西方文化中進取、向上的一面，他們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個著名觀點，認為 「五四」是全盤反傳統，是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化。魯迅講「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胡適講「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講「廢除漢字」……這是老師一輩的一些言論，學生一輩的傅斯年、羅家倫也有類似說法，但在這些片言隻語後面，仔細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師一輩的胡適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恰恰都是熟悉傳統文化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沒離開傳統文化。胡適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版本研究，魯迅雖然叫別人不要讀中國書，儘量讀外國書，但他自己讀的還是中國書多。弟弟周作人說魯迅讀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魯迅的精神資源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中國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這些人說過幾句貌似很激烈的話，就斷定他們是全盤反傳統的。事實上，當時北大的學生有主張白話文、辦《新潮》的，也有主張文言文、辦《國故》的，校方都給予了支持。在北大，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團，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開發表馬克思主義社團的宣言，但北大講其他主義的更多。任何主義，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張，都可以在北大同時並存。這就是蔡元培講的「兼容並包」，它在當時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北大這麼做。杭州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也辦了類似於《新潮》的雜誌《錢江》、《雙十》，但同時有一個反對白話文的學生凌獨見一人創辦一份雜誌，就叫《獨見》，背後也有一些老師支持，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帶標點。
這才是真實的「五四」。 那時沒有遊行示威法，上街集會、遊行是天然擁有的權利——那個時代真正是「大社會、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較弱，政府越弱，社會越大，社會的空間越大，所以才會產生相對開放、相對寬鬆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