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介紹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今年年初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的文章，論所謂「中國模式論」的終結，強調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被壓制和被犧牲的公民權利和人民的政治參與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到了非正視和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這篇文章表明，儘管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在理論上可能有差異，但越來越多的人在對當代中國現實的觀察中，看到的更多是問題和矛盾，而不是成就和和諧；而在對這些問題和矛盾的分析中，越來越多的人從體制內部尋找原因，把政治權力和人民權利問題放在首位，而不是顧左右而言它，把問題推給外部世界和中國社會中政府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因素。
和「中國模式」同時產生的還有一個「北京共識」，其實質就是說國際上對北京的一黨專政能推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提高綜合國力這條道理已經普遍接受了，所以叫「共識」。其實，就像「中國模式」從來沒有被實踐證明有它的普世性一樣，「北京共識」從一開始也只有在一個特定的為「中國特色」叫好的利益集團中流行。這個利益集團不但包括了中國政府官員和它的智囊，更包括了國際資本家和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國際資本家希望一個權力不受限制的中國政府一直存在下去，他們在中國的生意可以不受獨立工會的制約和自由報刊的監督；那些「中國問題專家「則希望這樣一個模式可以為他們源源不斷地提供所謂研究素材和新鮮的結論。現在，如果說「中國模式」已經終結，那麼「北京共識」 也到了快被拋棄的時候了。
最近有機會和來自中國國內的一些學者做交流。有意思的是，那些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人，往往只談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由此而來的國家實力和局限。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綜合國力達到今天這個地步，比他們內部預想的要提前了10到15年，對由此引起的對外關係中的很多問題，例如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實力對比的消長和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的新地位和角色，中國還沒有準備好。他們為此而擔心。在這些專家那裡，經濟增長是中國國內唯一能影響中國國際地位的因素。中國成堆的社會問題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及由此給中國前途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很少進入他們的視野，更不用說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了。對於他們來說，反正中國的「塊頭大」，放在哪裡都能占一塊地方。
但是如果和那些研究國內問題的學者交談，尤其是媒體工作者和研究者，他們深知這個「綜合國力」的「大塊頭」外表下掩蓋的究竟是什麼。有一位學者一針見血地說，「那不叫塊頭大，那叫虛胖」。
「虛胖」這個詞十分形像地把中國綜合國力的外表和危機重重的內里之間的關係表達清楚了。認識到這一點的人，當然不會再去和什麼「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糾纏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