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麼要交稅，什麼不交稅，還是所有東西都要交稅？交了稅，為什麼沒有「完稅憑證」？我這輩子究竟交了多少稅？都用到哪裡去了？從哪裡可以查到？我一無所知。
新民周刊封面：中國百姓繳稅明細
2011年3月2日晚，大連一市民上閘道器注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討論結果
廣東佛山：南海國稅全省首創網上列印繳款憑證
在四川廣安市舉行的第十九個稅收宣傳月和第五屆國稅文化節啟動儀式上，「依法誠信納稅，共建和諧社會」的大字在人群中顯得格外醒目
像減肥一樣減稅
有人說，很多稅對中國人而言是「隱蔽」的，比如：一袋價格為2元的鹽，包含大約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去餐館吃飯，買單費用的5.5%是營業稅和城建稅……中國稅費設置多，中國減稅的呼聲一直很大。
這些年，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這件事，就熱過冷過，沉沉浮浮。前些天國務院終於正式討論此事，民間七嘴八舌又成一鍋粥：什麼這個更重要呀，那個也急迫呀……頭腦清醒的朋友出來喝止：且慢鼓譟，先提高了起征點再說啊！
溫家寶總理在3月5日人大開幕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要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對普羅大眾來送，這是實實在在的利多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夠皆大歡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無成。無論何種方案，每個收入階層的獲益決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讓更多的錢留在自己的口袋裡，對目前頗感稅賦之累的中國老百姓來說，總是好的吧？2月底還有一條消息：車船稅的徵收方法將變成按排量大小分檔計征，由此可見民意的作用在稅法調整中越來越凸顯。
女人減肥的毅力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我們真的希望：像減肥一樣，堅持減稅！
「我們究竟交了多少稅？」
「這些疑問不解決，每當我看到完稅證明上那句話『感謝您為祖國繁榮昌盛做出的貢獻』，心情會久久難以平靜。」
記者/張襦心
是什麼讓姜文站著把6億票房賺了？「索隱派」認為是張牧之在衙門口喊的那句話：「公平、公平，還是公平！」
溫家寶總理曾言：「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溫總理要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將減稅作為「今年給老百姓辦的第一件實事」。
關注「賦稅之痛」，糾結的不是個稅起征點究竟該3000、5000、10000元，還是20000元，而是整個改革中公平如何實現的問題，這恰恰是解決當前中國一些迫切問題的鑰匙。
「你知，或不知，稅就在那裡。」
「第一次感覺到，稅離自己這麼近。」草兒告訴記者。
自從「禁購令」在北京風行，就不斷有在京創業的外地朋友找草兒打聽，是不是可以掛靠在他的公司，補繳個稅和社保。「現在只是限制買房、買車，沒準哪天就得搖號生孩子，將來會不會納稅不滿5年連麥當勞都沒得吃？還是先把這張『護身符』請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話，聽起來有點憂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認，禁購令讓一直以來淡漠的納稅人意識得到了空前覺醒，但竟是以這種方式，多少讓人有點始料不及。」草兒感慨。
早年「納稅人」這個詞只在香港警匪片裡出現過。誰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蘆畫瓢，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感覺一陣彆扭。如今草兒晚上經過燈火輝煌的長安街，她也會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這要花掉多少電費，都是我們辛辛苦苦賺的錢……」
「饅頭稅」這個詞兒還是會讓她感到意外。不斷發酵的爭論提醒草兒在超市收銀的時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裝袋上的標籤。「四個饅頭4.8元，按17%算一下，僅增值稅就交了8毛錢。」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麼要交稅，什麼不交稅，還是所有東西都要交稅？交了稅，為什麼沒有『完稅憑證』？我這輩子究竟交了多少稅？都用到哪裡去了？從哪裡可以查到？我一無所知。」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兒拿出筆來，想要好好算算這本「糊塗帳」。
「這只是一個粗線條的統計，很多人家的實際支出遠遠不止我列的這些，某些企業的稅收減免也沒有考慮。我急於知道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國需要多少成本。」
個稅：最早讓草兒認識到自己是納稅人的，就是每個月的工資條。
草兒每月稅前工資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險一金」，繳納個稅為1958元。丈夫每月稅前工資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險一金」，繳納個稅為4569.25元。一年算下來，草兒夫妻倆的總收入為516000元，繳納個稅78327元，占比超過15%。
「饅頭稅」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讓人們認識到只要有消費，就要繳納增值稅。不僅如此，在我們這個實行流轉稅的國家，企業所交的稅以及以費的名目和形式徵收的「變相稅」，如消費稅、營業稅、城建稅、教育附加費、印花稅、關稅……最終也都會通過市場價格傳遞到每一個人身上。草兒以吃、穿、用、住、行、理財幾大類，分別統計。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樣緊張，基本上都是麵包+牛奶，再給孩子煮一個雞蛋。」得益於草兒愛保留購物小票的好習慣，可以得知麵包每隻3.5元，純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緣山林綠殼雞蛋，29.49元，折合每隻雞蛋3元。
夫妻倆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決，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館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難得周末一家團聚，草兒喜歡下廚露兩手。上個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記錄有烏雞、牛腩、鯽魚、甜豌豆、生菜、鴨梨……這些食材大概是兩天的量，一共消費了近122元。油鹽醬醋這些調料加在一起，每個月的開銷約為128元。
一家人每月還會為紅茶花費200元，果汁花費300元。
「麵包、純牛奶、食醋、綿白糖適用的增值稅率為17%，鮮牛奶、蔬菜肉蛋、醬油、食用油、食鹽適用的增值稅率為13%。餐飲業的營業稅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製免洗筷，還要每頓飯多交5%的消費稅。而且我發現，只要繳納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其中之一，都要同時在稅額總數上再增加7%的城建稅和3% 的教育附加費，這兩項一般是雷打不動的。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哪怕我買一根針，都為城市建設和教育掏了錢包。」
「這麼算下來，我們這一家三口，一個月僅早飯就為國家繳了近100元稅費，計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個月在吃上的稅費大約有438元。」
穿：草兒一家人在穿上講究舒適隨意，並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給自己買了6800元的衣服鞋襪，老公是 2250元，寶寶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稅是17%，加上城建稅和教育附加費，一年繳稅大約為1916元。
用：在算「用」這一項的時候，草兒不由一陣慚愧。「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女人25歲之後就要學會保養，一直都在化妝品和護膚品上特別敢於花錢，追求高檔品牌，在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費稅率，才知道高檔化妝品的消費稅居然高達30%，還要加上10%的關稅、17%的增值稅。我僅化妝品，一年就要交稅3420元。原來我才是家裡真正的『納稅大戶』……」
香水：年消費500元，稅率等同高檔化妝品，繳稅約300元。
理髮：年消費1000元，5%的營業稅+城建稅+教育附加費，繳稅約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費2000元，17%的增值稅+城建稅+教育附加費，繳稅約374元。
其餘雜費：年消費1200元，稅率等同玩具，繳稅約22.5元。
草兒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業繳費單，電費300元，自來水費176元，燃氣費47.15元， 電話費 +網絡220元，手機費300元。
「電費的增值稅率是17%，水和煤氣是13%，國家為了支持郵電通信行業的發展，將電信營業稅率定位較低的3%。我們一年在這上面的繳稅大約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檔手錶里含有20%的消費稅和11%的關稅。一塊1.5萬元的手錶，稅款就占到9150元，非稅價只有5850元。金銀首飾、鑽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費稅、17%增值稅以及附加稅，繳稅4065元。
「減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們一年僅吃、穿、用，就為國家繳了1.3萬元的稅。我都有點不敢算那個天價奢侈品——房子了。」
住：幾年前，草兒在東四環安了家，一套兩居的房子，總價176萬。那麼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稅費？
與房地產行業相關的各種稅費紛繁複雜。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萬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產的稅種有12項之多，涉及房地產的收費多達50項，兩者共計62項。分別為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契稅、個人所得稅、城建稅、耕地占用稅、房屋稅、城市房地產稅、印花稅、土地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資源稅、教育費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約40%為土地出讓金，各項稅費占到15%。而陳萬志抽樣調查了部分項目的稅費，發現竟然占到房地產價格的 30%-40%。
僅以15%算，草兒這套房子的稅費就高達26.4萬。
裝修花了7萬多，按3%的營業稅計算，稅費約為2163元。 家具、電器、餐具、床上用品，總價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稅率計算，稅費約為9911元。
「為了有一個像樣的家，我光稅就至少交了27.6萬元，相當於我兩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資收入。」草兒頓時覺得分外肉疼起來。
行：2006年，草兒丈夫買了一輛馬自達M3，花了16.98萬。
「購置稅=購車款/(1+17%)×購置稅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車船使用稅是 480元/年。1.6排量，適用的消費稅為5%。每月汽油開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稅、無鉛汽油每升消費稅0.2元、7%城建稅、3%教育費計算，占了油價的20.4%，一年交稅2448元。5年來，我們為這部愛車，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稅。」
如果按照新的《車船稅法》，將來這輛車的車船使用稅，還將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財：目前國家免徵利息稅，草兒家的銀行存款，暫時躲過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稅單邊徵收。「沒有仔細算過，估計怎麼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約1萬元。」
累不累？看看稅
10年來，如果不計算波動，草兒一家共收入516萬元，繳納個稅約78萬元，五大類交稅共計46萬，賦稅總額124萬，占到總收入的24%。
根據財政部稅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國《2009年稅收收入增長的結構性分析》報告，2009年我國稅收總收入為59514.7億元，個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64%。工薪所得個稅收入為2483.09億元，占個稅收入的比重約為63%。
「現階段受薪階級成為個稅繳納的主體，貧富差距有不斷拉大的趨勢。」 廣東的全國政協委員彭磷基認為。
「我發現這種情況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一樣存在。《窮爸爸 富爸爸》一書裡面講隨著政府支出的不斷擴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適用，中產者和窮人成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軟柿子』。真正的資本家則利用他們的財務知識逃脫了。若擁有自己的公司，富豪們能將個人支出都計入企業成本，而不給自己開工資。夏威夷的董事會就是你的假期，買車以及隨之而來的車的保險和修理費、健身俱樂部會員費、大部分的餐費都是企業支出，都在稅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兒不是「坐以待斃」的人，善於理財的她，開始尋找減稅之道。
「我打電話向美國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買房子貸的款、醫療開銷、大人小孩的充電教育費用，甚至是搬家費、股票損失、個人丟了東西，都可以申請減免稅。還可以根據自己家的情況，以單身、夫妻、喪偶等分別申報。」
她立刻找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逐字逐句品味「減免稅政策」，最終沮喪地發現，除了中點小彩票能夠免稅外，並沒有一條適用於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
查找資料的時候，草兒偶爾讀到了《德銀中國董事長張紅力將出任工行副行長》這條新聞，驚聞他獲得了100萬元人民幣(合14.7萬美元)免徵個人所得稅的一次性補助，以補償中共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較低的薪水。而這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據工行年報，2009年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稅前總收入為91.1萬元人民幣(合13.34萬美元)。
「只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海外歸國學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帶項目的海外留學生這樣的人才，才有資格享受到個稅減免。國家對人才的鼓勵無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換種更減少爭議的方式？我有時候會想，究竟是他們，還是我們，對減稅的需求最迫切？」
這對夫婦奮鬥10年，如今擁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車，扣掉各種稅款和開銷，存款尚有100多萬。在當今中國，老百姓已經錯過了一夜暴富的轉軌時代，也沒有一個叫李剛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兒這樣的中產生活，已經足以令升斗小民羨慕嫉妒恨。
但這位「榜樣」似乎並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者身份。「物價漲得太快了，我們對未來都很擔憂。目前的生活，是不是還能一直安安穩穩這麼下去，會不會稍有風吹雨打，就不堪一擊？朋友的母親，一個膽結石手術，主治醫生就讓她至少要準備十幾萬，並舉例說某著名人物做同樣的手術，花了100多萬。我家有4位老人要贍養，將來很有可能因病致貧。中產就是一塊痛苦的夾心餅乾。低保、公租房、廉租房、國宅、限價房等等都不會有你的份兒。今天還為自己有幾百萬存款慶幸，明天極有可能一夜之間打回原形 。」
「我有個要好的同學，在美國買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總共才花了35萬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萬人民幣！我立刻讓他幫我留意移民政策……」據說赴境外生子的大軍，已經從香港蔓延到美國、加拿大、紐西蘭……這個群體的主要來自大陸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80後。
讓更多的稅用之於民
一說賦稅過重，磚家就會出來舉例，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而中國的稅收 只占GDP的20%。
但為什麼20%的怨聲載道，51%的卻老老實實排長隊納稅？難道又是國民劣根性作祟？
草兒是一個古文字愛好者，查了一下稅這個字的來源。「禾是象形字，表示莊稼。兌則是會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張開口笑，喜悅的意思。在英文裡，tax來源於希臘文，意為必須忍受。為什麼人們把收穫的禾苗上繳給國家，還會高高興興？」
孟德斯鳩的回答解釋了她的疑問。「稅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交給國家，以便他安全快樂地享有剩餘的財產。」簡而言之，人們共同湊份子，請一位大管家。
請來管家有什麼好處呢？
草兒查閱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學不交一分錢，因為大家都繳了稅。丹麥也是個高稅率國家，稅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攬了所有國民的醫療和教育費用。甚至參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訓等俱樂部的費用，都由政府掏。以至於在給自己的快樂指數打分時，連一個撿垃圾的都給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麥人甚至給出了滿分。
在美國，大學前教育的公立學校學費、課後輔導、絕大部分學生的午餐、基本學習用品均為免費，救護車是免費的。
「我有一位親戚，移民到了溫哥華。她回國看到我為孩子熱牛奶、做飯忙得一塌糊塗，感到不可思議。她生了孩子之後，每到就餐時間，就會有送奶工按響門鈴，送來的小筐裡面，按照營養標準配好了嬰兒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這筆費用由加國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將食物餵到孩子口中。能夠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報前一年個人所得稅的時候填妥『補貼申請』。看來繳稅是不是讓人肉疼，並不是繳多少的問題，而是繳了之後，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們身上。」
祖國感謝您
「繳了稅是不是能享受到，這還是後話。我現在困惑的是，連這些稅怎麼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的稅單，上網即能找到稅款用途清單。一共有幾項類別，每項數額多少，都詳細到小數點後兩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產業稅清單，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訴我繳納的房價比例部分產業稅的總數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說明這些稅的7項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奧克蘭市800.41元；三、 聯合校區319.30元；四、社區大學88.23元；五、灣區捷運交通30.07元；六、東灣公園31.65元；七、污水處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訴 我，我繳納的708.02 元固定財產稅派了17項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圖書館79.00元、街道綠化和路燈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鉛含量10.00元、市公共運輸48.00元等等。
我們交的稅用在了什麼地方？
「聽說個稅起征點要調高，我還是很高興的。但說實話，即使減少了這點個稅，也不會真正對我們的幸福指數有什麼根本性的影響。真正讓我感到壓力的，不僅僅是高昂的醫療、教育、住房費用，還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規的治療，有機會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為了上托兒所、幼兒園排隊的那個亂勁比過年買火車票還激烈十倍。我的一位書法家朋友，託了種種關係，還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終才如願以償地把4歲的兒子送進了自家附近的幼兒園。豐臺一家幼兒園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長從頭天晚上就抱著棉被去排隊報名了。事實上誰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長只是因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著這點微弱的希望去排隊了。在北京上小學是劃片。很多當初為了房價便宜把房子買在郊區的家長杯具了——郊區沒有好的小學。一位朋友為了孩子的跨區上學準備了至少10萬元活動費，發愁的是送禮無門。」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提供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同樣這三項上的開支已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三項支出占比僅14.9%。
剩下的錢跑到哪裡去了？
草兒想到了熱火朝天的高鐵、機場建設。「如果從高鐵、機場削減幾千億投入到醫療教育、減稅里去，會不會讓老百姓『快樂指數』真正提高呢？」此外，還有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務會議、修建豪華辦公樓和政績工程、各種運動會、晚會，還要為各種行政錯誤埋單……
「這些疑問不解決，每當我看到完稅證明上那句話』感謝您為祖國繁榮昌盛做出的貢獻』，心情會久久難以平靜。」
調稅年，開門紅
如何讓稅負結構更合理，讓民眾分享國民財富增長的成果，「調稅」有望成為2011的熱詞。
記者/金 姬
美國人有句俗話：「世上有兩件事你逃不過：死亡和繳稅。」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中國。
美國《福布斯》雜誌公布的2009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把中國(159分)列在亞軍位置，僅次於167.9分的法國，還聲稱中國是稅收花樣最多的一個國家。《福布斯》的這種計算方法和結論已被我國政府和學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軍亞軍，他們感到了稅負之累。自1995年以來，中共政府的財政稅收總額幾乎以超過GDP兩倍的增幅迅速增長，2010年政府稅收淨收入更是達到了7.32萬億元人民幣(財政部稅政司2011年2月數據)。
民間和學界有關減稅的呼聲愈來愈高，政府對此積極回應。溫家寶總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減稅其實是2004年稅制改革以來的主要內容，只不過「結構性減稅」這個詞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才被正式提出。
進入「十二五」開局之年，政府終於動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以下簡稱《車船稅法》)，將由原來「一刀切」的徵收方法，變成按排量大小分檔計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後的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不僅將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稅率級率和級差都有可能相應做出調整。
據悉，在2011年，房屋稅徵收範圍還可能增加，資源稅面臨改革，菸草消費稅也計劃進一步上調，增值稅制度將更加完善，環境稅也可能開徵……如何讓稅負結構更合理，讓民眾分享國民財富增長的成果，「調稅」有望成為2011的熱詞。
車船稅的標本意義
作為第一個從國務院的條例上升為法律的稅種，車船稅也是近幾年來民意徵集最為廣泛、人大作用發揮充分、政府和民間互動較為良性的一個典範。
2006 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暫行條例》，廢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務院發布的《車船使用牌照稅暫行條例》和1986年9月15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但由於《條例》公布前國務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徵求意見，普通群眾並不知情，新暫行條例的稅收金額又比過去翻了一倍，因此在當時遭受民眾一片質疑。
2010年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草案)》全文公布，並向社會廣泛徵求意見。這份《草案》明確我國車船稅將分為7個梯度按照排量進行徵稅。其總價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車較低，大排量乘用車稅負則大幅增加，其繳稅數額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華社針對該草案提指出，目前車船稅漲價是不合時宜的。文章表示，「討論車船稅，先請該稅的制定者釐清徵稅的目的：是調節貧富，是推進節能減排，是抑制擁堵，還是增開稅源，增加各級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說，接下來的討論才有意義。稅務部門不能把私家車當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稅，明年推出新稅種變成一種常態。」
老百姓對車船稅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熱情，畢竟有車一族越來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車已是徵收稅費最多的商品。各種稅費占了購車總費用的40%。一輛車從出廠、購買、保有到使用環節，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車價 10%的車輛購置稅，車價1%到40%的消費稅，進口車15%的關稅，還有燃油稅等，另外使用過程中還包括過路費、過橋費、強制保險費、車檢費等。
於是，《車船稅法》草案一審後上網公布，就收到了10萬條民眾意見，其中有54.62%要求對草案進行修改、降低稅負。全國人大會同有關部門研究，進行重新測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規定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稅額幅度，由草案規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300元到 540元，將1.6到2.0升的稅額幅度，由草案規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這樣一來，2.0升以下占乘用車87%以上車主的名義稅負不會增加。
與2006年通過的《車船稅暫行條例》相比，此次《車船稅法》除了調整稅負結構、將排氣量作為乘用車計稅依據外，還增加了稅收優惠的條件。對節約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車船可以減征或者免徵車船稅。
調整後的車船稅法審議通過後，以大排量車型為主的豪華車廠商普遍反應平靜。某奔馳4S店銷售經理表示，豪華車潛在客戶絕大多數不會在乎千八百元的稅費上漲，「百八十萬元的車都買得起，不在乎多花幾百元。」
車船稅對於調節汽車的使用行為能否產生作用還很難說。國外並沒有車船稅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已開發國家，同樣非常重視私車使用環節的稅收，但都不是固定稅額，而主要通過燃油稅來實現「多開多交，少開少交」的調節功能。這種做法將直接導致百姓的錢包與汽車的節能特性和用車頻度、里程掛鈎，原則上能比「車船稅」發揮出更大、更科學的作用。
儘管如此，《車船稅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聲。
還富於民的一小步
緊跟車船稅之後的稅改話題，便是與最廣大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個人所得稅。作為兔年中國新年以來第二部被討論並準備要修改的稅法。在物價上漲等諸多背景下，國家加強稅收調節，進一步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的方向和意圖日漸清晰與明朗。
2010 年我國個稅收入4837.17億元，占政府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6%。除籌集財政收入的功能，個人所得稅第二個功能是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國外常把個稅稱為「羅賓漢稅」，意思是說個稅在體現社會公平的同時，帶有更多「劫富濟貧」的色彩。從國內情況看，個稅功能遠未發揮出來。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表示，個稅徵收之前的基尼係數和稅後的基尼係數相比可能後者更糟糕。現在中國基尼係數官方數字已經達到0.47，社會貧富差距的調節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調節手段就是個人所得稅。但現在偏偏這個稅種起不到調節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稅和逃稅；而我國個人所得稅的主要負擔壓在了中等階層收入者的身上。據悉，個稅納稅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數最多，約3億人；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人中，近2/3來源於中低收入家庭。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點就交了稅，加上他要購房、買車、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負擔很重。
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後的第二天，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3月2日宣布，將向每名成年市民派發 6000元港幣，並將薪俸稅應納稅額度削減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夠藏富於民，並且可以響應市民的需要及訴求。6000元港幣並不一定足以應對香港居民所面臨的生活壓力，但是香港特區政府連續多年向市民派發紅利、藏富於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國大陸也在走上「還富於民」之路，只不過主要是通過調節個稅來實現的。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歷經三次重大調整。從1980年9月開始，全國人大首次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從此建立，起征點為800元。這對於當時的工資水平而言，起征點已經相當之高。1993年10 月，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修改(中國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個人所得稅修正案草案初審，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 1500元/月。同年10月，個稅起征點又一次提高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實施。
由於此次個稅調整的具體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許多人都把希望寄託於起征點的上調。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每月人民幣2000元，工資、薪金所得採用的是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這項從2008年3月開始實施的個人所得稅法，已經執行了三個年頭。
有專家曾預測，此次調整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或調至3000元。而在坊間，5000元的起征點呼聲也很高。專家認為，調高起征點是國家減輕人民稅負的一個方面，而稅率降低其實也是變相調整了稅負。
按照個人所得稅計算公式，假設以月收入6000元為例，以目前2000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計算，每月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475元；如果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為2500元，每月將繳個人所得稅400元，對比之下，每個月少繳納75元，一年下來就可以少繳納900元；如果以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為3000元為例，每年將少繳個人所得稅1800元。
據悉，減少級次、調整級距，成為此次個稅調整的核心思想。因為我國目前個稅實行的9級累進稅率(稅率從5%—45%)和國外相比，計算方法相對簡單，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貧富差距。還有不少專家建議，應該向國外學習，建立個人所得稅與通脹係數聯動機制，自動調整，這樣計算的個人所得稅更科學。
稅改，不僅是減稅
車船稅和個稅的調整奏響了「十二五」期間我國稅制深層改革的序曲，但稅改的核心是溫總理強調的「結構性減稅」，這並非意味著大規模減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所謂「結構性減稅」就是有增有減，「減」主要是通過稅制改革的方式進行，「增」主要是增收環境稅、資源稅、消費稅等與資源環境相關聯的稅種。
除了對「結構性減稅」的誤解外，大多數國人對於自己繳的稅也是糊裡糊塗，前一陣子「饅頭稅」的爭議就是例證。如果不是政協委員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記者在內都還不知道「饅頭稅」。潘耀民委員認為，17%的「饅頭稅」設置稅率過高，既不科學，還增加百姓消費的負擔，更不利於食品安全。其實，「饅頭稅」只是普通的增值稅。民眾一聽「饅頭稅」就憤怒，和我們多年以來只強調「納稅光榮、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而沒有向公眾普及納稅常識有關。在中國，納稅並沒有給公民帶來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納稅的被剝奪感加強了。
更多的稅種對於國人而言是「隱蔽」的。曾有人根據稅率計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稅份額：一袋價格為2元的鹽，包含大約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去餐館吃飯，買單費用的5.5%是營業稅和城建稅；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約 0.44元的增值稅、0.12元的消費稅和0.06元的城建稅；如果你吸菸，一包8元的香菸包含4.70元消費稅、增值稅和城建稅。
李煒光指出，我國稅制與國外稅制有一個重要區別，中共政府的收入除稅收之外，還有預算內收費、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這些統統加起來與GDP比較，才是真正的「宏觀稅負」……所有這一切，都被一些官員有意或無意忽略掉了。
減稅之外：期待監管給力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兩條，要麼在一次分配環節，加薪；要麼在二次分配環節，減稅。」
記者/汪 偉
在關於徵稅的法律法規政策層出不窮的今天，關於減稅的消息彌足珍貴。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兩會」 前接受網友提問時宣布，國務院將討論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兩天後，《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通過。雖然新的起征點仍然至今沒有公布，但任何減免稅收方面的利多——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納稅人中激起如釋重負的波瀾。相比於對個人繳稅的「斤斤計較」，在對政府收稅及稅收如何使用方面，人們的心態似乎要隨意得多。
根據財政部匡算，中共政府2010年度的財政收入超過了8萬億元。和國民經濟總量(GDP)一樣，中共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政府——這些錢將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裡，詳情現在還不得而知。
審議財政收支預算草案是全國人大的主要議程之一。但在預算報告獲得通過之前，一般公眾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體內容。以2010年「兩會」為例，預算報告直到在人大上獲批兩天後，才向公眾發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開幕後，財政部發布了《關於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儉省，全文約6000字，關於2011年預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財政支出名下分為17大類，每類後僅提供一個總數及其在總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實行財政預算公開」，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讓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辦了多少事。」要實現這個目標，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府的帳本
財政預算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讓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錢。
中共政府的收入非常複雜，即便是有經驗的經濟學家，也不禁會感到頭痛。作為一個通行和規範的概念，教科書中的「財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總和，但在中國，這與事實相去甚遠。中國學者用一個更拗口的名詞——「全口徑財政收入」——來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於統計口徑不同，中共政府的收入會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別很大。財政收入由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兩部分組成，而全口徑財政收入則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讓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國有資本收益等——也計算在內。
19 種稅收貢獻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詳細地闡明各種稅收的稅率和徵收對象，需要一篇專業的長文，而且不能保證讀者能夠搞清楚這些稅收與自己的全部關係。而各種行政事業收費乃至土地出讓金這些不以稅收面目出現的政府收入，其徵收標準和方式更不確定，更複雜也更混亂。對一個專門研究中共政府收入和開支的資深學者來說，要搞清楚中共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一本流行的《財政學》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說，由於大量的數據沒有公布，學者們研究中共政府的收入，有時候必須靠推測。
用較簡單的方式說，一個人，不管他貧窮還是富有，疾病還是健康，從他活著的時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時代戴的紅領巾——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話，節日禮物——包括過年放的鞭炮，熱戀時為情人獻上的鮮花和首飾，為了對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妝品，理一次髮，捏一次腳，養一條狗——或一輛車，買書——或者保險套，為了打發時間而環繞在他身邊的一切現代玩具——從電視機到iPod，為工作而必須使用的電腦、手機、電話以及信息服務，退休之後的旅行、鐘點工、醫院看護，到他死去時候的種種後事——總之，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所得，以及為維持生活而支出的絕大多數開銷，都需要納稅。
但看上去無所不包的稅收並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中共政府的非稅收入接近1萬個億。這其中還不包括行政事業收費和全部土地出讓金。而僅土地出讓金一項，2010年就為各級政府貢獻2.7萬億元收入。
行政事業收費和土地出讓金名義上都不是稅收，但這筆錢歸根結底要由企業或個人來承擔——這種有實無名的稅收非常隱蔽，也使得中國的稅負成了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
《人民日報》2011年初的報導《透視財收八萬億》中，引述了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的話說：「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只有25%左右，低於開發中國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於工業化國家45%的平均水平。」
這個宏觀稅負水平的數據顯然是來自財政部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比較了2007年世界各國的稅負數據後認為，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為25%左右，開發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和45%左右。
這份官方數據頻頻出現在財政部官員口中，顯然是財政部對中國稅負問題的一份標準答案。但這個標準答案與另一個機構提供的答案相去甚遠。2010年，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發布報告說，2009年中國全口徑財政收入為10.8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2.2%。而財政部的數據顯示，當年中國財政收入為6.8億，占GDP比重為20%。社科院版的稅負要遠超過財政部的版本。
馬海濤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稅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實施，人們也能切身感受到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正在逐步下降。」這個結論和社科院報告的主編、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的看法並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讓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說，「中國的稅負會繼續上升至35%。」
減稅能走多遠
儘管《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並未計劃提交本次人大表決，但一開始就是代表和委員們熱議的話題。多個議案、提案和建議與此有關。對新的起征點則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應該定在3000元，有人建議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關於個人所得稅，其實人們的期待遠不止於提高起征點，至少還包括稅率、徵稅方式乃至根據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點，等等。
而對稅收減免，人們的期待又遠遠不止個人所得稅。但中央政府在這方面的表態謹慎。《政府工作報告》對此的表述是「要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
「結構性減稅」是2009年針對金融危機的處置措施的一部分。從2009年開始，規定企業技術改造的投資可以抵扣其繳納增值稅的基數。由於稅率為17%增值稅是製造業企業承擔的主要稅種，減稅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降低金融危機對中國製造業的衝擊。由於融資有保障，並能享受利率優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機中更新和投資大型設備的往往是大型國企，它們從減稅中受益最多。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狀況並未改善，加之這類企業多集中於勞力密集型產業，勞動成本的上升進一步擠壓了其盈利空間，使得稅收的負擔比前兩年更顯沉重。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個老大難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針對這個問題提交議案和建議。提交相關議案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張兆安。「融資難和稅負重是中小企業的兩副重擔」，張兆安說，許多企業在重壓下舉步維艱，遑論做大做強。企業稅負過重也進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間。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兩條，要麼在一次分配環節，加薪；要麼在二次分配環節，減稅。」張兆安說，在東部沿海城市，企業稅負和商業成本本來就高，加上要素價格一直在上漲，企業剛性成本的壓力很大，加薪的潛力並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選擇是政府減稅。
「對個人減稅，要打組合拳」，張兆安說，除了要下調稅率，也要改進徵收方式。比如個人所得稅，提高起征點雖有幫助，但徵收方式更為關鍵。出於征繳便利的考慮，稅收征繳部門對以家庭為單位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方案多持抵制態度。但目前針對個人工薪收入徵稅的方式已經明顯失當，張兆安認為，今後一定要轉向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繳，才能保證公平。
針對企業的減稅，張兆安認為除了要減輕所有企業的稅負，也應堅持進一步結構性減稅。
不合理的稅制已經扭曲了企業行為，也阻礙了經濟結構轉型。儘管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紛紛提出發展現代服務業，但相關產業發展緩慢是不爭的事實。有人認為，四個方面的原因制約了其發展：體制、機制、法制和稅制。增值稅從2009年開始可以扣抵技術改造投資後，和製造企業相比，服務業由於沒有可扣抵項目，仍需按全部營業收入繳納營業稅，稅負明顯偏重。這導致一些製造業企業內部有大量服務業，但企業寧可讓這部分業務寄生在製造業內部，也不願將其社會化，以此來避免高稅率。
但從財政部一再強調中國財政「支出壓力很大」來看，更大範圍的減稅呼聲目前很難得到回應。
公布預算草案摘要之後
「全口徑財政收入」與「財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國的真實稅負，也使得大多數人中國人對活著就在繳稅的事實毫無察覺。多年前，北京王府井書店的圖書發票上除了列出總價，還特別將書價里所包含的稅金單獨列出，以提醒讀者納稅的事實。這種做法是國際通行的，是中國部分消費者多年呼籲但從來沒有實施過的——但有的讀者看到這張發票後很不高興，前去質問書店的工作人員，憑什麼你讓我繳稅啊——他不知道，稅是交給政府的，而且已經包括在了書價裡面。質問的人多了，書店覺得教育納稅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是一個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這種嘗試，沒有繼續在發票里區分書價和稅收。世界變簡單了，讀者不再前來詢問，一位網友調侃：因為這個做法，圖書大廈的幸福指數上升了很多。
當然，一個複雜的世界不可能永遠維持簡單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國老爸對他小有成就的兒子說，現在我們老兩口退休金都是兩三千，夠花，感謝政府。這兒子心裡嘀咕的是，我每個月交的稅正好養活您老兩口——一戶家庭兩代人之間的不同心態，揭示了一個普遍的狀況：稅收不再能隱藏在社會的財富分配圖景下，不為人知地進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經付過一筆錢，人們就會變得「斤斤計較」，比如為什麼要收這筆錢，收去幹嗎了——試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圖書大廈那樣，在價格標籤上分別列出商品價格和稅收，如果每個人繳納的每一筆稅款都有據可查，總有一天，納稅人質問的對象就不會是商家了。這就是納稅人的權利意識。如果質問多了，稅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評估，而到那時候，人們將意識到，國家和政府的任何作為，並不是官員的恩賜，而是來自國民繳納的一分一厘的稅收。
世界上為什麼要有稅收？這個問題的答案和「世界上為什麼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說，稅收是人們為「公正和保護」向政府支付的對價。在這位畢生致力於闡釋制度與經濟發展關聯的經濟學家看來，《憲法》從本質來說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內容在於規定稅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為交易雙方的納稅人和政府，在這起稅收對「安全與保護」的交易中，分別有哪些權利和義務。
納稅人權利的關鍵在於——正如18世紀的美國人說的那樣——「無代表，不納稅」。納稅人的權利首先是政治權利。
僅就稅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項工作是審查政府收稅的理由、標準、方式，其原則是「稅收法定」——決定徵稅是立法機關而不是政府的權力。這需要對稅收方案做充分的公開辯論，人大代表才能夠掌握民意，去決定支持還是反對這一方案。
涉稅法案和行政法規的制定、頒行和實施不透明，已經成了民眾對立法程序不滿的主要來源之一。這反映了一個窘迫的事實：政府的一些收入沒有經過納稅人的許可，也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項工作是審查政府的開銷。稅收的徵收和稅收的開支必須得到監督，才能保證這些錢真的是用於「公正和保護」。審議政府收支預算因此是立法機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但這也並不容易。在2010年的「兩會」上，蔣洪教授準備將下發給代表和委員的預算草案帶回住處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員攔住了，理由正是——「國家機密」。工作人員告訴蔣洪，草案不能帶出會場，當天必須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會議前半程就公布預算草案摘要，已屬進步。但隨後對預算草案的討論和審議能否充分進行，尚有待觀察。
呼喚「陽光財政」
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前一天，蔣洪告訴記者，他的政協提案，主題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財政透明度上。蔣洪的頭髮已經全白——他戲謔地說，自己為「陽光財政」等白了頭。
儘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表達權」不斷見諸各類政治報告，但落實中卻困難重重。2007年頒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政府公開預算和決算報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聞。2010年裡，只有 74家國務院部門公開了本部門的預算收支總表和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不到部門總數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開反對公開預算，並宣稱相關信息是「國家機密」。
蔣洪從2009年開始評估各地政府的財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當年省級平均得分為21.7分。3年來，狀況幾無改觀，「總體上原地踏步」，個別地方還出現倒退。以南方某省為例，2009年的財政透明度得分為62分，在省級政府中大幅領先，第二年評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進一步下降。
蔣洪將希望寄托在《預算法》修正案上。現行《預算法》是從1994年開始實施的，從2004年開始修訂，修正案草案爭議紛紜，提交人大審議的時間幾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過。
目前，由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徵求意見。在本次「兩會」上，蔣洪將向全國政協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針對這部《預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認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稱許之處，如增加了「預算、結算後及時公開」的表述，但也認為，這種原則性的表述需要更進一步地細化。
「在法律上，什麼是及時？什麼是公開？及時和公開的標準是什麼？用什麼方式公開？對誰公開？」蔣洪說，「這些都需要說清楚。」
將 「全口徑財政收入」納入預算是蔣洪的夢想，但這個夢想距離現實還很遙遠。儘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納入預算」，但隨之規定了許多例外內容：行政事業性收費、社保基金投資收益乃至大多數國有資本收益等，都不在預算範圍之內。這些費用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其使用情況不列入預算報告，人大代表無從置喙。
草案的改進在於將而在現行《預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預算的政府收入更多，僅土地出讓金一項，2010年就達到2.7萬億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萬億元，漲幅高達近70%，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納入一般預算，經立法機關審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預算外收入的大頭有土地出讓金、社保基金收益、國有資本收益等等——這些錢的開支是不受立法機關監督的。
即便已經納入預算的開支，距離「陽光透明」還很遙遠。原因之一是預算編制的標準很低。根據預算慣例，預算總數之下，要按預算的用途分為幾大類，每一類下分列若干「款」，進一步說明預算情況，各「款」下又分為若干「項」，以此類推，化整為零，以求詳細齊備，便於審查預算整體合理與否。
提交給人大代表審議的，只是預算的總數，至多是總數下大分類用途。因為缺乏詳細的項目說明，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財政專家，也無法評估整體預算編制是否合理。因此，長期以來，人大代表對預算報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於個別字句的表述——甚至僅僅是修改了報告中的標點符號。
修改稿沒有改變這種局面。實際上，蔣洪認為，修訂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修訂草案規定「一般預算編制到款，重點預算編制到項」，與現狀相比，看似擴大了預算編制的範圍，但蔣洪擔心，這會反過來限制了大對預算內容的監督——政府將有依據拒絕提交款和項以下的詳細預算，而這正是蔣洪要的東西。
「不看各項的預算，就無法評估各款的預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項以下的各目的預算，就無法評估各項預算是否合理。」
可以預計，如果按照蔣洪的理想起草預算報告，那將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詳細也非常專業的大書——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這本書，如何才能有效地審核其中的內容，並最終決定自己的意見？
絕大多數人大代表缺乏審議預算和決算的財務知識，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即使技能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經驗可以積累，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全國人大會議的議程里，審查預算和決算報告的時間安排非常緊張，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預算草案帶出會場，詳加研究，更使得整個審核過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蔣洪說：「要看懂預算的確不易，但在某個層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長的天價煙，新余、溫州、肇慶等地的公費出國游，江蘇某公司的中國新年禮品發放清單，浙江東陽某局長公款按摩，湖南瀏陽某公司負責人的公款消費以及深圳某局幹部公費療養不都是公眾看懂的嗎？財政局似乎沒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裝不懂。」
人大代表從「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條必由之路。現在，應該是先看起來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