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它成為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五四。

　　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魯迅、周作人、許德珩、傅斯年……這些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緊緊相連的人，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他們都在做什麼？

　　1.是陰雲密布？還是春暖花香？

　　1919年6月5日的《晨報》與6月8日的《每周評論》記載5月4日的天氣，是「狂風怒號，陰雲密布，繼之以打雷，閃電，下雨，一時天地如晦」。而陳獨秀的記述是「打大雷颳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一派陰慘暗淡的景象。

　　真的如此嗎？「五四」被捕的學生楊振聲日後撰文說：「5月4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在北大學生范雲的記憶里，「1919年的5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漲。」

　　冰心先生在《回憶五四》一文中，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頭痛」。王統照的描述更仔細：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盪，紅牆裡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

　　五四運動15年後，錢玄同曾對孫伏園說：「你穿著夏布大褂，戴著蒙古式毛絨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統照的回憶中，當天學生「穿長袍的占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5月4日的中午，「三千學生同暴於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難免忿恨之態。」 下午，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裡陪二弟的冰心，從送換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好多學生正打著白旗遊行，「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那天確實有風，但是個晴天，並非「狂風怒號，陰雲密布」。由此可見求真之難，即便同一天天氣的陰晴，也各有說法呢。

　　2.扛大旗的傅斯年早離場

　　5月3日晚，北大全體學生召開大會，傅斯年等20名學生被推為代表，負責第二天大示威的組織事宜。4日大早，傅斯年便來到了堂子胡同國立法政專門學校主持13校學生代表會議。

　　13校學生代表會議決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學，下午1點在天安門前集合匯集，全體抗議帝國主義在巴黎和約上關於山東問題的不公正的規定。下午，3000餘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舉大旗，走在隊伍的前列。

　　遊行隊伍走至東交民巷美國使館門前受阻，遂轉向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他們痛打了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燒趙家樓。

　　這一天，著名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受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委託，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銳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強盜行徑，呼籲「國民下一大決心，作最後的憤救」。他參加組織了集會和遊行示威。

　　軍警趕到時，大部分遊行示威的人噎撤離，許德珩和在外面維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獄。而傅斯年離開現場較早，故未被捕。

　　手舉「五四」大旗的遊行總指揮傅斯年為何提前離開了現場，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頗耐人尋味的是，5月5日，他與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打了一架，於是「賭咒不到學生會裡來工作。」這樣，傅斯年便退出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那天，住在趙家樓附近的鄭振鐸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著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著藍布大褂的學生；從什剎海會吃茶歸來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見滿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說道是消防隊在救趙家樓曹宅的火，這火是北大學生們放的」。

　　3.蔡元培營救學生後辭職

　　最為悲壯者，為廣東文昌（現屬海南省）人氏郭欽光，5月4日行動，他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令，憤然大痛，嘔血盈鬥。彌留時曾嘆息道：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之力，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本政府鎮壓我留學諸君之事，不料亦發生於我等生於斯長於斯之祖國，事可知矣！話畢嘔血更甚。三日後便悄然而逝，享年24歲。

　　5月4日當晚，蔡元培先生參加了北大三院的學生集會，他一面慨然應允全力營救被捕學生，一面卻苦勸學生不要再開會，照常上課，以免「節外生枝，增加營救的困難」，但學生不聽他的，仍四處奔走計劃聯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罷課以示抗議。

　　蔡元培並不反對學生關心政事，「讀書不忘救國」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還在北大飯廳召集學生代表開會，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對於當晚他苦勸學生低調、冷靜一事，蔣夢麟多年後在《北京大學與學生運動》一文中分析到，「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對於蔡元培這樣一個文化救國論者而言，顯然不希望學生個個都變成職業革命家。五四運動鬧成這個樣子，蔡元培覺得自己有負北大校長的職責。於是，當辦完最緊急的事———營救學生後，便辭職離校。

　　4.魯迅忙著買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發表《思想革命》，魯迅則發表小說《藥》，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無意義的犧牲。

　　對他們來說，這一年的5月4日似乎並不太重要。這天，魯迅寫了兩篇文章，周作人乾脆悄無聲息。在整個新文化陣營中，這兩位聲名鵲起的同胞兄弟並沒有參與學潮。

　　在波瀾壯闊的1919年，魯迅在忙著兩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噎客居七年的北京尋找一處大宅子；第二就是舉家遷進京城。紹興的祖宅噎出賣，必須在1920年中國新年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學潮前夜，他開始四處奔波，尋覓新房。

　　5月4日當天，在《魯迅全集》第14卷第335頁中，日記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隱晦著稱的魯迅風平浪靜、輕描淡寫記曰：「四日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並賻三元。下午孫福源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紅白喜事」，下午與文盂談，品茗賞書，一派悠然見南山之勢。

　　而據史料記載，當日新文化運動衝鋒陷陣的劉半農「坐守北大指揮部」，組織社會支持。生死存亡緊要關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魯迅家中，「交與書籍」後，所談何事，這一切，今天也無所考據了。

　　5.胡適等人打算「拆夥」

　　此日，周作人遠在東洋。他與魯迅商定，將家從紹興遷往北京。為此，他於4月告假先回紹興，將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東京岳母家，還沒有來得及去逛上野公園，就聽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趕回北京，約陳百年、劉半農、王星拱4人，去慰問、探視被捕學生，結果被拒絕，只好在門前站著看了一會兒，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胡適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導師杜威。5月6日，才從報紙上得知北京發生學生騷亂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陳獨秀的來信，報告五四運動的詳細經過。

　　胡適是公開的「複課派」，他對學生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

　　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

　　在他的影響下，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初期學生領袖紛紛退出運動中心，並對五四運動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聯合胡、羅等人，要求將北京大學遷到上海去，並討論「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務的沈尹默等人斥為「拆夥的打算」。

　　五四運動一周年時，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6.陳獨秀出了醜聞

　　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5月4日的具體活動，已無法考據。但那時他的境況卻並不太美妙：仕途受挫，緋聞纏身。4月初，陳獨秀便主動辭去北大文科學長職務。

　　據有關記載，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湯爾和家燈火通明，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北大教員沈尹默、馬敘倫正在這裡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湯爾和不是北大員工，但卻是左右北京學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執掌北大也可能與他有關；沈尹默和馬敘倫沒有在北大擔任要職，卻與湯爾和私交甚篤。

　　這四個浙江人之所以湊在一起，是因為報紙刊登了陳獨秀 「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並以152票當選為評議員。

　　甲種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取妾」的要求。陳獨秀傳出這樣的醜聞，自然要懲治。深夜12點，他們才散去。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決定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這一體制更改原定於暑假後實施，現在突然提前，成了體面的人事變動。

　　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他跟北京大學的關係卻從此破裂。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兩人在路上相遇，湯爾和看到他「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7.毛澤東離開北京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間，首度入京的毛澤東心情抑鬱，他當時尚未認清奮鬥的方向。毛澤東曾對斯諾回憶道：「我以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

　　在北大，毛澤東通過借書籤名簿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我試圖同他們談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他傷心地回憶道，「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講南方方言的圖書管理員要說些什麼。」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置身於外。

　　第一次進京，他待了半年；第二次進京，不到4個月，他就不願再待下去了。五四運動發生時，毛澤東噎離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