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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個時候，石康認為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他寫了15部小說，成了百萬富豪。他擁有一套豪華公寓和一輛全新的銀色奔馳。他對自己在北京無憂無慮的生活非常滿意，連出國旅遊都沒有過。
一年後的今天，石康正在考慮移民到美國。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豪或是正在考慮離開中國，或是已經在著手安排此事。石康只是他們中的一個。
石康說，美國更真實。在中國，你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他說，我很喜歡中國，但如果我有孩子，我不希望他們待在國內。他一直在聽車上的英語教學CD學習英文。
石康的個人財富至少有160萬美元，他是富裕的精英階層的一員。這個階層從具有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中獲益最多。他趕上了可算是史上最大規模經濟擴張的浪潮。
然而，儘管共產黨大肆宣傳「中國模式」的經濟成就，但作為成功典範的很多富豪卻在尋找出路。他們在找尋那些用金錢無法在中國買到的東西：更清新的空氣，更安全的食品，更好的子女教育。一些人也對政府腐敗和個人資產安全問題表示出擔憂。
這波富豪移民潮代表著中共和中國民眾之間一份不成文的社會契約逐漸失效：即執政黨實現經濟增長，人民群眾不提政治訴求。自1978年鄧小平推出改革開放以來，正是這份契約讓中國人團結在一起，經歷了諸多重大變革。移民潮所傳遞出的潛在信息似乎是，經過三十年的持續繁榮，富裕的中國人或是開始尋找財富之外的東西，或是早已對財富熟視無睹，現在他們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Sean Gallagh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去年，百萬富豪作家石康到美國各地進行了長途旅行。現在，他正考慮移民去美國。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精英外流是一個可能令人不安的狀況。許多領導人的親屬早就選擇在海外生活或學習。上周訪美、預計將接替胡錦濤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女兒就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學習，其前妻住在英國，習近平還有個姐妹在加拿大。
那麼，到底是什麼改變了石康的想法？一年前，石康首次出國旅遊。最初他只是打算去看望在新澤西學習的女友，但最後他買了一輛寶馬(BMW)X3多功能運動車(SUV)，駕車環遊了美國，行程4萬英里（約6.4萬公里）。
他對美國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他在紐約機場丟了一個袋子，起初他認為紐約是一座「垃圾城市」。但當他把車開到農村，聽著立體聲音響中播放的貝多芬作品，他有所頓悟。
石康說，一旦你離開城市，美國就是一個大花園。這就像交響樂：中國人聆聽這些田園牧歌式的曲調時無法想像那種畫面，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
現年43歲的石康以一些小說聞名於中國，如描述上世紀80年代北京年輕人頹廢生活的《晃晃悠悠》。2007年出版的《奮鬥》被拍成電視連續劇，紅極一時。
遍游美國之際，他在微博上記錄了自己的行程，其中還曾不厭其煩地講述一幢花園別墅相對中國的房價有多便宜。他的微博帳戶現在擁有超過80萬粉絲。
一些讀者說他反華，但他的感受在中國富人當中卻是普遍的。據多項調查，目前中國財富在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有100萬左右，10億美元以上的在150人到300人之間。
Shi Kang
圖為石康在美國。
多數人以孩子的教育為主要理由，其次是空氣品質、食品安全和財務安全方面的考慮。去年管理諮詢公司貝恩(Bain & Co. a)和招商銀行聯合開展的另一項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
近期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投資移民」簽證的需求正在上升。美國「EB5」類簽證每年最多可發放10,000個簽證，條件是在美國投資100萬美元並至少創造10個就業崗位，或者是在農村地區或高失業地區投資50萬美元。
美國移民局數據顯示，2011財年，美國從中國收到2,969份EB5移民申請（每份申請可包括多名家庭成員）。相比之下，兩年前只有787份申請。2011財年中國申請數量占全球總量的78%。
加拿大移民部門數據顯示，2011年，加拿大一個類似的簽證項目收到來自中國的申請2,567份，2009年才383份。由於需求（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需求）太強勁，加拿大從2011年7月1日起把每年申請數量限制在700份以內。不到一個星期，這個指標就用完了，700份申請中有697份來自中國。
中國官方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官方機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研究員張茉楠最近在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上撰寫評論說，中國生活成本的飆升、環境的惡化、社會福利的薄弱和稅收負擔的增加，無疑是這種流失的一部分原因。
她寫道，到一個自認為將會享受到最佳生活品質的地方去居住，是一種自然的選擇；中國只有提高對人才的吸引力，才能使他們和他們的財富不流失到國外去。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已經開始承諾更多地關注生活品質問題。比如去年，在截至2015年的當前五年規劃中，他們就承諾將會進一步關注公共服務的改善和環境問題的解決。
然而，一些千萬富翁卻不會等到那個時候了。蘇彬（音）今年就要為妻兒辦理移民溫哥華的手續，並爭取自己隨後也能過去。作為軍官之子的他1986年開始在北京一家飛機設計院工作。跟他這一代的很多人一樣，蘇彬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賺錢致富上。如今，46歲的蘇彬已是一家航天科技公司的老闆。據蘇彬自己估計，包括各種不動產在內，他的資產淨值目前在8,000萬元左右(合1,300萬美元)。
他說，自己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商業環境。蘇彬說，中共政府的權力過大，國內的種種法規迫使從商者不得不做很多違法的事，這讓人們有一種切實的不安全感。他說，自己公司的經銷商中有四個也申請了加拿大的投資移民。
蘇彬給移民列出的第二條理由是兒子的教育問題。他希望兒子學說英語，並且能夠更自由地思考。蘇彬說，兒子評上少先隊員、第一次戴著紅領巾從公立小學放學回家的那一幕讓他深受震動。少先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兒童組織，相當於西方的童子軍，絕大多數7至14歲的孩子都是少先隊成員，他們要唱革命歌曲，並宣誓忠誠於共產黨。
蘇彬說，我讓孩子把紅領巾摘下來，但我無法解釋紅領巾代表什麼。
2003年，蘇彬曾在加拿大呆過一段時間，但幾個月後便回到國內。當時回國的一大原因是，他發現自己在加拿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做汽車推銷員。10年過去了，他現在擔心的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保住已經賺到的這些錢。
蘇彬說，現在的問題是政府的權力太大了，只要經濟在前進，他們就認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蘇彬不無擔心地說，如果不進行改革，很快會發生另一場革命。
當然，也有些人說是要移民，但可能永遠不會這麼做。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富豪的移民潮或許是中國經濟保持30年高增長的自然結果，這與上世紀60年代以來發生在香港和台灣的移民潮如出一轍。
儘管如此，仍有跡象表明，這股移民潮觸到了中共領導人的敏感神經。包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媒體都刊登了系列文章，警告說申請美國投資移民的中國人可能會失去他們的財富。《中國青年報》就曾警告稱，這種免費的午餐可能是個陷阱。
移民在中國歷來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也是中國國情的有力體現。1644年至1912年統治中國的清王朝就對中國百姓旅居海外持反對態度，並明令禁止中國公民在別國定居，違者斬首。儘管有這項禁令，19世紀40年代仍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逃往美國，以避開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給英國後出現的混亂局面。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最終加入了加州淘金者的行列，也有人參與修建了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
放眼近代，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時，也頒布了移民禁令，這項禁令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被取消。此後，新一代移民來到了美國，他們或為讀書，或為賺錢，不過很多人在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頭10年間選擇了回國發展。
當前移民潮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既不是在逃避貧窮，也不是在躲避政治動盪，許多人說，他們離開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胡潤調查顯示，受訪者平均擁有人民幣 6,000萬元的資產，平均年齡42歲，這個年齡大到足以記得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但是也足夠年輕，學會了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
鄧傑（音）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27年前，在中國市場改革的初期，他在北京的一家國營瓷器廠開始工作，與同事擠住在一個狹小的宿舍里，每個月工資50元人民幣（在當時約合13美元）。
如今，他48歲，經營著自己的化學塗料公司，和妻子和女兒住在豪華公寓裡。他擁有三套豪華公寓。按美元計算的話，他的資產已經相當於好幾個百萬富翁了。他的房產在10年間升值了800%。
然而，他說，他在20世紀80年代對國家抱有的希望，在一次次被潑冷水之後漸漸破滅了。他舉出了很多擔憂，包括同他打交道的官員的極度腐敗，還有新的勞動法規。他說，新的規定出台後，勞動力成本太高，員工的要求也太多。
他說，我代表了許多像我一樣的人。我們曾經想為國家做貢獻。但是，我們現在是如此失望。中國不能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了。中國需要改變。
今年，鄧傑計劃移民加拿大，他18歲的女兒正在申請距多倫多不遠的布魯克大學(Brock University)。他打算住在附近。他說，我想讓她接受國際化的教育，最後定居歐洲。
Jeremy Page
